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刘培 张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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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宗（1911—2011），放射化学家、教育家，我国放射化学学科奠基人，天然铀工艺领域的重要开拓者。
杨承宗在晚年回溯人生时曾说：“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为原子弹炼出了所需要的铀，还有就是在科大办了一个专业。”
按照杨承宗的预期，科大放射化学专业的研究范畴将涵盖核燃料循环的方方面面。身处逆境还能有这般雄心壮志，杨承宗对于放射化学的钟爱和痴心，甚至“痴迷”，由此可见一斑。
1984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科大成为全国仅有的三个放射化学博士学位授予点之一（另两个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杨承宗在学界内的非凡资望和崇高声誉。
杨承宗（1911—2011），放射化学家、教育家，我国放射化学学科奠基人，天然铀工艺领域的重要开拓者。
他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秋进入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镭学研究所，与放射化学结缘。1947年赴法国居里实验室留学，师从人工放射性现象的发现者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夫人，1951年获得巴黎大学理学院科学博士学位。
同年10月回国，先后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称“原子能研究所”，现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五研究所（现为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从事放射化学研究工作，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杨承宗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创办和发展历程的亲历者。
自1958年建校起，他就参加学校的筹建，并一手创办了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系；“文化大革命”中他与科大休戚与共，不离不弃地度过了一段最艰辛的南迁岁月；改革开放后，他担任副校长，为科大第二次艰苦创业殚思竭虑。
杨承宗在晚年回溯人生时曾说：“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为原子弹炼出了所需要的铀，还有就是在科大办了一个专业。”
由此可见科大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一
事业初创露峥嵘
1955年初中央做出创建核工业的决策后，培养急需的核科学技术人才成为重中之重。
1955年7月4日，中央在对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二机部前身）副主任刘杰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大力培养核子物理以及相配合的各类专业人才是极其重要的。”“高等教育部党组应通盘筹划。”“要克服困难，争取在今后几年内培养出大批干部来。”
高教部根据这一指示，决定在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各设立一个物理研究室作为培训中心，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设置相关专业，以培养原子能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人才。
1956年夏，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的放射化学专业开始对外招生。同年10月，清华大学组建工程物理系，下设放射性物质工艺学以及其他三个涉核专业。这是国内最早设立的两个放射化学专业。
不同于清北两校增设、改变部分系科专业的做法，1958年9月成立的科大秉承“发展尖端科技，填补空白、薄弱学科”的办学初衷，在建校同时就设立了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校内原称“8系”），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国家对于核燃料化学人才的迫切需求。
建校伊始科大共设13个系，分别对口于中国科学院不同的研究所，由各所领导、著名科学家兼任系主任，主要的授课教师也由研究所的科学家担任，是谓“所系结合”办学模式。
8系的教学和后勤工作得到杨承宗任室主任的原子能研究所放射化学研究室的大力支持。
1958年7月28日，杨承宗在学校筹备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系主任会议上被确定为8系首任系主任。8系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和教师队伍，都由他亲自敲定。
8系最初设有放射化学、辐射化学和同位素化学三个专业。放射化学专业分为放射化学和放射化学工艺学两个专门化，学制为五年半。比其他高校多出的半年时间专门用作毕业设计。
放射化学专门化授课4080学时，放射化学工艺专门化授课4176学时。前三年半的时间系统学习理论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及专业基础课，自四年级下学期开始学习专业及专门化课程，五年级下学期用较多的时间参加部分科学研究工作或专题学习讨论。最后半年参加原子能所的研究工作，做毕业论文，确定今后的工作方向。
在国内放射化学专业建立初期，缺乏有经验的教师队伍是一大难题。1957年杨承宗先后被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聘为兼职教授，为两校放射化学专业的首届学生讲授专业课，以解燃眉之急。
对于8系的师资队伍建设，杨承宗成竹在胸，阵容亦可谓“豪华”：杨承宗本人主讲放射化学；刘允斌主讲放射化学工艺学；肖伦主讲同位素化学；冯锡璋主讲核化学；林念芸主讲辐射化学。
这些初选的主讲教师多数出身于放射化学，不仅理论知识完备，而且他们身居核燃料研发任务的一线，了解放射化学的应用和前沿动态。这种优势在8系的课程设置上体现的十分明显。
以放射化学工艺学为例，刘允斌将这门课分为四大部分：
1、普通化工原理和设备；
2、天然同位素生产和冶炼工艺学；
3、人工放射性生产工艺学；
4、放射化学生产自动化和控制。
授课分为两学期进行，每学期讲两大部分，学期结束后至少要有一个月的时间去工厂实习。
刘允斌当时担任原子能所十室室主任，是二机部核燃料工程的主要负责人，他拟定的这份教学计划完整而又系统。
特别是与刘允斌从事的核燃料后处理研究方向对应的“人工放射性生产工艺学”，其内容包括了从沉淀法、离子交换法、萃取法到高温氟化法等各种后处理工艺，铀的回收与钚的精炼方法及裂变产物的综合利用和分离工艺等。其中很多内容即便用现行标准来看也不过时。
刘允斌、肖伦等人虽然受繁重的研究任务所限，最后并未亲自登台为本科生上课，但是他们为各自负责的专业基础课拟定了主要的授课内容，基本都被吸收进8系正式的教学大纲中。
为进一步筹建教学队伍，杨承宗从原子能所抽调了张曼维、孙鹏年、吕维纯、李虎侯等年轻骨干科研人员，又将刚留苏回国的徐理阮、章吉祥和范龙祥等调入学校，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放射化学教研室。
教研室分三个教研组，即基础放射化学组、专业放射化学组和辐射化学组，分别承担放射化学、核化学、放射化学工艺学、同位素化学以及辐射化学等方面的教学和实验工作。
在繁忙的系主任之任上，杨承宗还承担了科大本科生化学课的教学任务。
科大对学生的基础课非常重视，数学基础课、普通物理和普通化学教学不按照系别设置，而是将全校本科生分为10个班。
全校化学基础课程的授课教师由杨承宗、王葆仁、梁树权和刘达夫等13人共同担任。杨承宗教授《无机化学》，每周5个学时。
1960年之后，8系被多番调整。系名先是更改为多数高校普遍采用的原子能化学系，1961年又改为近代化学系。1964年4月，中科院党组同意科大关于调整系、室设置的意见，将原有13个系合并为6个系。
当时的化学物理系、近代化学系、地球化学系、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系以及化学教研室合并成一个系，定名为近代化学系。并系以后，原有的放射化学专业以放射化学教研室（后更名为辐射化学教研室）的形式存在。
由上述过程可以看出，科大的放射化学专业建制几经调整，专业名称、设置也根据任务和课题的需要灵活多变。
但是得益于杨承宗在建系之初确立了较为系统完整的教学大纲，组建了一支富有经验的教学队伍，科大放射化学专业的人才培养工作在几年中进行的有条不紊。“文革”前科大放射化学专业共培养了三届毕业生，为国家输送了急需的专门人才。
科大前三届放射化学专业毕业生去向统计
1961年3月间，原子能所党委书记郑林找杨承宗谈话，说组织上准备调他去支援科大。杨承宗虽然已在科大讲了三年课，当了三年系主任，花在教学上的时间比在原子能所工作的时间还多，但仍然算是“兼职”行为。
为了更好地办学，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放射化学人才，他欣然接受了组织上的调遣，3月27日，杨承宗正式调入科大工作。
二
患难岁月势难挽
1970 年，科大遵循中央“高校战备疏散”的指示，迁址合肥。杨承宗亦随校南迁。
迁至合肥后，全校人员分散到淮南、马鞍山、铜陵、合肥等地厂矿、农场进行“斗、批、改”。
杨承宗与近代化学系64级放射化学专业（6432 班）的学生被分配到马鞍山南山铁矿，参加体力劳动，接受再教育。
1970年在马鞍山南山铁矿与6432同学合影留念（三排右四为杨承宗）
1970年7月21日，清华大学工、军宣队在《红旗》杂志署名发表了“为创教育革命的领导权”等所谓的“六条基本经验”，并被推广成为教育革命中全国高等院校的办学指导思想。
“六条基本经验”因与客观办学规律严重相违背而早已被历史否定，但其中的“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这条经验，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重新建立起了大学、研究机构与工厂之间的有效联系，并使大学在重组中受益。
“文革”中无事可做的大学教师从中看到了借由办厂重新开展科研工作的一线希望。
科大布置全校教师学习清华大学经验以迎接教育革命时，杨承宗刚刚从马鞍山矿场回到合肥不久。年近花甲的他顾不上休养身体，更没有因自己只是一个连队普通兵（三系三排）的身份而心存顾虑，所思所谈便是如何利用这次机会，结合安徽省的既有条件，将放射化学专业继续办下去。
杨承宗思前想后，初步选定核燃料前处理作为科大放射化学专业日后的主攻方向。
根据他在二机部五所工作九年的经验，限制核事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还是在于铀原料的难以获取，现有厂矿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为二机部培养前处理人才和工人学员，是大有可为的。
同时，环顾全国在办的几个放射化学专业，清华大学一向聚焦于后处理；北京大学的专业方向很广，但主要不在前处理；兰州大学的注意力则主要是放射性废物的处置问题。
因此，科大放射化学专业选取前处理为突破口，既有必要，又有可能。
1970年秋，按照杨承宗的安排，放射化学专业的李虎侯、王庚辰和地球化学专业的几个教员在省内做了初步勘察，随后又连续外出踏勘选点两次。勘察结果显示，安徽境内存在铀矿迹象的地方至少有五、六处。
杨承宗认为，既然省内存在铀资源，那么学习清华大学的经验，由学校兴办炼铀工厂就有很大的可行性。
之后，他三易其稿，最终形成了厚达37页的“统筹兼顾，自力更生，为发展安徽地方原子能事业而奋斗——中国科技大学教育革命的一个建议方案”，系统阐述了“办工厂建专业”的思路。
杨承宗请人誊写的建议书首页（右上角编号和暂定密级为杨承宗亲笔所加）
首先是校办铀厂的意义和具体举措。
杨承宗提出铀是核工业最根本的原料，校办铀厂的产品既可以本校留用为日后建设反应堆积累原料，也可以直接向二机部供应。
铀厂可设在烟村或大龙山，每年能生产2—3吨。以矿石品味为0.1%计，每天平均处理矿石10吨，碎矿、筛分等工序为每天一班，化学提取（溶解、过滤）为每天四班（每班六小时）。
对于“厂”如何带动“专业”，他做出如下分析：
一、铀矿的化学勘探是近来最有效的勘探铀矿方法，3系（近代化学系）地球化学专业可与本省一些地质队的铀矿勘探部分挂钩，将这些地质队作为“同位素地球化学”的教学基地。
二、各种类型的离子交换树脂和萃取剂在铀的提取、纯化工艺中被广泛应用； 3系四排研究有机合成和树脂的教师，能够为铀厂“量体裁衣”，研制新型交换树脂和萃取剂。
三、4系（近代物理系）需要开展放射性的测量、计量工作，有效解决铀矿石的安全防护问题。
四、放射性测量仪器的研制和仪表的轻便化、自动化要求，为2（物理系）、6系（无线电子学系）提出了课题。
招生对象主要有三种，分别是二机部的前处理厂、矿的工人学员，各地方（省、县、部队）现有铀厂（矿）的工人和解放军战士学员以及省内各个小铀点所在的工农兵学员。
如此详实的规划还只是第一步，等放射化学专业在两三年后获取几十吨的铀产品，再进行同位素分离研究，生产一定量的低浓铀。
届时便有望建设一至两座反应堆，为原子能专业的第二个教学、生产基地创造条件。反应堆建成后，可以进一步研究后处理化学工艺和试制新型放射性同位素。
按照杨承宗的预期，科大放射化学专业的研究范畴将涵盖核燃料循环的方方面面。身处逆境还能有这般雄心壮志，杨承宗对于放射化学的钟爱和痴心，甚至“痴迷”，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当时放射化学教研室的教师有的分散在外，有的心思归京，有的则是因为合肥当地不具备必须的排水条件已对专业前景心灰，对杨承宗的建议书响应寥寥。
眼看校办铀厂的倡议一直没有什么眉目，杨承宗于1971年10月以个人名义又向五所去信一封，提出了三点初步想法：
第一，科大放射化学专业以五所（前处理）为主要方向，工作上共同协作；
第二，五所在科大投资进行一些基建，作为科研、协作生产基地，一朝有事，可为五所的后方基地；
第三，放射化学专业担负五所的贫矿、小矿及综合利用的任务（1968 年国家计委向五所提出，五所因 其他任务无力完成），既为省内服务，又为国家增加生产。
得到五所的积极回应后，杨承宗便向校领导提出报告，表示如果学校认可归口五所的方向，愿意再进一步提出较为具体可行的办法。
这里有必要论及当时中国科学院与科大的关系。“文革”中二者远不如之前亲密，这与“文革”期间科学院许多研究所的归属变化有关。
1967年10月，毛泽东批准聂荣臻提出的《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将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委员会及其归口各单位全部划归国防科委。
因科大建校时所设的系科专业大多与“两弹一星”研制相关，如此一来，与科学院各研究所对口结合的很多系都离开了中国科学院。
在教学、科研工作基本中断的情况下，中国科学院与科大之间仅维系着上下级关系，所系结合已名存实亡。
杨承宗提出的建议，实际上是希望通过五所，将科大的放射化学专业归口于二机部。归口方向确定下来，专业的长远发展就有了保障。
此后，科大校领导武汝扬、钱志道等多次与二机部沟通谈判，但相关负责同志认为科大“一搬三年穷”，表示不再支持放射化学专业。
遗憾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973年5月4日，科大校党委发出指示：放射化学停办；青年员工内部消化，中年教师符合条件者调离科大，老年教师退休改行。
放射化学专业从北京建校时的兴起到初具规模，南迁以后从略有生气到散沙一盘，直至最后落个停办待命。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杨承宗无比心痛，专门撰写了《放射化学专业的湮灭》一文，其中不乏激愤之词。在他看来，如果不是校方人为失误的因素，科大的放射化学专业是可以办下去的。
客观上看，科大放射化学专业的停办很大程度上是学校在危境下的无奈选择。事实上，不单单是放射化学专业，当时整个学校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1971 年底，科大的领导体制归口第三机械工业部。三机部是主管国家航空工业体系的领导部门，而科大的办学方向是“理工结合，以理为主”。全校37个专业中有 17 个专业与三机部不对口，放射化学专业和近代物理系的四个专业尤为突出。
三机部有关领导明确表态，与三机部不对口的专业，部里不能承担其科研经费。
为解决这些不对口专业的问题，学校于1972年先后向上级递交了《关于早日确定原子能专业业务归口的请示报告》《关于中国科技大学的体制、归口、专业方向的请示报告》 等。经过种种努力，科大最终于1973年5月7日，时隔近两年之久重新回到中国科学院系统。
在一番大的专业调整后，绝大多数专业都归口科学院，但仍然保留了空间物理、半导体物理、飞行器结构力学等13个对口中央部委的专业。如果有二机部的支持，相信科大的放射化学专业是有很大机会继续办下去的。
无论如何，专业终究是停办了。
作为国内最具声望的放射化学家之一，杨承宗从此脱离了科研教学前线，这不仅是他本人的憾事，也是科大的憾事，更是中国放射化学学科发展的憾事。
三
科学春天再启航
1978年11月，杨承宗被任命为科大副校长，分管科研工作。
在脱离了自己钟爱的科研前线之后，他不辞辛苦，为学校第二次艰苦创业殚思竭虑。
杨承宗优秀的行政管理才能早在任职五所副所长期间已有充分展示。十多年后再次走上领导岗位，他很快就适应了新的角色。
杨承宗上任后抓的第一件事是帮助解决了一些教职工的户口问题。学校迁至合肥后，“教师不安心，人心思京” 是一个存在多时的突出问题。
1978年11月初，科大近代物理系77级1班通过新华社记者向方毅副总理递交了一封全班学生署名的信，信中表达了对该问题的关切。
杨承宗想到了胡耀邦1975年在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期间为了让科研人员安心工作而提出的“五子登科”措施。他认为，对于从北京迁来的科大教职工来说，户口是除“五子登科”以外的另一件大事。
1979年初春，杨承宗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特地向安徽省委副书记顾卓新谈及此事，希望能保留南迁教职工的北京户口，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顾卓新对此十分支持，并建议杨去拜会北京市委负责同志。不久，科大南迁教工保留北京市户口的政策得到落实，一度持观望态度、想调离合肥的教工得以安心定志。
杨承宗除分管科研和部分实验室建设外，还兼任了外语教研室主任。由于“文革”造成的混乱，当时外语教研室人心不稳，对于大小语种争论较多。
同时，过去长期不提倡学习外国现代科学文化，导致除外语专业以外普遍地对外语学习不够重视。杨承宗从指导思想上提出外语教学应以英语为主，全面兼顾，既要向先进科学技术学习，又要向现代科学发源地国家学习。
自此科大不仅在全国高校中由俄语转向英语最快，而且是外语教学收效最好的学校。20世纪80年代，科大才俊出国留学蔚为风潮。
后来在教育部讨论CUSPEA问题的会议上，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特别咨询了出席会议的另一位科大副校长钱临照的意见，说：“你们被录取的学生最多，是什么道理？”
钱临照答道：“我们没有什么办法，只有一个我们是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我们的杨校长，副校长亲自抓外语教研室。”
科大放射化学专业虽然在“文革”中停办，但辐射化学专业得到了保存和发展。
要开展辐射化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放射性钴源是必不可少之物。考虑到学校当时经费不足，杨承宗向安徽省的有关单位提出借用放射性钴源的要求。
由于在大跃进年代里发生过辐射育种用钴源意外造成人员死亡的事件，不少单位把钴源看成了累赘，愿意免费奉送。可惜这些钴源剂量都太小，难以满足辐射化学研究应用之需。
杨承宗进而向学校提出从国外购买大钴源、建立钴源实验室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准。
基于放射性防护，钴源实验室的设计十分严格，各种方案需要反复论证。杨承宗特别举荐了辐射化学教研室的章吉祥和陈文明两位具体操办。
1984年4月10日下午，从英国进口的钴-60运输铅罐到达合肥，并于当天晚上安全 顺利地完成投源工作。
5月5日，六万居里钴-60强辐射源安装成功，顺利通过验收。辐射化学教研室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在高分子材料的合成、辐射治理三废、辐射加工工农产品等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在培养了大批人才的同时，也为学校创造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
除了辐射化学专业，杨承宗为科大化学学科的建设也做了很多工作。
1984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科大成为全国仅有的三个放射化学博士学位授予点之一（另两个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杨承宗在学界内的非凡资望和崇高声誉。
事实上，放射化学博士点是科大第一个化学博士点，也是20世纪80年代全校仅有的两个化学学科博士点之一（另一为分析化学）。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科大多个化学分支学科都挂靠在放射化学博士点培养博士研究生。比如物理化学、无机化学和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本科或硕士毕业的一批优秀年轻人在入学时都报考放射化学，需要的时候杨承宗也予以热情指导。
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取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后，又回到原来的学科方向工作，后来大都成长为中坚力量。
20世纪80年代杨承宗在指导青年教师（居中坐者为陈祖耀，右侧站立者为刘清亮，二者后来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4年3月，84岁高龄的杨承宗从科大正式退休，回到北京安度晚年。
2010年9月16日，“杨承宗教授百岁华诞暨从事学术活动八十年纪念座谈会”隆重举行。是日群贤毕至，花团锦簇。包括何泽慧、吴文俊、徐光宪、郭慕孙、王方定等资深院士在内的近400名科教界专家学者欢聚一堂。
百岁老人在答谢词中回顾与科大超越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时，深情地说：“从1958年中国科大建校到现在，我一直是科大人，我以中国科大为荣。”
从学校创建、迁址合肥到第二次艰苦创业，杨承宗无不积极策划、参与，正如科大原校长侯建国院士所指出的：“杨承宗先生是科大二次创业的元勋，与科大相伴相守、不离不弃，为科大的重新崛起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一百年的岁月里，杨老对祖国的忠诚、对科研的执着、对教育的热爱、对名利的淡泊，以及宽广坦荡的胸襟和乐观豁达的精神境界，都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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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培，河南许昌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化学史、核工业史。
张志辉，安徽颍上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科技史、科技政策。
本文原刊于《科学文化评论》2018年第15卷第5期，经《科学文化评论》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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