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腊月，很多孝顺儿女都会买各种保健品给爹妈“进补”。作为一位曾经在健康媒体工作过多年的新闻记者，笔者对此的态度是不置可否，因为绝大多数保健品对身体健康并不能起到什么有益的作用，有些甚至会产生危害。但是缺乏健康知识的人还是抵抗不住夸张的宣传和因袭的惯性，最终上了圈套，重金买了一堆废物甚至是有害物，进奉到老人面前……
本期“叙诡笔记”，笔者将通过在中医史和保健史上曾经长期被奉为“神物”的人参，来说一说那些其实为我们拜错了的神祇到底是怎么“养成”的。
一、跟着“王气”走
清代著名学者曾衍东的《小豆棚》一书，虽然不少是道听途说之言、鬼狐仙怪之语，但他在其中一条的后面，无比郑重地写了一条“声明”，专门强调：“余在边外四年，此条辨证最确，不特得之采访，亦复亲为考据。一物一地，曾无摭饰半字。”
这一条的名字叫《人参考》。
《小豆棚》
曾衍东是乾隆年间人，这一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人参消费指南”的专著，比如陈烜所编之《人参谱》、唐秉钧所著之《人参考》等等，但相较之下，似乎都无曾衍东这篇小文，对人参史叙述得简洁而条理清晰。
“明季，沁州、高丽、邯郸、百济、泽州、箕州、并州、幽州、妫州、易州、平州并产焉，而上党山谷者为最。上党今潞州太行紫团山，又出紫团参。”上党即上党郡，所辖区域相当于山西和顺、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东地区。这一区域到明代又改称潞州府。陶弘景在《药总诀》中说上党人参“形长而黄，状若防风，多若润实而甘”，是人参中的上品。宋代，上党人参就已经因为过度开采而变得稀缺，因此市场上出现了不少山寨品。宋唐慎微在《大观本草》中记载：欲试上党人参是否真伪，就含人参快步走三五里路，之后呼哧带喘者，所含人参为假，如果气息自如，那么所含就是真品。而文中所提的“紫团参”，产自潞州府壶关县东南一百六十里的紫团山。《梦溪笔谈》记有一事：王安石患哮喘病，医生给他开的药方中必须用紫团参，但“不可得”，一位名叫薛向的官员赠给王安石数两，王安石不受，说：“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此事一来可见拗相公之拗果然名不虚传，二来可见紫团参在当时就已经珍稀到宰相之家亦不可轻得了。
人参之贵，除了本身药性强外，还有其形似人体，暗合“吃啥补啥”的传统学说，且传说此物为“王气所钟”，就是哪里王气旺盛，哪里就盛产人参。比如紫团参，就与唐明皇有关。传说玄宗有一年潜潞邸，登壶关山，“东北有紫云见，光彩照日，因名紫云山，即紫团也”。而这也正是明末清初，“辽参”超越上党人参，成为人参品种的首因。由于辽东是清王朝的发迹之地，产出的人参自然备受“王气”的熏陶，是故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有云：“自辽阳以东，山林中皆有之，盖地气所钟，岂偶然哉！”而《小豆棚》中亦云：“我朝独重辽参，实乃神草，王气所重，味胜力洪，他皆不及。”
辽参的主要产地，是凤凰城和宁古塔。“其产地则曰凤凰城，土人采取甚早，又有船厂，去凤凰城三四千里，稍坚实，六七月可采，又宁古塔，地处极北，去船厂又三五千里，地极厚，天极寒，深秋冰雪载道，采以八九月，其体坚实少糙而多熟。”其实当时产参之地还有很多，但效力大多不如这两处。
二、采参遇巨人
笔者在蒋竹山先生所著《人参帝国》一书中，找到一张从明正统年间到清道光六年的人参价格变化表，其中有两个数据特别说明问题：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人参的价格为每斤一两白银；到嘉庆十二年（1807年），人参的价格已经变成了每斤2240两白银。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人参价格竟然增长了2240倍！
人参价格变化表
何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说白了无非四个字——“供不应求”而已。
有清一代，人参一直是清政府的“特殊商品”，采摘和经营都要有特许执照（即参票），方可进行，否则将受到异常严厉的惩处，哪怕是王公、贝勒、贝子也概莫能外，凡是违例者，有可能被革去爵位。而普通小民，“如偷采人参，枷一月，鞭三百，随行牲畜及所挖之参充公。”而纵使有参票，采参也面临着重重困难。优质人参多生长在深山老林的背阴处，有些干脆就是“无人区”，在古代交通工具匮乏的情况下，刨夫走一趟，顺利的话牲口会病死多半，倒霉的话自己都可能喂了野兽。
清代学者王椷在《秋灯丛话》中写过一个故事，富有寓意：
《秋灯丛话》
有一刨夫“尝结伴入山采参”，不知怎么的迷了路，而且与伙伴们走散了，“绕寻数日不得出”。他携带的粮食已经吃光了，饥肠辘辘，估计自己恐怕就要葬身荒野。这一日忽见密林中有炊烟袅袅升起，顺着方向摸索过去一看，发现是一座石头房子，“有老妪坐门首”。刨夫上前“因告以失路故，并求食”。老妪不说话，只用手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向室内。刨夫进去一看，室内一无所有，“惟见釜中煮白石累累”。刨夫十分惊讶，不知道煮石头何以能当食物，“但把水饮少许，觉精神陡发，顿忘饥渴”。他正走出石室，想向老妪问路，突然见一巨人，“发垂至背，腰间缀树叶如裙，摇曳而来”，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跪在地上向老妪求救。老妪也不理他，待巨人来到面前，与它喃喃作语，巨人点点头，一把拽住刨夫，拉起就跑，疾驰如飞，刨夫闭上眼睛听天由命。狂奔了一顿饭的功夫，巨人突然将刨夫抛掷在地，倏然不见。刨夫睁眼一看，已经出了密林，地上有人的足迹。他循迹而行，终于找到了同伴们，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奇遇。大伙儿不信，跟着他一起往回寻找，却一无所获，只见一片荒烟蔓草而已。
这则笔记虽然玄虚，却也说明了当时采参人动辄迷路不归，或遭遇兽类，总之是尸骨无存者居多。
当然也有奇遇，比如《醉茶志怪》中写一名叫申仲权的人，因为屡试不第，落魄难堪，便出关投奔亲戚，谁知亲戚已经迁往他处。他囊资已罄，万不得已，只好加入了采参的队伍。申仲权本是书生，一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根本吃不了刨夫们的苦，大家都嫌他是个累赘。一天他与与众侣入山，走得累了，在一棵松树下小憩。醒来时，众已不知何所往。申仲权慌忙寻找，“至一处，山重水复，路极曲折，迷不识道”。
这时红日西坠，悲风怒号。申仲权万般无奈，思觅一石窟，借避虎豺。正踟蹰间，见一容貌姣丽的女子，腰系白鹿皮裙，来到溪边，用手掬饮溪水。申仲权上前，解下腰间的瓢给她，女子接过来用瓢舀水喝。申仲权问道于她，女子说此处去大路绝远，你何以来此？申仲权以实相告，说着说着流下泪来。女子便带他转过山坡，来到一处精洁的石室，室内“床几皆石为之，壁上石纹如画，花木人物，神色生动”。女子赠他一物，“如小儿臂，红润鲜软，莫识其名”。申仲权吃了一半，有了些力气，便在石床上睡下。第二天一早按照女子指引的道路，越岭攀藤，终出山外。将女子所赠之物拿出来给人看，方知是一上等山参，“售之，得一百金，治装归里焉”。
《醉茶志怪》
这一类书生荒野迷途，遇见女子获救的故事，在古代笔记中比比皆是，也几乎百分之百出自穷酸文人的臆想，而真相往往只在前半部分，那就是采参者的一去不返在当时是寻常而又寻常的事情。而因为采参失踪者，又以盗采者居多，因为他们为了绕开关卡的稽查、躲避官方的抓捕，只能走夜路、辟野径，比起合法的采参者，无疑要面临更多的危险，正如曾衍东所言：“往往跋涉舒万里，偷挖私货，虽法有严禁，皆愍不畏惧。”尽管如此，人参市场还是一日比一日紧张，“采取人多，滋长不及，售之者贵，用之者多，其货遂至日低一日，其价因之年长一年。”就算是内务府的库存，“亦无久贮”。美国历史学家谢健在《帝国之裘》一书中指出：早在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辽东很多地区就因过度刨挖而导致无参可采，康熙皇帝不得不决定将乌苏里江沿海地区开放给刨夫，“然而野生人参依然数量稀少，到19世纪初，无论在哪儿，幸运的刨夫顶多能在一天之内发现三五棵嫩枝，大多数人数日也见不到一棵人参了。”
三、杀身又破家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人参虽然营养丰富，效力强大，但绝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神”，不仅能延年益寿还能返老还童还能起死回生以及强心续命，甚至还有助金榜题名之用——著名学者高拜石于《古春风楼琐记》中记载，翁同龢殿试时精力不济，猛记起卷袋里藏的两枝老山参，找出咀嚼后，果觉津液流贯，神志奋发，振笔直书，一气到底，如时交卷，终于高中状元，并获得“人参状元”的雅号——它只是一种正确使用就会产生比较良好的医疗效果的药物，从养生保健的角度讲，未必比萝卜的作用强许多。而人参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人心中的“神药”，与清代江南温补文化的兴起密切相关。
蒋竹山先生在《人参帝国》中指出：从明代开始，富庶的江南，很多富户因为穷奢极欲而掏空了身体，渴望通过进补来让夜夜笙歌的生活得以延续。“若富贵之人，则必常服补药，以供劳心纵欲之资。而医家必百计取媚，以顺其意，其药专取贵重辛热为主，无非参、术、地黄、桂、附、鹿茸之类。”不管患者患了什么病，不管患者有病还是没病，反正到了医生那里，开人参总是没错的，“大凡一切病症，其初不宜即服补剂，而中风、痛风、木风尤忌，都门诸贵人喜服人参，虽极清苦者亦竭力购参以服之，为恃此可以无恐也”，以至于耗尽家财。此种风气用一句话形容就是——不怕病死，只怕虚死！正如清代杰出的医学家徐大椿痛心疾首地指出的那样：“服补而死，犹恨补之不早，补之不重，并自恨服人参无力，以致不救。”
当时徐大椿治好了很多“进补病”患者，他们多是因为大量服用人参反而致病或加重疾病，就像明末江南名医王肯堂所言：“其身欲壑太过，藉参补养，每见危殆者，乃不明当用不当用之过也。况杂入温补剂中，则尤谬矣！世人仅知用参之补，而不知行气，徒行壅塞，不能流通矣。”比如某人长期厮混欢场而导致体虚郁怒及神昏身重，每日服用人参三钱后，反而痰火瘀结，身体僵硬如尸，结果徐大椿仅用几文钱的清火安神的平淡药方就治好了他的病；再比如某人患有流注病，从脚到腰有七八处地方溃烂，寒热不食，仅存人形，却长年服用人参，病情却越来越重，且因为人参价贵而致家徒四壁，徐大椿认为以往医者并未针对他滞留在体内经络的痰症来治疗，论断这是“药之误，而非病之真无治也”，遂用普通至极的大活络丹为主要药方，佐以外敷拔管生肌之药，结果很快将其病治好。对此，徐大椿叹息曰：“不知对病施药，徒事蛮补，举世皆然，枉死者不知其几也！”
晚清著名学者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曾经以“人参误服杀人”为题，记录了自己的先祖通奉公亲历一事。
《庸闲斋笔记》
通奉公精通医术，“在四川重庆府同知任内，奉旨驰驿入京视疾，一时求诊者充门塞户，至三鼓甫散”。这时仪亲王遣人来请他出诊，说是福晋重病。通奉公疲惫已极，推辞不去，来人说：仪亲王叮嘱了，如果您实在因为夜深不能至，至少先开丸药给福晋服用，等天明再去王府。通奉公既不知福晋患了什么病，手头也没有什么药，正好书案上有一包莱菔子，此物有促进消化、清热平心之用，属于最平常不过的药物，“服之无碍”，便交给来人说：“姑服此，明日再诊可也。”暂为搪塞。谁知第二天一早，“公尚未起，闻马蹄声隆隆”，原来是仪亲王亲自登门拜谢：“福晋正闷躁欲死，灵丹一服，顷刻霍然，已安睡至今。”通奉公很惊讶，跟着仪亲王到府上一看福晋，方知她患的是风寒微疾，乃是误服人参导致，而莱菔子恰好可以清热平心，所以一服见效。
“天下之害人者，杀其身，未必破其家。破其家，未必杀其身，先破人之家，而后杀其身者，人参也！”徐大椿在《人参论》中的这番话，未免有些偏激，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针对所有迷信“宫廷秘方”、“仙丹妙药”者的警示之语。健康一事，来自于均衡的饮食、科学的锻炼和积极的心态，这些就像生命的本质一样：质朴、平常，但又需要长期的坚持，而绝不存在什么神乎其神的东西——玄之又玄往往是骗之又骗，这句话放到哪里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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