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青年》杂志是国内最早宣传张海迪事迹的媒体。1983年3月，由卢山、王燕生写的通讯——《路，在轮椅姑娘的脚下延伸》与团中央发出的“向张海迪学习”的决定同时刊发在第3期《中国青年》杂志上。1983年5月，张海迪又登上了《中国青年》杂志封面，从这期开始，《中国青年》杂志专门开辟了“向张海迪学习”的专栏，柳斌杰、吴运铎等人陆续在这个栏目发表《海迪精神和当代青年的时代形象》《强者的心愿》等文章，进一步宣传张海迪的事迹。邓小平、叶剑英、邓颖超、李先念、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张海迪的题词刊发在之后的第6期杂志上。从1983年第8期开始，《中国青年》杂志围绕“张海迪幸福吗”的读者来信发起了“当代青年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的问题讨论，共进行了5期，张海迪本人也撰写了《我所追求的幸福》一文，参与了这次讨论。1992年，《中国青年》编辑部又特别邀请她撰写了《再上新台阶》一文，讲述了盛名之下，张海迪在宣传热浪褪去之后十年来的人生历程。
本刊现刊发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原总编辑兼《中国青年》杂志原总编辑胡守文的回忆文章，分享张海迪当年与《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结下的不解之缘。
张海迪登上《中国青年》杂志封面
1983年，我刚进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室不久，就遇上了一件大事。
一日，《中国青年》杂志的王燕生来编辑部串门，闲聊中说起山东聊城有一个叫张海迪的残疾女青年，没上过学，但自学成才，在翻译一本英国长篇小说《海边诊所》，《人民日报》曾做过报道。这个典型不错，女青年、残疾人、没上过学、翻译文学作品——这几个关键词深深吸引了编辑部同仁。当时的编辑部主任林君雄想了想说：“能不能让她写写自己的传记呢？你去。”老林指指我，“试试看！”
我欣然领受了这个任务。当时已近年节，我说：“那就转过年再去吧。”
转年正月初四，我便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去山东聊城的路。未过破五，乡下人讲究不能出门。由济南转道聊城的路上异常清静。黄河故道，落满残雪，空气中浮游着淡淡的炮仗硝烟的清香。这里是战国时齐燕征战之地，鲁仲连射书的美谈即产生于此。明清以后，亦是被形容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的全国沿河十大商埠之一。
海迪并不住在聊城，而是住在离聊城很近的莘县县城，但我仍须先到聊城地委找区团委接头，陪我去的是团省委宣传部干部刘向红。年初四，地区值班的正好是团地委书记，这是一位精精瘦瘦的中年人，见面刚一做过介绍，他就大发感慨：“啊呀——中央文化单位来的干部，作风就是不一样！俺这里年要过到正月十五以后才上班呢，你破五还没过就下来啦，连找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呢。”我说：“随便找个地方，能倒头就睡就行了。”“到哪儿找去？”他两手一摊,“只能住到地区招待所了。”我乐了：“那岂不更好？”他说：“不是好不好的问题，问题是只有那儿还有一个留守值班的，其他能住人的馆所统统关门了。”
书记好不容易把我们安顿下来。偌大的地区招待所，在1983年2月27号的料峭寒风中，只有我、值班人和陪同在内三人，在夜半冷若冰窖的房间被窝里瑟瑟发抖着。我开玩笑：“别看这儿地方小，有三个团长呢。”
初见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摸到了莘县县城海迪的住所。这是一处家属院，我们进门来，海迪首先欢呼雀跃起来——原来团省委的刘向红是她好朋友，因为事先听他说要带中青社的人来，热情好客的她早就等着了。
我首先惊讶于海迪的居所——这是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一张小床，外加一张简陋的小书桌，也就能站下四五个人。我环顾四周，床头、墙上零零碎碎贴着一些字条，细看，是英文单词。床上摊着书本，桌上摞着一堆写过的信纸⋯⋯总之，不算大、不算讲究，但看得出她绝对不是一个闲人。
海迪是个见面儿熟，很快，她就嘻嘻哈哈跟我像老朋友一样了。之后我问起她的经历，她立刻不笑了，一本正经和我讲她有趣的童年、她难忘的伙伴、她看的书、她译的书、她给朋友们正在回复的信件。她讲到小时候妈妈带她去洗澡，有的小孩惊骇地指着她脊背上的手术瘢痕说像“毛毛虫、毛毛虫”时，我明显看到她下意识地咬了一下嘴唇——我体会到这种痛苦的沉重和刻骨铭心。
就这样，我和海迪长谈了三天。三天中，我就像一个守时上班的机关公务员，早来晚走。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像是变了，变成了一位朝圣者。而我眼中的海迪也在变，由“丑小鸭”慢慢变成了一只雪白的天鹅，一只“曲项向天歌”的天鹅。
《闪光的生活道路》
和海迪相处三天后，我该走了。平生第一次和这样一个不一样的女孩儿深谈，感同身受。我的思想掀起了波澜。
海迪的父亲坚持要送我到济南——山东人的实在劲儿，实在让我无法拒绝。
我们在隆冬的鲁西平原上踏雪前行着。海迪的父亲是一位早年的韩国归侨，是一个声若洪钟、畅快淋漓、颇有才华的文化人，极其健谈。一路上，我们都在探讨他这位不同寻常的女儿。看得出，作为父亲的他，面对海迪的残疾，他内心曾有过怎样的熬煎。
我将自己这几天逐渐理清的思绪向他和盘托出——我说：“我对海迪有三条认识，第一，海迪不光是自学成才的典型，也是有着正确革命人生观的典型。”我这样说，当然也是有所指的，此前有个大报，就是将海迪作为自学成才典型宣传的。
我接着说：“第二，海迪不光是残疾青年学习的榜样，也是全国广大青年学习的榜样；第三，海迪不光是学习雷锋的榜样，而且对雷锋精神有了发展，具有了新时代的特点。”听罢我这一番见解，海迪的父亲赶忙摇着大手说：“海迪就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只不过她从小就爱学习，从不怕困难，再就是她很热情，非常愿意帮助别人。”我只好说：“我们各自保留吧，但回去后我要给团中央有关部门汇报。”
我挤上济南回京的火车，刚在靠窗的位子上坐定，就看到窗外匆匆掠过一个熟悉的身影——中国青年报的名记者郭梅妮，这是一位出色的人物报道写手，一位热情的老大姐。我打开车窗和她打过招呼，问她：“郭大姐，你来山东干吗？”“采访张海迪！”她大声回答我。大家不期然为一个目的相遇。是巧合？是偶然？我说不清楚，但隐约感觉到其中的异乎寻常⋯⋯
回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原原本本向老林做了汇报。老林当然高兴，我同时提出建议：向团中央宣传部领导也做一次汇报，争取和宣传部一道，编一本反映张海迪事迹的读物。
我找到时任宣传部部长的魏久明，把我山东之行后的所有想法和盘托出。老魏表现出从未有过的麻利，找来时任宣传处长的柳斌杰，当即拍板，让宣传处的许楠配合我一起编这本书，并定下来一星期内交稿。
《闪光的生活道路》封面
于是，我和许南开始了加班加点的苦战。我们找来《大众日报》和《人民日报》，找来《山东青年》杂志，凡可能发表过海迪事迹报道的媒体，我们都细细地过了一遍。在这期间，梅妮大姐的海迪报道也赶出来了，我又将自己搜到的部分海迪日记放进来，一本约七万字的张海迪事迹终于整理出来了。我为它想了一个题目，叫《闪光的生活道路》，火速征订，竟然有数百万册!
热潮
几乎是在同时,一场掀动亿万人的“学习张海迪”的热潮铺天盖地而来。
团中央宣传部迅速出手，请海迪到北京，安排了一场在人民大会堂的现场报告。已多年没见过
1983 年 3 月,《中国青年》杂志刊发 张海迪报道文章《路,在轮椅姑娘的脚下延伸》
如此动人的场景了——一个残疾青年的人生履历，居然能让万人空巷、泪水横飞!
这场讲演会后，一时记者云集，海迪难以招架，不得不由东直门总参招待所搬到八大处原北京军区内被“管”起来。
1983年2月，宣传海迪的热潮正在掀起。一个月内，《闪光的生活道路》就印发了509万册！这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这时，团中央准备加大对海迪的宣传。我又被确定为“团中央赴山东学习宣传张海迪工作组”成员。这个工作组由团中央青工部长江洪担任组长，中青报老报人丁钢任副组长。成员除我外，还有高伐林、林樾、郗杰英、孙云晓、王裕量，工作组名为学习宣传，实则是去调查核实张海迪事迹，为此后的宣传计划做准备。
再次返回莘县，我是这支队伍唯一的“熟人”了。团省委宣传部陪同是刘向红，一干人悄悄地下来，虽然低调，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肯定有名堂。我们到了海迪家后，便立即投入了工作。我没有关注其他几位同事在干什么，却被海迪书桌上一大堆散乱的信纸所吸引。我随手翻了翻，竟是一些信件的底稿！是海迪历年写给朋友信件的底稿！我蛮有兴趣地一张张翻看起来。渐渐地，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起来——这是一个多么丰富的世界，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世界！
书信
我在事后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描写当时的兴奋和狂喜:
“在海迪家里保存的一摞资料里，我曾看到过这样一封信：‘⋯⋯尊敬的唐大夫，您知道玲玲是个多么好的姑娘吗？她所受的折磨太不公平了，您能再给她治疗一次吗?只要能给玲玲治好病，要血我们输血，要皮我们捐皮⋯⋯’信尾落款是:玲玲的朋友们。
海迪有多少朋友？她说：‘去年一年，就曾给朋友写了360多封信；那都是她下乡认识的知识青年，她家从村里搬到城里，家里几乎每天都来知青，海迪的妈妈总是热情地留大家吃饭。那时，莘县400多名知青几乎都到海迪家去过。海迪的妈妈说，她很高兴海迪有那么多朋友，她从朋友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而她对生活的热情也感染着大家。海迪和朋友的情谊有多深，他们在信里都说了什么？在朋友中，有的被海迪称为‘小姐’，‘阿黑先生’，有的被称为‘my dear friend’，海迪和她的朋友们，不愧是一个‘分子群’。当那些知青上了大学或工作后，信件就成了他们友谊的纽带。人们不禁要问：张海迪，一个行动极其不便的残疾女孩儿，以什么神奇的力量吸引了那么多青年在自己周围？”
我记得，那天整整一个上午，我就站在海迪的书桌前，不错眼珠地快速翻拣着这些信件。我用尽可能短的时间——也许是十秒八秒，也许是三五十秒，快速地判断出哪些信比较有价值，就单独放置在一侧。渐渐地，累积起百余封信件底稿。
到该吃午饭的时间了，我回到宾馆房间，一下躺在床上，感到天旋地转，恶心到要呕吐。我闭上眼，保持静卧姿势,一动也不敢动。我努力控制着自己，同事喊我去吃饭，我只能轻轻地摆摆手。大伙儿以为我想休息一会儿，都没当回事。孙云晓饭后给我顺便带回了一份饭菜，端到我面前喊：“胡兄,别睡了,吃饭！”我仍摆摆手，小孙这才知道我是病了。其实，我知道这是由于一上午低头看东西，颈椎出现问题，并无大碍。
闭目躺在床上，我想到一个问题：海迪信件中有如此多的鲜活的思想，放过是多么可惜呀!我又想到了出书。
对！再出一本海迪的书信日记选！我被自己这个突然冒出的念头所激动，病痛似乎在瞬间烟消云散。晚饭后，我拨通了北京老林家里的电话，将我的上述想法做了汇报，老林一口赞成。我领了这道“圣旨”，立马展开工作。我请同去的高伐林、郗杰英、林樾三人帮我整理誊抄这些信件，在莘县期间就基本完成了这本书的编辑。回京后，我又细细推敲和润色了一些关键处的文字。书出版后，自是又一波轰动，月余时间，发行80多万册。
宣传海迪，中青社算是出了大力。一个文化单位，竟然走在诸多新闻机构前面，出版社领导感觉甚是光彩。当时的副社长刘文治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鼓励说：“小胡，好样的！”
作为编辑，我并不知道当时团中央有着一个宣传先进人物的战略部署。而且，作为此事的决策者，林君雄同志也不可能知道。我们并不比别人高明多少，只是从一个特殊人物的传记约稿入手，被传主的事迹所感动，不期然走进宣传海迪的热潮。这是时代使命，更多是机缘巧合。这是我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
责任编辑:韩冬伊
胡守文,山西大学哲学专业毕业。1982年分配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任编辑。1993年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党组书记并兼《青年文摘》主编。2004年任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副总编辑、党组成员，2016年兼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2010年，任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总编辑兼《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201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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