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封建时代人们用来自勉励人的一句俗话。其实，幼年康熙就是在备受性格砥砺和精神磨难的情况下，勤学文化，苦练武功，立下治国安邦的鸿志并最终坐定江山。
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十八日，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代皇帝伴随清脆的哭声，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当时，全国统一大业远未完成，局势依然存在着许多动荡不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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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沿海郑成功，张煌言及西南地区李定国、孙可望等人的抗清斗争此伏彼起，方兴未艾；南明小朝廷的福王、唐王政权相继失败，鲁王监国也摇摇欲坠，但桂王政权于顺治十三年（1656）迁入云南，仍然有相当强的势力；北方沙俄已侵入黑龙江流域；国内满汉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比较尖锐。
玄烨是顺治的第三个儿子。他的母亲佟妃是辽东汉人佟养真的孙女。
后金天命三年（1618），清太祖努尔哈赤兴师抗明，攻克抚顺后，佟养真“挈家并族属来归”，后来，跟从清太祖征伐辽阳立功，奉命驻守在镇江城（辽宁丹东市东北）。
至佟氏的父亲佟图赖，隶属于汉军正蓝旗，历任正蓝、镶白等旗团山额真、礼部侍郎等职，在太宗、世祖两朝屡立战功，晋爵到三等子。
按清廷旧制，挑选后妃不能要汉人女子。但八旗汉军已经是八旗军的有机组成部分，已属于旗人，不过旗员由汉人组成罢了，况且八旗汉军妇女也都不缠足。
因此，顺治朝为了缓和满汉民族矛盾，便开始注意提高汉军地位，并在汉军中选妃。
据史载，康熙的生母佟氏在宫中只是一个普通的妃子，又属于汉族人，正缘于此，刚出生不久的康熙较之其他皇子来说，在等级森严的宫廷中自然低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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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其父顺治帝又是一个性情中人，苦恋着内大臣鄂硕的女儿董鄂氏，从而冷落了其他后妃，连她们生的子女都不能引起他的欢心。康熙自在其列。
幸运的是，康熙从小就受到祖母孝庄文大皇太后的宠爱，并直接接受了她的训导和教育。
清朝是满族的江山，王室是爱新觉罗氏，康熙的姓名因而叫爱新觉罗·玄烨。
这一姓名可说是满汉文化的结合体。康熙幼年享受到的父母之爱本来就极其微弱。按清廷的规矩，因未出牛痘（即天花，旧时足以致命的急性传染病），皇子一出生就得和生母隔离开，由保姆抱走，让专门的乳母喂养。
康熙被抱走之后，一直生活在紫禁城西华门外的一处小庭院里。
缺少父母之爱是人生的重大憾事，这一缺憾能够影响人的一生，也正因此，康熙在他将近暮年之时，追忆往事，曾感慨万千地对臣下们说：“钦惟世祖章皇帝（指顺治帝），因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
童年康熙虽然没享过多少天伦之乐，却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他当时的避痘处称作潜龙邸，在这里经常有两位太监伴随着他，他们是康熙的启蒙老师，负责教汉文化。
另一位启蒙教师是孝庄文太皇太后的亲信侍女苏嘛喇姑，她负责教康熙学习弯弯曲曲的满文。
在侍女和太监的教养下，玄烨从小表现出过人的机智，养成了奋发读书的好习惯。据康熙后来回忆：“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
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秩，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
康熙小时候不但学习文化知识，而且很早就开始进行武事训练，老师是他幼年时的侍卫阿舒默尔根。然而，对康熙人生最具根本影响，甚至塑造康熙人格轮廓的人，是他的祖母博尔济吉特氏，即孝庄文太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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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仅深具远见卓识，极富政治头脑，而且品性贤良。可以这样说，康熙穷其一生治国平天下，其人格形成的基础，正来自于祖母孝庄文太皇太后的深刻影响。
孝庄文太皇太后，是清太宗爱新觉罗·太极之妃。她自幼好读经史，通于治国之道。如果包括康熙在内的话，她一生经历了三朝，辅助了两代幼主。
每当局势动荡的国家多事之秋，她总以自己的胆识与才智，运筹帷幄，出谋划策。
崇德八年，太宗皇帝暴病身亡。因未立皇嗣，引起了诸王的皇位之争，其中争夺最激烈的是太宗之弟、睿亲王多尔衮与太宗长子肃亲王豪格二人。
双方互不相让，形同水火，内乱一触即发，孝庄文皇太后强忍丧夫之痛，为大局着想，一方面要制止自相残杀的悲剧发生，另一方面要利用双方矛盾，辅助自己的儿子福临取得政权，于是巧妙运用政治手腕，笼络各方力量，并取得满族大臣的支持，提出了一种折衷方案：“双方均放弃皇位之争，让福临继承皇位。”
这一方案得到了双方的同意，于是年方六岁的福临继承了清国大统，这就是满清入关后第一位皇帝、康熙的父亲一一顺治。
福临继承了帝位，孝庄文皇后即成为皇太后，但福临即位后政权并不巩固。当时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摄政王多尔衮。满清入关后，多尔衮独专朝政，植党营私，豪格被他幽禁致死，随时准备夺取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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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付这种危险局面，孝庄文皇太后依照父死于妻其后母、见死弟妻其嫂的满洲旧俗，下嫁于多尔衮，以阻止其篡位夺权的野心。
顺治七年，多尔衮病死，孝庄文皇太后积极策划支持诸王贝勒大臣起来声讨多尔衮的罪行，授意顺治下诏论罪，削其爵，籍其家，毁其墓。并清除了多尔衮的党朋与亲信，加强了顺治帝的统治地位。康熙童年得这样一位官中女杰的关爱，自然是不幸中之大幸。
康熙童年举止稳重，说话口齿清楚，且生得五官端正，双目炯炯有神，正缘于此，他的祖母孝庄文皇太后认为孺子可教，特令自己的亲信侍女苏嘛喇姑协助照看这个孙子。
更难得的是皇太后亲自教导孙子，训练其言谈举止，对玄烨的学习态度也严厉要求。受教育之初，康熙逐渐领受到一种大处着眼，实处着手的思想精神和行为风范，如此尤其益于养成一种博大的胸怀和踏实的作风。
对于素有鸿鹄之志的杰出人才来说，早年的缺憾有可能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康熙正是如此，他自幼缺乏父爱，十岁生母去世。
小小的年纪就和父母长期分离，相对于其他皇子来说，却不啻一笔财富，这使康熙自幼就比自己的二哥福全志向更为高远。
当康熙六岁时有一次进宫给父皇请安，顺治帝随口问及身边的几个儿子将来的志愿，福全回答：“愿为贤王。”此时，玄烨仰起满是麻点儿的小脸（三岁时一场天花所造成的结果），应声说：“愿效法父皇。”一语既出，不禁使顺治帝大为惊异。
当然，这种回答颇带几分稚气，有可能是施教者的授意，却从另一面反映出他的天资不凡以及宠爱他的祖母对他所寄予的厚望——将来他能继承皇位。
古往今来，大凡能在史册中占有一席之地，为后人所称道者，无不从童年开始就树立了远大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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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玄烨一番宏志的实现当然也有偶然和巧合的因素，这种因素是：由于顺治帝所钟爱的贵妃董鄂氏生的皇四子不幸夭折，董鄂氏以后未再生育，再加上大阿哥早夭，二哥福全一只眼失明，又由于孝庄文皇太后的极力维护，玄烨成为皇储完全可能。
而在另一方面，他的继位也有个人奋斗努力的必然因素，这种因素表现在：自五岁开始，经父皇批准，他便随着众朝臣上朝，熟悉朝廷规制，并且入数书房读书，这样，宠爱他的皇太后也可以按既定的目标进一步明确地培养康熙，为他有朝一日成就帝王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庭训格言》曾经记述康熙幼年读书极其用心的情形：在读书过程中，但凡遇到一点意思弄不明白，他就必定要设法找出原因，务求理解透彻。
他不但经常向自己身旁的启蒙老师求教，还经常向有经验的老年人请教，以弥补自己年少不经事的不足。这就使他更早地得以成熟，小小年纪就足智多谋，也使他从此逐渐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形成了正确的学习观。
另一方面，时时记起师长的教诲对自己获知的作用，认识到处处留心皆学问，决定了康熙行为处事的出发点。
康熙即位之初，仍然年小幼稚，这正是他对一些事物看法观点的萌芽时期，举手抬足、帝仪展示是否恰当皆需要学习。
在四大臣辅政时期，祖母孝庄文太皇太后可以直接发布谕旨，指导政务，但慈良的祖母为了皇孙更早地成熟起来，实实在在地担起帝王之业，却很少直接发布谕旨，更多的是指导幼帝，以便让康熙在实践中逐渐学会独自处理国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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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康熙向太皇太后问安时，她训诫说：从来都说做皇帝不容易，众多百姓对高高在上的皇帝寄予殷切的期望，以便能过上太平富裕的日子。
因此皇帝必须深切体会到“得众则得国”的道理，尽力满足百姓的这些基本愿望，这样国家的统治才能永远巩固。
要做到“宽裕慈仁、温良恭敬”，一言一行，时刻谨慎，从而能够承担起祖父和父亲留下的基业。
康熙自然不负祖母的殷切希望，牢牢铭记她的教诲，时时处处注重作风、习惯的修养，并且能够以身作则，为朝中众臣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康熙二年，有个大帅在军队里得到一只罕见的鹦鹉，为了讨幼帝的欢心，以黄金做成笼子，贡献到京师。
康熙并没有因此而褒奖这个大帅，反而严厉加以斥责，说这是玩物丧志之举。
当时康熙还不到十岁，他之所以能说出这样的话，与他温良的性情和祖母的教诲有关，也说明他善于汲取前人好的行为处事方式、方法——玄烨的祖父清太宗皇太极，生前曾经有过拒收精美鸟类的事迹。
童年和少年康熙的作为给我们的启发是：人生自古，即使是封建君王也有自己的不幸，这些不幸对于一个人的成长绝非是坏事；对于一个有志者来说，天赋固然重要，后天的努力则更为要紧；一个人不能坐等机遇，而应在努力和奋斗中争取并创造机遇；善于学习，灵性悟道，立身以正，才是一个有志者应有之举。
在这些方面，康熙的童少之年，便有很杰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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