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年，地方经济发展的GDP竞赛实质是城建竞赛。但支撑城建竞赛增长模式的因素——传统工业模式、城镇化进程、人口红利等纷纷出现了拐点，新旧增长模式的转换期经济面临短期压力。新模式下，各区域的普涨格局难以为继，地区间将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分化格局。“区域经济属性较强的行业”将存在区域的阿尔法，这一点已经在近年来人口由降转增的安徽、四川等省份中得以验证。预计未来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将由“城建竞赛”转为“产投竞赛”，通过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带动产出水平提高、人口持续流入，建议关注山东、四川、湖北、安徽、福建、湖南等产业发展潜力较高的省份。
【摘要】
▍ 过去20年，地方经济发展的GDP竞赛实质是城建竞赛。过去20年，工业化加城镇化带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城市的土地需求大量增加，地方政府通过低价的工业用地招商引资推动制造业的发展，通过基建改善居民居住生活条件、改善货运物流状况。地方政府一方面低价供应工业用地吸引企业，但通过相对较高的商住用地的土地价款收入反哺地方财政，如此往复进行招商引资和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因此，地方GDP竞赛的背后是城建竞赛，过去在GDP竞赛中取胜的省份往往拥有更高的基建存量。
▍ 支撑城建竞赛增长模式的三大核心因素纷纷出现了拐点，各区域经济、人口的普涨格局结束，区域间将呈现更明显的分化格局。2010年前后，我国传统工业模式、城镇化速度、人口红利均出现了拐点，旧发展模式运行难度日渐加大，新旧增长模式转换期内经济自然面临短期压力。新模式下，不再是所有的区域都可获得经济、人口的高增长抑或净增长，区域间可能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格局：部分区域可能持续吸引大量人口迁入，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另一部分区域则可能陷入人口长期负增长的漩涡，使得过去的经济运行模式难以形成闭环，从而出现经济的萎缩。当前，伴随着人口负增长的出现，新旧发展模式的转变已经到达关键时期，区域经济分化格局将日益显著。
▍ 人口新分化格局已显，“区域经济属性较强的行业”在人口加速净流入或净流出放缓的地区出现了阿尔法收益。近年我国区域人口出现新的分化特征：北上广等人口流入大省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安徽、四川等人口流出大省崛起为新的人口吸引力量。通过复盘各区域食品饮料、建筑、商贸零售、消费者服务、区域性银行五大区域经济属性较强行业上市公司的股价和利润表现，我们发现：上述行业近3年在以安徽、四川为代表的“后发省份”中表现出明显的阿尔法收益。从更长的时间维度上，“后发省份”区域经济属性较强行业的股价与利润的综合得分排名逐年提升，而北上广等省份的排名则呈走低态势。
▍未来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将由“城建竞赛”转为“产投竞赛”，在产业竞争中取胜的地区有机会获得区域的阿尔法，推荐关注山东、四川、湖北、安徽、福建、湖南等省份。地区优秀的产业发展吸引人口流入，更多的人口也将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创新动能，助力区域内产业与经济实现更快增长，从而形成良性互动。结合“产业竞争力”和“产业引导力”两维度对各地区产业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考察，我们发现山东、四川、湖北、安徽、福建、湖南等“第二梯队”区域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较之于北上广江浙等地有更高的增长弹性，短期来看难以被第三、四梯队的省份追赶。推荐关注上述省份区域经济属性较强行业的投资机会。
【正文】
▍ 过去地方经济发展的GDP竞赛实质是城建竞赛
工业化加城镇化带动经济快速发展。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发展迎来了高歌猛进的30年。工业化初期阶段，从农业生产过渡至工业生产带来产出效率的大幅提升，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成为了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工业化进程迎来了新一轮繁荣。从GDP的构成来看，第二产业在GDP的占比经历了上升、高位持平、逐步下降的几个阶段，体现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过程。在2010年左右，第二产业和工业在GDP的占比分别达到了47%和40%以上的较高水平，成为经济的主要贡献项。工业化进程中，人口会不断流动到工业生产集中的地方，城镇化则成为了一个必然伴随的过程。城镇化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退出-流动-进入”的过程把中国的人口结构兑现为人口红利，构成了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城镇化带来了人口的聚集，进一步衍生了细分而多样的消费需求，以互联网平台型公司为代表的诸多消费新业态也由此产生。
过去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主要通过“土地 城建”吸引企业，GDP竞赛的实质是城建竞赛。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各城市的土地需求大量增加。地方政府通过低价的工业用地招商引资推动制造业的发展，企业的进驻带来产出提升、税收增长，同时也带来工作机会的增加，吸引人口不断流入。这一过程中，对房地产和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迅速增加，地方财政着力于基建，带来更好的商业货运物流和居民居住环境改善，进一步促进人口流入。地方政府一方面低价供应工业用地吸引企业，一方面限制商住用地，因此形成了较高的商住用地的土地价款收入，卖地收入又反哺地方财政继续招商引资和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凭借着工业产出效率的高企和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持续流入，各个区域均可获得持续的经济高增、充足的财政资金，从而保证这一经济运行模式持续运转。
过去在GDP竞赛中取胜的省份往往拥有更高的基建存量。我们尝试从“建成区面积相对占比”、“公路里程密度”、“铁路里程密度”、“相对客流量”等丰富维度刻画基建存量，研究发现：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对应的基建存量往往最多；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甘肃等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区域的基建存量也往往最低。上述结果进一步印证，过去的GDP竞赛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城建的竞赛，基建建设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重要的关联。
▍ 支撑旧模式的增长因素纷纷出现了拐点
随着支撑过去城建竞赛增长模式的核心因素纷纷出现了拐点，旧发展模式举步维艰，新旧增长模式转换期内经济自然面临短期压力。具体发生了如下几个重要变化：
传统工业模式出现拐点
在过去大规模的工业扩张阶段，任何区域的工业生产均可以大幅带动当地经济增长，因此地方政府通过低价的工业用地吸引企业再转化为商业用地增值的运作方式屡试不爽。但是随着这一阶段的结束，我国工业资本边际产出效率迅速下降，单位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从2011年的128元降至2021年的88.5元。同时，由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快速上升，我国制造业素来依托的成本优势也面临一定挑战。在此背景下，过去“生产为王”的逻辑难以为继，很多传统工业企业占比较高的区域可能面临经济萎缩的困局。若无足够的需求支撑，新增基建的产出难以满足后端的成本，因此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的财务问题开始凸显。
城镇化速度出现拐点
2010年前后，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出现了拐点。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耗尽、且现行户籍制度条件下农民工到达一定年龄后可能返乡，中国的城镇化率年增量从2010年的1.35个百分点逐年降至2020年的1.12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我国2010年开启的城镇化增速拐点与韩国1987年、日本2002年前后的情况类似。迈过拐点之后，韩国、日本的城镇化率增速一路低走，韩国甚至于2011年进入负增区间。未来中国可能沿袭日韩的发展路径，涌入城镇的人力供给或持续放缓，通过“城镇化”释放的人口红利难以为继。未来不再是所有区域都能从周边的乡镇村持续吸纳人口流入、获得人口的高增长抑或净增长。
人口红利出现拐点
人口作为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要素，其结构的演变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近十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我国新出生人口数下降。虽然“二孩政策”延缓了人口增速下滑的进程，但整体的向下趋势仍然难以逆转（特别是2012年后）。二是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从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比重变化量的维度来看，中国自2008年后人口老龄化明显加快，与日本1983年、韩国1993年的情况类似。迈过拐点之后，老龄化速度会不断加快。上述证据揭示出，我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已现，未来不再是所有的区域都可获得人口的高增。
旧模式下三大拐点已至，区域之间将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分化格局。在过去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大浪潮下，大量居民向经济更发达、就业机会更多的省内核心城市、外省迁移，各省的核心城市基本都能实现连续不断的人口正增长。但由于工业产出效率下降、城镇化速度放缓、人口红利出现拐点，过去各区域“普遍增长”的格局将出现明显变化。基于我国第五、六、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们计算发现：2000-2010年期间，我国有72%的城市都出现了常住人口的正增长；但2010-2020年期间，这一比例下降至56%。东北三省、山西、青海、云南、陕西、河北等省份近10年仍保持常住人口正增长的城市数量占比较之于2000-2010年间下降超过30%。未来区域之间或将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格局：部分区域可能持续吸引大量人口迁入，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另一部分区域则可能陷入人口长期负增长的漩涡，使得过去“基建建设-人口流入-地价抬升-财政收入高增-基建投资”的模式难以形成闭环，从而出现经济的萎缩。
▍ 区域的分化格局揭示投资的阿尔法
新模式下区域之间经济增速的分化或将揭示出投资的阿尔法，“区域经济属性较强的行业”将在人口净流入比较明显的省份取得更大的增长空间。区域经济属性较强的行业大多在本地开展业务经营，消费或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当地的居民或企业，与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和消费市场规模关联紧密。消费者数量越多（人口越多）、消费者经济能力越强（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对区域经济属性较强行业产品的消费力越强。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将从如下三方面展开讨论：（1）近年来我国是否已经出现了区域间的分化格局；（2）是否已经出现了区域的阿尔法；（3）区域的阿尔法是否一直存在。
人口新分化格局初显
人口是未来区域竞争中重要的砝码，近年来各区域间人口已经出现了新的分化特征。从省际的层面，我们基于常住人口变化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构造了一个“人口净流入”指标，用于衡量个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特征。我们着重考察了一些典型的人口流出大省（图17）和人口流入大省（图18）近15年的人口变化情况，发现了两个重要的变化：（1）部分人口流出省份的人口降速大幅趋缓，甚至“扭亏为盈”，崛起为后起之秀。安徽、四川、湖南、湖北、贵州等地的人口流出规模降幅显著，近年来安徽、四川甚至已经迈入人口正增长区间。（2）北上广等传统强势人口流入大省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其中江苏、浙江、广东的变化相对温和，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仍能保持正增长；北京、上海、天津、辽宁等地近年来已经落入了“人口净流出”的区间，降幅超过50%。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山东的年均人口净流入除了在2015-2019有所下降外，明显呈现出逐年攀升的趋势。特别是近2年，山东人口年均净流入达25万人，远超该地区的历史平均水平，吸引力开始凸显。
从更细化的“城市”层面，新一线城市成为人才吸引大户。我们比较了近年来15个新一线城市和北、上、广、深四个超大城市的常住人口变化情况，主要发现：（1）部分新一线城市近年常住人口的增长势头非常迅猛。成都、郑州、长沙、武汉、合肥、南京、青岛等城市近2年常住人口的复合增长率远高于2017-2019年、2014-2016年的情况。大部分城市均位于前述人口加速净流入或净流出放缓的省份之中。（2）超大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长明显放缓。深圳、广州、上海常住人口的增长速度和三年前比明显放缓，北京更是转为负增长。
区域投资阿尔法已现
基于区域内人口分化的新格局，我们尝试探究近年来“区域经济属性较强的行业”是否在前述人口加速净流入或净流出放缓的地区表现出了阿尔法收益。我们筛选了食品饮料、建筑、商贸零售、消费者服务、区域性银行等五大品类（中信行业分类）作为区域经济属性较强行业的代表。筛选标准主要基于以下两点：（1）部分商品具有较高的同质性，消费者一般倾向于购买当地的产品。如各地都有自己的百货商场（商贸零售）、酒类品牌（食品饮料）、度假村（消费者服务），本地居民一般倾向于在当地进行消费活动。（2）部分行业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当地的企业，同样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比如建筑行业，地方政府一般通过当地的建筑公司开展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该行业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关系非常密切；比如区域性银行业，大多数情况下服务于当地企业的融资活动。我们用上述五大行业上市公司近年来的股价与净利润表现考察区域阿尔法的存在性。
从最直观的资本市场表现来看，一些后发省份区域经济属性较强行业的公司股价增速近年来表现亮眼。为了充分考虑五大行业的综合影响（避免单一行业出现片面性结论），我们根据五大行业股价增速排名的分位数计算各省区域经济属性较强行业股价表现的综合得分。具体而言：（1）我们取各省份在每个行业中各家上市公司年均股价增速的中位数作为该行业的股价表现；（2）对每个行业排名在前20%、20%-40%、40%-60%、60%-80%以及后20%的省份分别赋予5、4、3、2、1分；（3）将各省在五大行业中的得分加总得到该省区域经济属性较强行业股价表现的综合得分。结果显示：2020-22年，安徽、四川、湖南、山东、贵州、江西等省份区域经济属性较强行业的综合表现相对最为出色，广东、上海、北京等传统经济强省排名则相对偏后。这一点与我们在前文提到的人口流向变化趋势体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贵州、江西在各行业上市公司数量仅为1或2个，强股价表现的指征意义或相对偏弱。综合而言，安徽、四川、湖南、山东等地或成为最具优势的“后发省份”，这些省份区域经济属性较强行业投资的阿尔法或已显现。
通过比较各地的经济增长、人口流动数据与“区域经济属性较强的行业”的股价表现，揭示出区域阿尔法的形成机理。根据上一部分中的分析，区域阿尔法的存在主要是由于各区域之间的经济、人口增长潜力出现了分化，区域经济属性较强的行业在“人口加速净流入或净流出放缓的地区”和“人口净流入逐渐放缓甚至转变为净流出的地区”或面临不一样的发展机会。我们尝试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衡量区域内经济增长情况，该指标的优点在于和区域内居民的消费能力更加匹配，革除了很多不必要的影响因素，与我们的研究问题更加契合；用“人口净流入的变化量”衡量区域内人口流动情况。散点图结果显示，近年来各省份区域经济属性较强行业的股价增速表现与上述两类宏观经济变量均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各省的经济增长水平越高、人口净流入变化越快，区域经济属性较强行业的股价综合表现越好。
前述后发省份（特别是安徽、四川）区域经济属性较强行业股价的出色表现主要受到企业利润高增的支撑。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复盘了各省五大行业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增速的变化情况并计算了综合得分，发现以安徽、四川为代表的省份近年来利润增长最为亮眼，与二者股价增速的排名完全一致。此外，福建、浙江、贵州、江西、湖南、山东、重庆、湖北、江苏等地的利润排名相对居前，整体看亦与股价表现综合得分的表现较为相似。根据P=P/E*E，股价与利润之间差的是估值。个别省份股价与利润表现的差异关键在于“投资者预期P/E”。针对湖南、山东等股价表现排名高于利润排名的区域，可能是投资者对这些地区增长的预期已经提前反映在了股价中。
拉长时间维度，我们比较了各省区域经济属性较强行业股价与利润表现的变化趋势，发现部分“后发省份”的股价增速优势随时间推移愈发明显，而北上广等“先发省份”股价增速排名则呈现走低态势。我们分别对2014-2016、2017-2019、2020-2022年三个时间段内各省五大行业的年均股价计算复合增长率，并依据前述方法进行排名、计算综合得分。结果显示：近9年安徽、四川、湖南、山东的股价与利润综合呈现上升趋势；而北京、上海、广东等区域的综合分数逐渐下跌，优势呈现减弱态势。
综上，近年来以安徽、四川为代表的部分后发省份区域经济属性较强行业的经营情况不断改善、股价表现上已经出现区域的阿尔法收益，这与其近年来经济增长、人口流向的变化特征相匹配。未来或可持续关注人口净流入省份“区域经济属性较强行业”创造的投资阿尔法。
区域投资阿尔法并非一直存在，近年来愈发明显
这一“区域的阿尔法”并非一直存在，而是近年来才逐渐出现。以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迅猛的2008-2010年为例，无论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角度抑或人口净流入变化的角度，均未与区域经济属性较强行业的股价综合得分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我们猜测该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增量时代”向“存量时代”转换背景下，区域间更明显的分化带来更明显的阿尔法差异。过去各区域的人口和经济呈现出“普涨”的状态，只是区域间的增长速度有所差异，分化特征不显著。但2010年三大拐点出现之后，人口和经济增长均进入“存量博弈”的阶段，各区域涨跌互现、分化明显，由此带来各地区域经济属性较强行业的差异化表现。
向后看，预计各区域之间的分化可能会持续存在并且差距不断扩大，后续区域的阿尔法值得投资者关注。（1）我国人口总量亦呈现下降趋势，存量时代或已成定局；（2）区域竞争存在“先发优势”，一旦建立起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后续将自然产生巨量的资源虹吸，获得更高的增长速度。
▍ 从产业发展寻找未来的区域阿尔法
产业将成为区域新的竞争高地
新发展模式对应新的游戏规则，“产业”或取代“城建”成为区域新的竞争高地。人口是支撑区域经济高增的重要力量、且已进入“存量时代”，未来各区域将展开激烈的人口争夺战。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是“用脚投票”的结果。就业机会是吸引人口、留住人口最重要的要素，“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好的产业发展机会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与发展空间，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才流入；而更多的人口也将进一步降低区域内产业的生产成本、增强创新动能，使区域内产业、经济实现更快增长，从而形成良性互动。特别是近年来“就业本土化”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新阶段的重要特征，人口不再单向流入北上广等地。借此东风，一些产业发展实力优秀的“后发省份”有机会吸引大量周边人口流入，重筑发展优势。
我们尝试从“产业竞争力”和“产业引导力”两个维度考察各区域的产业发展状况。（1）针对区域产业竞争力：我们选择了一些反映区域内企业发展水平与行业发展潜力的指标。具体包括：“十四五规划”重点扶持行业龙头上市公司的产能基地分布、各省科创板公司数量、A股上市公司数量、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等。（2）针对区域产业引导力：我们主要选择了一些反映地方政府对区域产业发展重视程度和引导力度的指标。具体包括：各省政府引导基金的规模与数量、产业园区的数量等。针对每个细分指标，我们为排名在前20%、20%-40%、40%-60%、60%-80%以及后20%的省份分别赋予5、4、3、2、1分，并分别对两维度内指标对应的分数加总计算综合得分。各指标的选择逻辑与比较结果将在下一部分中详细说明。
综合结果显示：各区域之间的产业发展实力呈现出梯度化分布状态。图28的结果揭示出四个重要的结论：（1）江苏、广东、浙江、上海、北京这五大区域的产业发展水平牢牢占据第一梯队，与其固有的优越产业基础密不可分。其中江苏和广东表现最为出色，无论从企业实力或是当地政府对产业的引导能力均位于绝对领先地位；上海的产业竞争力较强，但政府产业引导力度相对偏弱。（2）山东、四川、湖北、安徽、福建、湖南同样表现亮眼，成为第二梯队的代表省份。值得关注的是，第二梯队中的省份与前一部分中表现出“区域阿尔法”的省份高度吻合。这揭示出：上述省份近年来表现出的更多的人口流入、更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更好的区域经济属性较强行业股价表现，背后均有其优秀产业发展的坚实支撑。（3）产业竞争力越强的地区往往政府对产业的引导力也越强。位于第一、第二梯队的省份基本呈现出产业竞争力得分与产业引导力得分“双高”的情况。（4）以河南、江西、河北、陕西、贵州为代表的部分第三、第四梯队省份，虽然产业竞争力仍有限，但政府对产业引导的重视程度很高，具有一定追赶潜力。
未来在产业竞争中表现更优异的地区将存在区域的阿尔法，我们推荐关注山东、四川、湖北、安徽、福建、湖南等“第二梯队”省份。一方面，产业发展进程中“先发优势”的作用不可忽视，因此现有产业基础较好的省份或有更大概率在后续产业竞争中取得更优异的表现。第二梯队的省份较之于第三、第四梯队的追赶者有更大的发展优势。另一方面，较之于第一梯队具有传统优势的省份，第二梯队省份的产业与经济发展具有更大的增长弹性、更高的增长空间。由于获取近年来产业发展水平的“增量数据”存在一定困难，前述产业发展水平指标皆为“存量指标”，第一梯队省份具有领先优势具有必然性。若从“增量”维度观察，第二梯队省份具有更大的潜力。综上，我们推荐关注前述第二梯队省份区域经济属性较强行业的投资机会。同时，未来我们将依据上述区域产业发展指标体系持续跟踪各省产业发展动态，不断优化调整评估结果。
产业发展衡量指标的选择逻辑与基本结果
产业竞争力衡量指标1：“十四五规划”重点扶持行业龙头上市公司的产能基地分布。十四五规划对于2021-2025年重点发展的行业进行了专项布局，强调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构筑产业体系新支柱。其中涉及到一些重点扶持的行业，主要包括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新材料、机器人、医疗设备、创新药、航空航天、高铁、船舶制造、工程机械、高端数控机床等行业，预计上述行业将获得重点的政策支持、迎来重要的发展机会。基于此，我们在上述行业中各选择五家市值排名最高的龙头上市公司，统计这些企业的区域布局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各区域未来几年的产业发展潜力。
我们并没有简单地统计各上市公司注册地的分布，而是对各企业在全国产能基地的布局情况进行了逐一查询统计。这样做的必要性在于：虽然大多数企业可能注册在北上广浙等地区，但具体业务开展未必仅在注册地当地，贡献的税收、创造的增加值、吸引的就业人口都会分散在各产能基地当地。如比亚迪注册于广东，但其在山西、湖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均建有产能基地。根据图29的结果显示，江浙沪和广东仍然是产能基地数量排名最高的几大区域，领先优势明显。湖北、四川、安徽、山东等地的排名紧随其后，表现出了明显的“后发优势”。
产业竞争力衡量指标2：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和A股上市公司数量。科创板上市的企业主要是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从各区域科创板上市公司的数量分布来看，江苏、北上广、浙江等地仍然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山东、安徽、四川、湖南、湖北、陕西等省份处于第二梯队，具有较大的追赶潜力。从行业分布的角度，北上广地区的科创板公司以电子、计算机、医药等行业为主，山东、安徽、四川、湖南、湖北等新秀省份重点布局机械、国防军工等行业，科创实力最强的江苏省则在各行业多点开花。
A股上市公司通常是各行业的龙头，上市公司的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产业的发展情况。从近5年各区域新增A股上市公司数量变化的维度，可以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1）近年北上广、江苏、浙江等传统强势省份的新增上市公司数量始终远大于其他省份，其中浙江、上海、北京等地近3年的上市公司的增加量甚至比17-19年更高。（2）近5年新增上市公司数量排在前列的新秀省份包括山东、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福建等地，其中安徽、四川、福建近3年上市公司增长量明显高于17-19年，呈现出迅猛的后发力量。
产业竞争力衡量指标3：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情况。前述统计方式关注的更多是以上市公司为代表的行业龙头企业，而中小企业的综合实力与行业分布也是衡量区域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专精特新”企业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等特征，是中小企业群体中的领头羊。截止目前，工信部已经审核公示了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结果显示：浙江、广东、山东、江苏、北京、上海牢牢占据第一梯队，拥有超过50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安徽、湖北、湖南、河南、福建、四川、河北等省份则位于第二梯队，拥有超过30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产业引导力衡量指标1：政府引导基金的数量和规模。自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以来，区域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各级政府积极尝试使用财政资金设置引导基金，以市场化运作方式引导投资方向，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政府引导基金的数量与规模可以很好地反映政府对区域产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从引导基金的投向中亦可以窥见区域产业的布局方向。我们将近年来政府引导基金的数量（存量与增量）和规模汇总于下图中，其中横轴表示各地截至2020年政府引导基金数量存量，纵轴表示2021年新增引导基金数量，气泡面积大小表示截至2021年引导基金的规模。
论数量：靠前的省份为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安徽、北京、四川、湖北、江西、河南等地，其中江苏、安徽、山东在2021年的新增数量最为亮眼，仍具有很强的增长动力。论规模：仍然是北京、广东、江苏占据绝对领先地位，后发省份中山东、四川、贵州、河南也值得关注。从行业投向的角度来看，绝大部分资金投向于集成电路、生物技术和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先进制造行业。
产业引导力衡量指标2：产业园区的发展情况。“产业园区”是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从各地区产业园区总数来看，除了江苏、浙江、广东等具有先发优势的省份之外，山东、湖北、江西、安徽、四川等省份园区数量也较为领先，且其中有很多进入全国百强园区的行列。细化观察几个后发省份近两年来百强产业园区的排位变化，可以发现，安徽、湖北、四川、山东、山西、贵州等地绝大部分产业园区的位次均有所上升，经营优势愈发明显。
▍ 附录
在计算各省份区域经济属性较强行业股价综合得分的变化情况时，为了避免部分省份在某些行业只有单一企业对结果造成偏误，我们将这类情况予以剔除并重新排名、计算得分。结果显示，安徽、四川、湖南、山东等地的股价表现排名依然稳健居前，但贵州（食品饮料行业只有一家企业）、江西（在建筑、消费者服务行业均只有一家企业）等地则因样本不足不再计入排行榜。
本文作者：
程强：宏观经济首席分析师，执业证书编号 S1010520010002
玛西高娃：宏观分析师，执业证书编号 S1010520100001
本文节选自中信证券研究部已于2023年1月27日发布的《“中国式现代化”系列报告—寻找地区的阿尔法：从城建竞赛到产投竞赛》报告，具体分析内容（包括相关风险提示、披露信息等）请详见报告。若因对报告的摘编而产生歧义，应以报告发布当日的完整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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