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19时，2022年诺贝尔文学揭晓，获得今年的荣誉是法国作家安妮·艾尔塔（Annie Ernaux），获奖评语是“因她的勇气和临床的敏锐性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国内中青年很少听到这位作家“名头儿”，这也和几十年来国内翻译西方作品数量、品质有关，笔者想起一位民国期间大量引入西方文学的作家——戴望舒，他也是开介绍西方作品先河第一代文化人。
1927年，30岁的徐志摩刚解下11年的婚姻枷锁，与新婚妻子陆小曼携游西子湖畔，拍摄属于他们的恩爱照片。与此同时，离杭州不远的上海，满树丁香深巷香，22岁的戴望舒在幽静的小巷，遇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丁香姑娘”。
在这一年，民国文坛最荒诞的两段爱情出现了：花心的徐志摩为爱收心，朦胧的戴望舒因爱而疯。情，最是动人心魄，无数人因情而折倒，无数人因情而闻名。而戴望舒的深情，不仅是一种情感表现，更代表着他的生活态度。
斗转星移，时间穿越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个夏天，一晚笔者在香港出行，当地友人同我出行在车经港岛半山薄扶林道，突然指着窗外说道：“你看，那就是戴望舒住过的林泉居了。”我循他的指点望过去，路灯后的黑暗中，只看见一片浓密的树影，亮着几点灯光，一闪而过，什么也看不见，就过去了。
1938年戴望舒从上海到香港，前后近9年，住薄扶林道92号一栋楼房，命名“林泉居”，并用“林泉居士”笔名写了不少作品。
新世纪初的一年我再一次踏上此路，那是一条上坡支路，山丘上已是新建的利嘉大厦。诗人和时代，都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只在现代文学“传记”的文字里，被人记着。
重访林泉居旧地，没想有缘得遇看到一份戴望舒亲笔译诗手稿。
▲戴望舒手稿原件共翻译五首阿尔陀拉季雷诗作，译诗后附文介绍诗人的生活、自白、著作及对于诗的意见，均刊1937年2月份上海《新诗》月刊。
手稿上，半世纪前的墨水，依然焕发着那个年代的味道，一手漂亮的钢笔字，略带潦草的疾书，却是字字清晰，带着飞扬的神采，轻快地写在已微微发黄的稿纸上，好像诗人生命的呼吸，轻轻镌刻在纸面，静静穿越岁月的烟尘，唤醒淡远的记忆。
手稿一共8页原稿纸，首行端正地写着：“阿尔陀拉季雷诗钞”及“戴望舒译”一行钢笔字。连同一页旧单线纸，贴有两张1939年旧剪报，为当年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剪下来的两首戴望舒诗作《元日祝福》和译诗《马德里》。此外还有一本《戴望舒译诗集》，施蛰存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初版。都是得自上海施蛰存家中旧藏。
施蛰存（1905－2003），是戴氏一生“最亲密的朋友”（施氏语），两人一生知交，终身关系密切。1927年戴氏就住在松江施氏家里的一间小厢楼上，以楼窗前小巷里一位“丁香一样的”姑娘的身影，写出了中国新诗史上的一代名作《雨巷》，他也因此在被定位为“雨巷诗人”。诗里那位姑娘，就是施蛰存的大妹施绛年，是戴望舒第一位苦恋对象。
抗战后，戴氏自香港回上海，1949年又辗转经香港到北京，匆匆离沪前，他将自己的一批书稿，交施蛰存保管。据施氏晚年记述，戴望舒曾花费极大心力翻译出多国诗作及散文作品，50年代初戴望舒去世后，许多还未出版的译稿都由他保留下来，捆成一包，保存在上海的施家。这些作品当时未能出版，1962年施氏还曾将其中一本记满法国后期象征派译诗稿的硬皮抄本，交托诗人徐迟设法编一部戴望舒译诗集，但没编成，本子也在文革中不知所终。施蛰存晚年又用心收集戴望舒译诗，1983年才终于出版《戴望舒译诗集》，为好友尽了心意，序文说：“我所能收集到的戴望舒译诗，已尽于此。”
这份戴氏译诗手稿，就是辑录于这本译诗里的一部分原稿。施蛰存保留的许多友人书札文稿，身后陆续流出，例如沈从文写给他的信札，连同信封现今都完好保存。这批戴望舒译诗手稿、旧剪报及施蛰存主编诗集，就在其中。
戴望舒（1905－1950），是中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对新诗发展有重要影响，一生写诗不多，总量不及百首，却够领袖一个艺术流派，说明其非凡成就。1927年他写的成名作《雨巷》，是中国现代诗最令人难忘的一道抒情身影。
诗里绵雨霏霏的江南，小巷里湿淋淋的石板路，那把油纸伞下，那位“结着愁怨”，“丁香一样”的姑娘，渐行渐远的身影，犹如一阵轻轻淌过心头的感情颤动，水波轻漾的纹路，久久不息。这首诗中浸润了古典情怀和江南风韵的意象，朦胧、宁静、凄美的情境和形象，在诗坛上独树一帜，显示了新月派向现代派过渡的趋向，而1929年所创作的《我的记忆》则成为了现代诗派的起点。
但戴望舒一生写得最多的文字，其实是翻译，先后翻译了法国、西班牙、俄国、意大利等各国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其中最独特的是在欧洲据有重要一席的西班牙文学，在中国文人的世界里，那是一个遥远且陌生的异域。
近百年来，西潮汹涌，到欧洲的中国文人络绎不绝，却很少到西班牙去，也少人会关注西班牙文学。即使著名经典《堂吉诃德》，虽早在1922年已有林纾译本，但那是经人口译转述的文言文节译本，其后也都是以英译本转译或节译，直到1978年杨绛才完成从西班牙原文翻译过来的全译本。
30年代中国作家群中，在内战前夕，为了文学而到西班牙去，戴望舒是唯一的诗人。戴氏很早就发现了西班牙文学独特的魅力，1928年他23岁，就翻译出版了西班牙作家伊巴涅斯的小说，后来在上海和施蛰存一起创办《现代》杂志，还主持编译了西班牙作家阿佐林的散文。1932年，戴望舒搭乘邮船从上海前往法国读书，他在巴黎大学旁听，同时在一所语言学校修西班牙语，特别关注西班牙的现代诗人，强烈向往着能到“神秘的西班牙”去旅行。
1933年8月，作为“一个东方古国的寻梦者”，戴望舒从里昂乘火车去西班牙，开始他梦寐以求的文学探寻。这次西班牙之行，戴望舒印象深刻，40年代初他在香港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时，不仅积极介绍西班牙的作品，还经常向作家冯亦代提及那个热情迷人的国度。他有几篇西班牙游记，记述这次难得的行程和感受。
在《一个边境车站上》，描述在1933年8月22日傍晚5时，他提着简单行李，在里昂上火车，经过鲍尔陀（Bordeaux）转车，清晨6时到法西边境伊隆（Irun），他从朦胧睡意中醒来，下车办了简单的过境检查手续，走出车站大门，文中写道：“经过了一重木栅，我踏上了西班牙的土地……便好像一切都改变了……暗沉沉的天空已澄碧起来，而在云里透出来的太阳，也驱散了刚才的薄寒，而带来了温煦。”
西班牙夏季明媚的阳光，就像弗拉明戈舞一样，热情、豪放，像烈火一样燃烧，对来自东方烟雨江南的戴望舒，如此明亮的国度，心情大概也会像烈火一样燃烧着吧。他辗转抵达马德里的时候，是下午6点多，刚下过一场小雨，整个城市都是湿漉漉的，透着雨后的清新与甜美，也带着地中海温暖的气息。
在西班牙两个多月，戴望舒除了游历，就是上图书馆，逛书店和书市，购买了不少西班牙语的书籍，光是《堂吉诃德》就买了好几个版本，还买了阿耶拉全集，阿索林等现代作家的小说和散文集，洛尔迦等当代诗人的诗集等。在马德里街头，在临街咖啡馆的小圆桌上，他经常啜着黑咖啡，看着眼前的风景，阅读买来的书籍，在笔记本上翻译。
他在《记马德里书市》一文中写道：“我在马德里的大部分闲暇时间，甚至在发生革命、街头枪声四起的时间，都是在书市的故纸堆里消磨的。在傍晚，听着南火车站的汽笛声，踏着疲倦的步子，臂间夹着厚厚的已绝版的赛哈道的《赛房德里辞典》，或是薄薄的阿尔陀拉季雷的签字本诗集，慢慢地踱回寓所去，这种乐趣，恐怕是很少人能够领略的吧。”
30年代的西班牙，曾经爆发20世纪欧洲最惨烈的内战，戴望舒这段文字中的“发生革命、街头枪声四起”，写出了内战爆发前马德里街头的动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气氛。这段文字里，首次出现了那份译诗手稿上的诗人名字：“阿尔陀拉季雷”。
▲上世纪初西班牙革命时期的年青左派诗人阿尔陀拉季雷，为反法西斯文化人联盟和共和军成员。
阿尔陀拉季雷（Manuel Altolaguirre，1905－1959），西班牙“27年世代”文学运动（The Generation of '27）的前卫诗人，和戴望舒同一年出生。他是法学硕士，毕业后在家乡开办印刷公司，出版杂志和文学书籍，曾留居巴黎，1932年回马德里创办诗刊，这一年正是戴望舒到马德里的时候，当时两人就在同一个城市里，却失之交臂，只有戴望舒发现了他的诗。戴望舒离开马德里四年后，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阿尔陀拉季雷参加反法西斯文化人联盟，带领左派剧团到各乡镇演出，并成为共和军成员，负责印刷工作。1939年革命运动失败，沮丧的诗人带家人前往中美洲的古巴，后又到墨西哥，参与当地电影事业，写剧本，当制片和导演。1959年他回西班牙参加电影节，在前往马德里途中车祸丧生，这时，戴望舒已经在北京去世九年了。阿氏的诗歌风格，早期抒写爱情和自然，革命前夕则充满社会性色彩，以诗歌表现和控诉社会不公的邪恶现象，离开西班牙后，风格转向神秘象征主义。
戴望舒在这份《阿尔陀拉季雷诗钞》手稿后，还写了一篇《译后记》，向中国读者介绍这位陌生的年轻诗人，当然只能介绍到1932年的“近况”，两人之后的人生，当时还没有发生。马德里街头的枪声，显然也激起了戴望舒心中的火花，他在西班牙参加了当地的反法西斯示威游行，回法国后，依然满腔热血，1934年春天还在里昂参加群众反法西斯的游行示威，终于被学校开除，遭遣送回国，以一张四等船票，结束了他一生的留学生涯。
1937年，戴望舒回国不久，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很快占领了上海。日军管控上海后，对舆论加强了控制。如果有出版社或者报社，对他们有不当的议论，就会被勒令整顿或撤销营业。惶恐，蔓延在每个人心中，许多留在上海的文人，都选择停笔、沉默，以求息事宁人。但，还有部分的人，是靠笔来养家糊口的，不写，生活就会没着落。于是有人写起了市民爱看的八卦猎奇故事，还有人昧着良心，写起夸赞敌人的颂歌。戴望舒担忧民众受其影响，就此沉沦下去，借口写了一篇赞扬土耳其民众觉醒的文章，呼吁大家与其受人宰割，不如拼死一搏。
这种热血呐喊，敌人看了不仅愤怒，还感到惶恐不安。很快，戴望舒就被日本当局盯上了，在他的四周形成一股无形压力，他也真切的预感到：在这阴影背后，是敌人对他的粉碎与灭杀。于是戴望舒决定先逃离上海，去往还没有被日本人侵占的香港。刚一抵达香港，他就立马入职《星岛日报》报社，担任其副刊《星座》的编务。他说自己的职责，是要代替天上的星星，给予在法西斯“阴霾”下生活的读者一些微光。抗战期间，戴望舒的诗风也有了显著的变化，从早期的感伤和飘忽，开始明朗质朴起来，这些新作品里，仿佛依稀可以闻到飘浮着马德里街头硝烟的气息。
新中国成立后，戴望舒到北京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的法文科科长。1950年因哮喘病逝世，时年仅45岁。
戴望舒存世手迹很少，少量手迹也仅散见于早年书籍翻印，其原件下落不明。这份《阿尔陀拉季雷诗钞》译诗手稿如此分量的手迹原件，为笔者多年来所仅见，有幸得遇，是缘。半世纪后，在他的旧居书桌上读着他当年亲手写的手稿，泛黄的稿纸上，清爽的字迹依然清晰，淡淡的墨水，像往日一样宁静。在南国灯下，翻动着这些浸透着岁月痕迹的手稿，有如看见诗人正在伏首案头，奋笔疾书的身影。一字字读着当年诗人写的这些译诗，读来韵味无穷，就像读着中国的小诗，让人惊奇地发现，原来汉语译诗，竟能译得这样好，这样美。
江南雨巷和马德里街头的枪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情境，却都是戴望舒生命脚步中重要的场景。每一页稿纸，每一个文字，原来都是一段时间和感情的留痕。花影斑驳，满地落红，都说是花落春犹在。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朱棣文，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说：“生命太短暂，所以不能空手走过，你必须对某样东西倾注你的深情。”
谁能想到，从不懂爱的戴望舒，到了最后竟比风流才子徐志摩还要多出几分深情。他的一生，虽将痴情错付给了“丁香姑娘”，但却坚持把清澈的爱，留给危难的祖国，即便遭到生活的折磨，依旧没放弃内心的热爱。
世上最难的事情，那就是当你历经千帆，认清生活的真相后，还能深情的回应所有的不平。
也许，这才是生活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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