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唐人街打工待遇（在美国打零工的）

2003年6月，我的美国老公毕力被总公司调回国内，我也带着肚子里的小宝贝来到了美国伯克利的新家，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美国唐人街打工待遇?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美国唐人街打工待遇

2003年6月，我的美国老公毕力被总公司调回国内，我也带着肚子里的小宝贝来到了美国伯克利的新家。

我虽然已经两次随毕力到美国度假探亲，可加在一起只有短暂的两个月，还不够到处看看景色的，只能算是一个匆匆过客。这次，有了自己的家，要独立操持家里的事情，我才算真正要融入美国社会了。

我已经怀孕三个多月了，毕力和我商量，不要我去找工作，等生下小宝贝再说。不过，他交给我一个艰巨的任务——他父母在距离伯克利200公里远的奎恩小镇有一处农庄，已经赠送给毕力，但年久失修。他和我商量，如果我喜欢那里，就由我监督，彻底地维修一下，作为以后休息的“第二居所”。

我和毕力坐了80分钟的快速火车到了奎恩。

在高度工业化的美国，这里被称为小镇，如果在中国，这就是一个只有8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在大片大片白桦林的簇拥下，一幢幢漂亮的两层楼农舍均匀地分布着，居然还有一条两百多米的中心街区。

大城市里的一切在这里都成了“微缩”的，只有一个工人的加油站，只有一个工人的修理厂……而且，好像什么都是在“兼职”来做，面包房的老板兼任“邮局局长”，小电器店的老板兼任镇长秘书，连一家农机配件站的老板也兼任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是小镇市政设施的“大总管”，负责清理垃圾、维修道路、环境卫生、维护下水道等事务……

只是，镇里的青壮年都跑到大城市去了，这里更多的是老年人、妇女和孩子。不过，在附近大城市工作的人们，很愿意在休息日回来为家乡人服务。

这里每家都有一册《社区指导手册》，上面记有某牙医会在隔两周的周日上午回小镇为大家服务；某健身教练会在隔两周的周日上午回小镇教大家做健身操……包罗万象，都是从小镇出去的家乡人。可要记清楚，真够难的。

我立刻被这里和城市中截然不同的恬静、平和、亲和力吸引了。

在美国，能在喧嚣的城市以外拥有这样一处属于自己的空间，也不是可以说着玩的。

可是，那幢将近四百平方米的两层楼房子，还有那片据说将近半公顷的庄园，实在是破旧、荒芜得够收拾一阵子了。

可能这里的人还习惯于什么事都“农民式”地自己来解决，当然，不需要我动手干活。所以，在这座离伯克利这么近，交通非常便利的小镇里，那些外来移民没有人雇佣，临时找个雇工却成了大难题。

小镇的木匠师傅答应承担修理屋顶、地板、楼梯和粉刷油漆的工作，他还帮忙找了一个工人负责修理所有的管道。

但是，他们要求另外找人拆除需要修理的地方，帮他们清扫工程的废料垃圾……说白了，就是在中国需要找“农民工”去做的那些事情。

毕力先是找了一个秘鲁汉子。可是，一周后去看，工作没什么进展，空酒瓶和垃圾反而增加了许多。他和我们说话时，满嘴还喷着酒气，我们立刻辞退了他。

“怎么办？毕力。”我真有些为难了。

“不用急，总能找到人。”毕力安慰我说。

没想到，毕力竟找了朋友的儿子，只有17岁却人高马大的史蒂文。

他是父母的独生子，父亲开了六七家文具连锁店，母亲是一家商业银行的业务巡视员，按中国人的眼光，他简直是一个“少爷”。

我真怀疑毕力是在乱弹琴。

可是，史蒂文的母亲温妮居然说让史蒂文住在小镇，利用假期干活。

史蒂文到小镇来，是温妮开着自己家的“雪佛莱”轿车送来的。

温妮对我们说：“需要他干些什么说清楚，他一定会完成得很出色。”

果然，史蒂文就住在那幢乱糟糟的房子里，每天就吃面包、喝热牛奶，每周回家一次改善生活。

三周后，他把需要修理的地方拆除得干干净净，里里外外没积存下一点拆下来的东西。

我们如约给了他800美元。我们希望他能够再多干点，他却欢呼着说：“上帝，我该好好去玩一玩了，可别对我说一句要我干活的话了……”

他的妈妈温妮告诉我：“史蒂文假期去我们银行总部打工，搞清洁，每天要清扫四十多个厕所。同事们对我说，史蒂文比以往任何一个清洁工把厕所打扫得都干净。”

看着温妮自豪的神情，我想，在中国，像他们夫妇这样的算是很体面的人了，他们即使愿意让孩子利用假期去临时打工，恐怕也不愿意让孩子来做“农民工”才做的粗活，更不会让孩子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在同事们的眼皮子底下洗刷厕所吧……

因为史蒂文知道我们还需要雇佣临时帮工，他为我们推荐来了他的朋友杰西。

杰西已经26岁了。他可不像史蒂文那样五大三粗，是一个清秀文静的白人小伙子。

杰西不爱说话。当木匠师傅带着自己的助手、小工开始了修理工程后，杰西就默默地跟在他们身后，哪怕掉下一个木刨花，他也赶紧收拾干净。

几乎那些人谁都可以指使他，干活时，到处在叫着“杰西、杰西……”他整天就应声东跑西颠着。

他汗流满面地很吃力地扛着屋顶玻璃钢瓦片，跑上跑下地为他们递东西，仰面八岔地躺在木料堆上小憩……

我发现，他修长的双手上到处是划伤，有的地方已经有些红肿了。

其实，他的俊朗沉静，他的随和勤快，很受大家喜欢。

木匠师傅和小工们休息、闲聊、喝啤酒时，都忘不了叫上他。谁家做了新鲜的食品，也都带来给他。还有人不让他住在施工的房子里，邀请他到家里去住。

可是，他却微笑着谢绝了。看得出，他喜欢安静，没事时，他就打开随身带的笔记本电脑看着什么。他也很爱干净，虽然房子里还没接通煤气，没有热水，他也会经常用凉水从头到脚把自己洗个干净。

我旁观着一切，用中国人的恻隐之心猜测，杰西一定有着什么不幸的变故和遭遇，否则，像他这样的男孩，有什么必要来“卖苦力”挣零钱呢？

带着这样想当然的怜悯之心，我见他没什么行李，特意为他送去一条高档的纯毛毯。

他却疑惑地说：“谢谢！不需要。”

我说：“送给你了，你带在身边吧。”

他却还是说：“谢谢，用不着。”

我说：“我看你的行李太单薄。”

他笑着说：“天气还好。如果需要，我有自己的睡袋。”他还特意拿出自己的睡袋给我看。

这回，真该我惊呼“上帝”了。他拿出的，竟是一条从用料到工艺完全利用高新科研技术制造、最有名的“美洲豹”品牌，每条价值将近一万美元，一般美国人也舍不得买的高档睡袋。这种睡袋的夹层充气后，可以自动把睡袋里的温度、湿度调整到人的体温、呼吸最合适的程度。而且，还有微微震荡头部保障睡眠质量，按摩射线按摩腰部、足部等令人想不到的保健功能……

我疑惑地问杰西：“你经常要东奔西走？不住在家里吗？”

杰西说：“不是，这是我母亲送给我的圣诞礼物。她是这家睡袋公司的工程师。”

原来，杰西也不是一般劳工阶层家庭的孩子。

可是，我还是不能立刻改变自己中国人的思维定势，我猜测，是不是杰西的家庭发生了什么变故？是不是他的父母离婚了，他的母亲再嫁了……否则，在他这个年龄，并非像史蒂文那样利用假期来挣零花钱，他为什么会到我家来做“苦工”呢？我委婉地问杰西：“你的母亲，还有父亲，他们好吗？”

杰西也觉得有点奇怪，他问：“他们都很好。你认识他们吗？”

我只得承认并不认识他们，但还穷追不舍地问杰西：“能告诉我为什么要出来做零工吗？你需要这份工作吗？”

他平静地告诉我：“Between jobs(换工作的空间期)”。

后来，我知道他的父亲是伯克利有名的脑病专家，更巧的是他父亲居然是毕力母亲(我的婆母的)脑科医生。

老太太还曾向我推荐过，让我找机会把患中风后遗症的父亲接到美国来，让这位高明的医生诊治。

但这么一位知名医生的儿子，居然肯来做这份临时性的“苦工”。

我向毕力谈了我的惊讶。他却说，在美国，这很正常。他说他在18岁时，刚从大学毕业，和父亲提出想在家里的企业工作。他父亲在伯克利、旧金山办有几家很大的储运仓库。父亲让他去一个仓库做辛苦的整理工人(也就是装卸工)。他问：“我可以去做管理工作吗？”父亲对他说：“不用说现在没有空下来的管理职位，就是有空缺，我也不会把这个职位交给一个没有工作经验的人。”

他说，他在三个月里整天开着小型装卸车搬搬运运，后来觉得自己在学业上还会有更大发展，才决定去考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营销专业研究生，他父亲才答应提供第一学年的全部学习费用。他因此也成为市场调查方面的出色人才。

杰西告诉我，他在大学学的是金融管理，在一家保险公司找到一份文员的工作，他既嫌工作枯燥，又觉得什么人都可以要他调阅各种资料，烦琐，不舒服。他听到有这个要给木匠师傅打下手的打工机会，毛遂自荐地就来了。或者，他是特意要在这样的磨炼中纠正自己的性格弱点吧。

当然，他的“打下手”工作做得很出色。

大约在一年多以后，我在伯克利的一次慈善募捐活动上又见到了杰西。

他是赞助这次活动的一家金融公司的员工。他穿了笔挺的高档西装，打着高雅的领带，俨然是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绅士。

他见到我，跑来彬彬有礼地打招呼。他和打小工时判若两人，他坦然向他的同事说：“我给她家修过房子，给木匠师傅做小工。”

他听我描绘小镇那个庄园的景色时，还给我留下他的E-mail，让我给他发几幅照片。

显然，他没有把打小工的经历当成没有面子的事，他为自己为修复庄园付出了劳动引以为豪。

当初，杰西走后，我因为怀孕，身体笨重，没有再去奎恩小镇多管修复庄园的事情。但我知道，收拾那片农田，又是文具店老板的“少爷”史蒂文利用假期承担的。

他们六七个高中生在那里住了两周，他们中有律师的“少爷”、警官的“少爷”、工厂主的“少爷”……他们狂热而又认真地做了两周整修荒地的“农民”，然后，拿了钱，一窝蜂地跑到怀俄明州的国家公园玩去了……

初到美国，这番找临时雇工的经历，给我了解美国上了一堂课。

说实在话，我和“老外”毕力相爱结婚，我随他到美国，不论是他的职位，还是他拥有亿万资产的家庭，都使我(尤其是我的父母)有着那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