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中的父亲母亲
刘成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春节前夕，我回老家贵州省六枝特区新场乡看望母亲，母亲对我说起了他和父亲在土地改革中的种种遭遇。
母亲属蛇，生于1929年农历五月十九日，1949年从本乡暮作河（乌江上游）边的大寿地嫁到刘家寨江家，其夫名叫江建华，1950年农历十月初的一天晚上被土匪打伤，经医治无效辞世。起因是这样的：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十七军四十九师一四六团沿湘黔线追歼国民党残部，解放了我的老家郎岱县（现在的六枝特区）。后因成都会战，进驻地方的人民解放军大部分去参战了，只留下少许部队驻守县城，协助地方游击队剿匪、筹建新政权。投降的国民党残部和藏匿的土匪以为“反水”时机已到，纷纷勾结，祸害乡里。农历四月底的一天，乡丁王少向国民党副乡长武培告密说黑坡寨的尚开贵是土匪，刚刚抢了一批货，如果逼他交出来，可以发一笔横财，武培便设计逼尚开贵就范。一天下午，王少找到尚开贵，亲热地说：“兄弟，我们到江建华家打平伙（聚餐）去。”尚开贵虽然知道王少是武培的人，但想到是邻居，王不会害他，答应了。于是，两人带上一些生食就去江建华家。江建华家单独住在距离黑坡寨四五百米的山腰上，母亲刚帮他们煮好东西，手提驳壳枪的武培就闯了进来。王少立即拦腰抱住尚开贵：“兄弟，你的事情发作了。”尚开贵莫名其妙，一边挣扎一边大声质问：“我哪样事情发作了？放开我。”王少说抢人的事，尚开贵坚决否认。武培用枪顶住尚开贵太阳穴，对站在旁边发抖的江建华吼道：“把他捆起来！”江建华便去找来了棕绳。尚开贵见逃不掉，只好说抢了一些东西，藏在喻家大洞里了。
武、王二人将尚开贵五花大绑，押去喻家大洞取“赃物”。
喻家大洞距离江建华家不远，翻过山垭口，走几百米长满荆棘的羊肠小路就到了。该洞口朝天，深百米。大洞旁边有个垂直小洞，深数百米，扔石头下去许久才能听见回声。大小洞底部是斜通的，从小洞底部向上看，可见脸盆大的天空。到了喻家大洞口，武培问赃物藏在哪里。尚开贵说一部分藏在洞壁上的凹陷处，一部分扔进了小洞。武、王二人立即把尚开贵捆在凸出的岩石上，争先下洞取“赃物”。其实，洞里什么“赃物”都没有，说“赃物”藏在洞里纯粹是尚开贵的脱身之计。
当时，邻村大闹地的熊瓦匠正在洞口的山地里薅包谷（给玉米除草）。熊见武、王二人下洞后，立即用镰刀割断了绑在尚开贵身上的棕绳。捆住双手的绳索还没解开，尚开贵撒腿就往反方向的山下跑，途中见我父亲在路边犁田，就大声呼救。我父亲给尚开贵解开手上绳索，尚开贵便飞逃进了深山老林。
半年后，农历十月初的一天深夜，忙完家务的母亲还在昏暗的桐油灯光下补衣服，一伙土匪突然围住了江建华家。江家住的是土墙房，大门是木板做的，门后用粗大的青冈圆木横栓着。土匪们用枪托砸，砸不开，就用斧头砍。已经睡下的江建华听见有人砸门，赶紧爬到二楼上藏起来。不一会，大门被砍开，土匪们一涌而进。摇曳的灯光下，母亲见6个土匪先后冲进堂屋里，一个个都用黑毛帕从头蒙到下巴，只空出两只黑洞洞的眼睛。两个土匪将母亲和江建华的父母押在堂屋里，其余4人翻箱倒柜，寻找“赃物”。趁着混乱，穿着白麻布裤子的江建华悄悄从二楼跳下，拔腿就往侧面的棕树下跑。守路口的土匪抬手一枪，打中了江建华右臀部。搜查的土匪听见枪声，纷纷夺门而出，见江建华已被打“死”，就撤走了。自始至终，土匪们都没有说一句话。其时，江建华并没有死，而是受伤流血过多昏过去了。家人将其抬进家，第二天又抬去20多里外的岩脚镇上找医生治疗。由于缺医少药，拖了一个多月就含恨辞世了，年仅22岁。
很快，尚开贵成了公开的土匪，经常参与国民党残部攻打我党的地方武装，有时还袭击解放军征粮队。一天，成都战役结束后撤回郎岱县剿匪的解放军146团7连突然把黑坡寨围了个水泄不通，可是搜遍旮旯角落，就是不见尚开贵。被俘的王少对解放军说：“尚开贵躲在他自家院坝里的稻草堆中。”尚开贵被活捉后，不久就被枪毙了。江建华的母亲对解放军说：“要是你们早点来，我家就不会出事了。”经过教育，王少改邪归正，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入朝作战，退伍后回黑坡寨务农直至年老病死。当然，这已是后话。
江建华死后，母亲仍然住在江家。当时，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正在进行。可能是整天奔波劳累过度，母亲突染天花，烧得连床都上下不了，只好躺在一堆稻草里听天由命。时值冬末春初，贵州西部十分寒冷，时而冻雨连天，时而雪花飞舞。由于高烧持续不退，江家就叫瞎子二叔用一个木盆装水放在母亲枕头边。烧得天旋地转时，母亲便将整个面部浸泡在水盆里；渴得嘴干舌起泡，母亲就喝盆里的冷水。盆里的水干了，瞎子二叔就摸索着添加几瓢冰凌水。一个月后，奄奄一息的母亲十个手指甲全部脱落在稻草堆里。由于整天睡在稻草上，母亲不仅周身长了虱子，甚至眉毛上也有。虱子经常在母亲脸上爬来爬去，母亲虽有感觉，但右手早已没有知觉，动不了。左手虽然勉强可以抬起来，但够不着面部抹不下虱子。由于不停地抬左手，导致母亲左手总是抬不到与肩齐平，后来虽然好一些，但天晴下雨总发麻，伸缩不能自如。可能是天可怜见，尽管既无药物治疗又无人照看，两个月后，凭着顽强的生命力，母亲的病竟不治而愈，十指也慢慢长出了新指甲。虽然双手仍不能平举，但总算捡回了一条命。农历三月下旬的一天，母亲拄着竹棍回娘家去。那时从刘家寨到大寿地，全是荒山野岭，连羊场小路都没有。其间要穿过黑坡寨，越过平屯坝子，翻过大银子坡，走过尚家小屯，才到波浪滔天的暮作河边。七八里地，母亲从早上走到太阳落山才到舅舅家。
就在母亲九死一生的那段时间，父亲也遭遇了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巨大变故。父亲也属蛇，生于1917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比母亲大12岁。1950年农历三月的一天，老家对面山上的狗场（以十二生肖命名的集市）赶集。大妈去赶场，不幸被流弹误伤，幸亏被及时赶到的解放军送去几十里外的临时野战医院免费治疗，伤口才勉强愈合。
农历八月，漫山遍野的包谷已快收完。一天中午，父亲陪解放军146团七连的侯连长开完动员农民加入农协会的会议后，去一公里外的鱼塘坡砍苞谷秆，顺便收他晾晒在小箐山头上的柴火。那天，天空很蓝，蓝得一丝云彩都没有；阳光很烈，烤得泥土冒出一个个烟圈；还没有砍倒的包谷杆，耷拉着土黄色的枯叶，仿佛束手就擒的土匪。父亲砍完一片包谷杆后，把锋利的镰刀往腰上一别，顺手摘下一盘葵花籽，挼去干枯花蒂，抠出葵花籽，边走边嗑。当他汗流细水地爬到晾晒柴火的山头时，阳光仍然很猛，便踅到山崖上一块巨石阴影里，一边乘凉一边嗑葵花籽，想等太阳西偏后再将柴火拢在一起捆好背回家。可是不到半袋烟功夫，一条碗口粗的乌梢蛇突然从山崖上翻滚而下，横越父亲头顶，直接摔进脚下岩石凹陷处，梭进灌木丛。灌木丛再往下几十米，有个朝天洞，洞口只有簸箕大，十分隐蔽。父亲向下一望，周身立即泛起鸡皮疙瘩，只见丛丛灌木，摇来晃去，乌梢蛇已不见踪影。悚然中，父亲大着胆子“通说”（祷告）道：“难道你是张痘匠？我晓得你是个干人（穷人），好人，一哈（会）我回家给你倒水饭（当地民俗：家中有人病了，认为是孤魂野鬼作怪，家人便在碗里装上少许米饭和清水，一边往门外倾倒一边祈祷）。要找替死的，你去找别人，你找我做哪样？又不是我杀你的。”
父亲刚“通说”完，“哗啦”一声爆响，头上那块数百吨重的巨石突然向父亲垂压下来。父亲大叫一声“拐喽”，就被巨石下落掀起的气浪卷进了岩石凹陷处。轰隆轰隆的巨石碾过丛丛灌木，撞裂块块怪石，直到被隐蔽的朝天洞口卡住才停下来。
不知过了多久，摔晕的父亲慢慢醒过来。头顶的巨石不见了，天空还是那样蓝，但阳光已不是很猛，仿佛还有些红红的温馨。父亲躺的岩石凹陷处，只够身体卷曲，手中的葵花盘早已不知摔到哪里去了，但镰刀和烟杆还在腰上别着。他想撑起来，可是左脚不听使唤。他以为自己被石头砸残废了，不禁悲从中来：一家老小要他一个人养活，如果残废了怎么办？想了一会，他挣扎着坐起身，原来是左小腿被一根枯枝戳了个洞，流出的血已凝固了。其他地方连皮外伤都没有。父亲用镰刀割下衣服一角把伤口包扎了一下，撑起来坐在石头上一边休息，一边感谢化蛇点醒他的张痘匠。
原来，张痘匠是邻村落龙张家十多年前到毕节做生意捡来的“养子”。张痘匠一开口说话，经常冒出的口头禅就是“介支个人呀”，但口音一点也不像本地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只知道那些年落龙周边数十里内的人容易感染天花，他经常走村串户，专门给人种牛痘，所以人称“张痘匠”。张痘匠不仅牛痘种得好，山歌也唱得应山应水。常常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见什么人哼什么调。因此四乡八里的干人都很喜欢他。无论田间地头还是村头寨尾，只要他一个“呜吼”到场，男女老少就没有一个敢与他对唱。他不仅出口成歌，而且内容大多是其他人不敢唱的。父亲清楚地记得张痘匠曾把民间小调《十想郎》唱成《十想粮》，他自唱，自问，自答，内容全是佃户辛辛苦苦春种秋收，为什么还没到过年粮食就没有了等等。据说有天晚上，寨子上曾经当过保长的鲁某某组织乡人聚会，张痘匠不请自来，一曲歌罢，众人醉倒，惹得从毕节嫁到鲁家的漂亮媳妇不顾禁忌，大着胆子与他对唱了几首，为此种下了杀身祸根。时隔不久，鲁某某就雇邻寨杀手在我老家对面的小箐岩旮旯把张痘匠杀了。我读小学时不止一次听爷爷说，张痘匠被杀的那天是去狗场给人种痘，回来时边走边唱，刚到小箐岩旮旯，事先埋伏在岩旮旯里的杀手突然跳出来，冷不防从后背捅了张痘匠一杀猪刀。张痘匠刚转身，杀手又使劲捅了他胸口一刀，张痘匠哼都来不及哼一声就软坐在地上了。杀手见张痘匠已死，就把尸体拖到路边一块岩石下，掰了些绿叶青枝盖住。这一切，恰好被赶场给别人医马回来的爷爷看见。爷爷距张痘匠不到两百米，由于山路弯多，灌木如屏，杀手没有发现爷爷。爷爷被吓坏了，只好躲在荆棘丛里，直到杀手走了好久，爷爷才敢悄悄回家。当天深夜，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杀手竟约鲁某某之弟去把张痘匠的尸体抬到小箐岩旮旯半山腰，扔进了从来没有人进过的朝天洞。不知是担心事情会被鲁某某之弟透露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把张痘匠的尸体扔进洞里的那一瞬，杀手把鲁某某之弟也推下了朝天洞。第二天上午，杀手才告诉鲁某某，说其弟不慎掉进了朝天洞。鲁家就要杀手下洞去把鲁某某之弟吊出来。杀手把麻绳系在腰上吊下洞后，看见奄奄一息的鲁某某之弟趴在张痘匠尸体上，就把鲁吊出洞来，一脚把张痘匠的尸体踢下了更深的洞里。鲁某某之弟从此一病不起，没多久就死了。张痘匠死因的另一民间说法是：张是红二六军团长征路过毕节时留下的地下党，专门来落龙地区发展共产党的，因行踪被国民党乡长知道了，就叫杀手杀了张痘匠。张痘匠是不是地下党无人知道，就像他是哪里人无人知道一样。我在家乡六枝特区政协从事文史工作时，曾经查阅过附近七八个县档案馆的敌伪档案和党史资料，既没有看到过有关共产党人在落龙地区从事地下活动失踪的资料，也没有看见过国民党档案的相关记载，但张痘匠在落龙地区给人种痘不收钱确是事实。不过，我始终对他那人所共知的口头禅“介支个人”很吃惊：这不是《十送红军》里的衬词“介支格人”吗？但具体是什么意思，至今仍不甚了了。其时，正是解放军大部队离开贵州省前去参加成都会战的时候。张痘匠被杀后，国民党乡长为了笼络人心，押着我的父亲和本寨的石少先、罗舜卿去朝天洞里把张痘匠的尸体弄出来。因有这个遭遇，父亲便认为是张痘匠显化了他。他慢慢撑起来，向着朝天洞拜了两拜，然后砍了一根木棍拄着，天黑前挨到家，找草药医治了一个多月才能下地。谁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父亲身体刚恢复没几天，大妈右脚旧伤复发，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了。
母亲对我说，正当她在娘家将养时，解放军大部队又回来了，土改工作组要她回落龙一边参加土改，一边揭发土匪罪行。后来，经村邻王家珍和刘玉珍穿针引线，母亲于1951年农历六月二十二日嫁给了父亲。
从此，父母双双参加了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清匪反霸中，母亲经常为解放军工作队免费做饭，他们什么时候来到家里，只要有吃的，母亲都会毫不吝惜的招待他们。父亲每天不辞劳苦，不怕打击报复，经常带领解放军武工队和土改工作队深入发动群众，抓获散匪，不久被选为村农协主席。后来改任生产队长，一直干到1964年才卸下肩上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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