在分析、评论杨朱（杨子）思想时，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杨朱具有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如有论者说：“杨朱学派认为，人生在世，就是要追求生理欲望的满足”，是“主张只图自身一时逸乐的个人享乐主义”，“处世态度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享乐主义”。（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p.122-123）
持类似观点的论者说：“在杨朱那里，只有主体自身利益、欲望和需求的充分满足，才是现实的和至上的，其中，感官享受与肉体快乐又是必不可少和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应当承认的是，在杨朱学说中的确含有某些自利甚至‘纵欲’的倾向。”（徐华：逆风而行——杨朱“为我”思想新探，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6期）
杨朱“只强调享乐偷生而不管社会制度礼仪。”（石昕辉：杨朱和《列子·杨朱》的思想，南都学坛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5期）
“杨朱主张放纵情欲。”（鲍宇：杨朱学与庄学价值辨析，荷泽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还有论者指出：“《列子·杨朱篇》纵欲思想是对杨朱‘为我’思想的深化和发展。”（权光镐：《列子·杨朱篇〉对杨朱“为我”思想的深化，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下面拟结合这些论者的观点，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总起来说就是，我认为，“纵欲”、“享乐”不可能是杨朱的思想；不能把杨朱的思想归结为纵欲主义或享乐主义。
能够反映杨朱思想的较为可靠的材料是先秦诸子的有关论述，前面已经作了引用。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杨朱的思想是为我，贵己，轻物重生，并没有纵欲、享乐的内容。
那么，可不可能从上述材料中引申或发挥出杨朱具有纵欲、享乐思想呢？这里首先要辨析的是，杨朱是站在什么立场或代表谁说话。前面我也已经分析说明，杨朱是代表当时中下层民众说话，而不是代表上层社会。这些被统治者除了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来供养统治者，还要为国君卖命打仗，并不具有纵欲、享乐的条件，他们首先和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能在那个乱世生存下去。而杨朱作为他们的代言人，也不可能宣扬纵欲、享乐思想。
持上述观点的论者为了论证《列子·杨朱篇》的纵欲思想并不是魏晋放达派思想，特意说明这一思想与《荀子》中说的它嚣、魏牟等人的思想相同。（权光镐：《列子·杨朱篇〉对杨朱“为我”思想的深化，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荀子·非十二子》说：“纵性情，安瓷唯，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但这一解说即使能够成立，也只能表明，《列子·杨朱篇》的纵欲思想与魏晋时期的纵欲思想不一样，却与战国时期它嚣、魏牟等人的纵欲思想相同，无论怎样也不得出该论者所说“《列子·杨朱篇》纵欲思想是对杨朱‘为我’思想的深化和发展”的结论，因为我们知道，它嚣、魏牟等人与杨朱分属不同的思想流派，是怎么扯也扯不到一块去的。这也恰恰说明，战国时期确实存在着有纵欲、享乐思想的流派，但不是杨朱，而是另有其人。
实际上，杨朱不仅不提倡纵欲和享乐，反而是反对这种做法的。先秦典籍中，例如《吕氏春秋》，有些篇章明确反映了杨朱的这种看法。《吕氏春秋·重己篇》提出，圣人要很好地保全自己的生命，首先要“适欲”即节欲。人都想长生，而长生之道在于顺应生命的自然要求，而不是倒行逆施；正是欲望过度使得生命不能顺应自然地发展。所以，圣王在住所、车马、衣服、饮食、音乐等方面，都不是特别讲究，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限。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节欲而顺乎人的生命本性。这一基本思想与及时行乐、以享受为人生第一要义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享乐害生，为杨朱所不取。
珍视生命，必然会反对将感官享受作为人生的主要追求。《吕氏春秋·贵生篇》说：“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这里不仅不让感官享受恣意而为，反而将对其的节制作为贵生之术。
纵欲、享乐是要有一定的条件，必须是富贵之家才能够。而杨朱为了重视生命甚至提出不要富贵的主张。《吕氏春秋·本生篇》说，“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贫贱之致物也难， 虽欲过之，奚由？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 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日伐性之斧。三患者，贵富之所致也。 故古之人有不肯贵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为其实也。 则此论之不可不察也。”这与及时行乐、过把瘾就死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思想研究》（黄忠晶等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
杨子（杨朱）的社会影响有多大——杨子如是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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