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一个国土面积只有719.1平方公里、人口只有577万的弹丸小国。就是这样一个弹丸小国的经济总量却达到了3500亿美元，人均GDP约为6.2万美元。新加坡的人均GDP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8位。经济发达的新加坡也因为在城市治理方面的独特经验被誉为“花园城市”。应该说新加坡作为一个小而精的国家在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远远超越其体量的影响力。
从1824年起新加坡就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到19世纪末新加坡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当时新加坡的贸易增长了八倍。英国为促进当地的开发建设大力吸引外来移民以充实新加坡的劳动力。新加坡的土著民族主要是马来人，然而在英国殖民时期大量华人和印度人涌入新加坡，同时也出现了来自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移民与华人、马来人、印度人通婚的现象。
由此形成了如今新加坡的华裔、马来裔、印度裔、欧亚混血裔四大族群。在这一过程中华人逐渐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族群，时至今日华人已占据了新加坡总人口的74.2%。二战后新加坡人民要求在政府中有更大的发言权，英国所任命的总督所掌握的权力被分散，一个由官方人士及被任命的非官方人士组成的顾问组成立。该体系于1947年7月变为两个分开的行政及立法会议。
1948年3月20日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选举。1953年底新加坡通过修改宪法获得了较大的自治权。1959年6月5日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政府宣誓就职，李光耀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尽管新加坡已取得自治地位，然而当时的新加坡其实并不想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由60个小岛组成的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仅相当于北京的1／23，常住人口只有448万。在这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上各类资源少之又少。
新加坡人连日常生活所需的淡水都要从对岸马来亚的柔佛州进口。可以说新加坡人无时无刻不面对着严峻的生存压力。1961年5月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公布了想把新加坡、马来亚、文莱、砂拉越和北婆罗洲联合起来组成马来西亚。对此李光耀决定举行全民公投，最后71%的人投了赞成票。于是在1963年9月新加坡脱离了英国的统治正式加入马来西亚。
然而这场结合从一开始就潜伏下了分家的种子：新独立的马来亚联合邦是一个多元种族社会——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主要为华人和印度人）几乎各占一半。新加坡人口中74.2%左右都是华人，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直接改变了马来西亚的种族结构。本来新、马两地之间的种族冲突就比较尖锐，而两地之间的党派矛盾更是进一步刺激了双方的对立情绪。
马来西亚的独立是在东姑阿都拉曼领导的巫统奋斗下实现的，于是巫统成为了独立后的马来西亚的执政党；而新加坡的执政党则是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1963年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党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参加了新加坡州选举。然而联盟党不仅未添一席，连原有的三个选区也被人民行动党夺取。一时间在马来西亚国内“马来人至上”和反种族主义两种呼声针锋相对。
随后新加坡商人指责马来西亚中央政府没给他们和其他州属一样的权利；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则要求新加坡将上缴中央的税收从4成增加到6成，同时指责新加坡华人暗通中国。两边的矛盾就在这种互相指责中变得越来越激烈。最终以巫统为首的执政联盟在国会紧急通过修改宪法并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新加坡就这么被动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
事实上新加坡并非对此心甘情愿——李光耀在其回忆录里不无伤感地提到：在新马正式宣布分离那天他感到马来人如休妻般地抛弃了新加坡。新加坡的独立并不是自主选择，而是被马来西亚排挤的结果。独立之初的新加坡是一块潮湿、混乱的小岛，黑社会势力猖獗、妓娼遍地、毒品泛滥，卫生条件极差，教育水平落后……不过新加坡却有一样与生俱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新加坡扼守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咽喉要地马六甲海峡，成为控制国际贸易和能源安全的关键节点。正是靠着国际自由港的优势和国际一流的服务为世界各地的船舶提供转口贸易的平台才使新加坡得以坐地生财发家致富。时至今日新加坡作为国际航运的重要港口之一拥有东南亚最大的修造船基地、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世界最大的燃油供应港口。新加坡通过200多条航线连接着世界600多个港口。
如今的新加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和亚洲主要转口枢纽之一，拥有世界第二大集装箱吞吐量和世界第一的燃油销售量。不能否认新加坡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扼守马六甲海峡这一天然的地缘优势，不过新加坡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新加坡政府和人民多年来的奋斗。新加坡在国家制度设计层面是一个高度效仿西方制度体系的国家，但与此同时新加坡同样珍视传统的东方文化。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始终认为：西式民主并不适用于任何国家。李光耀一生始终提倡”亚洲价值观“。李光耀根据他的”亚洲价值观“提出了一个好的政府应当实现的目标：使人民在食、住、就业、保健等方面都受到良好的照顾；在法治下社会有秩序、有正义，人民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都不互相歧视，没有人拥有极度财富；人民尽可能享有个人自由，但却不侵犯别人的自由；经济能取得成长，社会能取得进步......
正是在这样的治国理念下新加坡在政府主导下努力提升社会服务：从1964年起新加坡开始实施“居者有其屋”计划。新加坡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弹丸小国却没一个房奴。任何一位新加坡的合法公民在结婚后都能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一套房子。这套房子由新加坡政府负责进行精装修并赠送基本家具，而年轻的小夫妻们只需要拎包入住即可。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新加坡的房屋制度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947年英国房屋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新加坡有一个世界上最糟糕的贫民窟，是文明社会的耻辱”。1960年新加坡的建屋发展局成立后开始建造新加坡特有的“组屋”。这说白了就是由政府修建廉价房屋供无力买房的人居住。修房子当然是需要土地的，而新加坡政府在征地这件大事上也有惊人之举。新加坡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在法律体系上受到英国很大的影响影响。
然而毕业于剑桥大学法律系的李光耀却并不想完全沿袭英国法律有关征收土地的内容。李光耀认为私人土地权会严重有损新加坡的发展，因为政府没时间和各个土地产权人为征地打官司。1966年新加坡国会通过的《土地征用法》规定：政府有权在必要时为公共用途强制征用私有土地，同时会给予土地所有者一定补偿。征地时的土地价格一律遵循1973年以前的价格，而不是具体征用时的价格。
由于新加坡的城市规划保密性极强，所以人们很难通过土地投机行为获利，而政府则只会按发展建设前的地价进行赔付。李光耀认为私人业主在没做出任何贡献的前提下就享受了政府建设道路等公共设施带来的土地价格增值。私人业主获得地产增值的收益过程可以说是“躺赢”的过程。这个理念虽显得有些专断，但却让新加坡政府得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征地成本，从而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了土地国有化。
这为后续修建公共住房奠定了基础。获得了土地之后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就成为了政府组屋的首要目标。这时接过土地规划任务的就是后来被誉为新加坡规划之父的刘太格：他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为中国城市主持规划设计工作的外国专家之一，曾参与过上海陆家嘴中心地区规划及城市设计。刘太格认为政府组屋的首要任务是容纳足够多的居民，同时在最近的距离内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
刘太格推出了著名的“new town”（新镇）：每个new town至少要容纳二十万人。这个设计也与二十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规划兴起所导致的修建大型住区的潮流息息相关。公共住房在有些国家可能代表着“廉价”、“质量较差”、“地理位置偏僻”，然而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却和中国各大房地产开放商修建的普通商业住宅几乎没区别：同样有便利的交通设施、繁华的商场超市、精心维护管理的绿化......
在初步解决巨大的住房需求之后新加坡政府接下来就开始注重房屋的舒适度和高质量。此后建设的组屋面积逐渐扩大：两室一厅、三室一厅、四室一厅的户型都有。新加坡女皇镇的摩天组屋项目杜生庄甚至令外国网友惊叹：这竟是便宜到不可思议的组屋？看上去就像是豪华公寓啊！高达47层的杜生庄组屋建设有12个空中花园。组屋中还建设有历史走廊，墙壁上有精美的历史壁画，可以供孩子们随时欣赏学习。
组屋社区的配套设施十分完善：除了大型商场和医院、学校之外组屋的底层有专门的社区客厅，可以给老人和孩子提供专门的休闲娱乐场所。如此精致的组屋在价格上竟比市场价低至少50%。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民众购买房屋的首选当然是物美价廉的组屋。迄今为止超过80%的新加坡公民人居住在政府承建的组房中，其余20%的居民则住在有地房地产以及私人公寓，全国居民住房拥有率达到90.5%。
与此同时新加坡的人均寿命也达到了82.5岁，15岁以上公民的识字率达到了96.7%。新加坡全国平均每一万人有医生23人，共有病床1.2万张。每千人拥有私家车110辆，手机渗透率达到148%，家庭电脑拥有率81%，上网率77.7%。从1984年起新加坡政府就开始推行医疗储蓄计划：规定每个职工把月薪的6%－8%存入银行，设立个人医疗储蓄户头。这一计划为每个居民预备了一笔即时支付费用。
然而这并不足以完全支付重病、大病患者的所有医疗开支，所以贫困家庭可免交医药费或享受政府其他的医药补贴。病人住政府办的C级医院只需交15%的医药费就行了，完全无支付能力的穷人可以向政府申请补助或全免。60岁以上的老人在公立医院看病只需交一半的门诊费和药费。早在新加坡正式独立之前的1959年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就对诸如色情业等社会公害进行了整治。
在整治过程中李光耀及其追随者很快发现了困扰新加坡的症结所在——法治意识的欠缺：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在当时和旧中国一样是一个人情社会而非法治社会，特权阶层形成了官官相护的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各种黑道组织纷纷通过向官员行贿的方式取得政治保护伞，黑帮和官场之间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导致每次打击都像刮风一样，只要风头一过就虎头蛇尾了。
李光耀下决心将新加坡的发展寄托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之上，严格杜绝一切私人请托行为。要维护法律的公平就要求执法者自己必须保持高度的廉洁奉公。李光耀在上台执政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就向自己的所有内阁成员发出警告说：“我不敢说今天的内阁政府在任期五年中能不能带领新加坡人民取得辉煌的成绩，但我要求各位必须做到廉洁、公正、民主。如果谁在这方面出任何问题，那么政府是不能宽恕他的……”
李光耀不仅要求自己的内阁成员廉洁奉公，同时也对自己的家人进行了严格要求。李光耀就任新加坡总理后把自己的父母兄弟召集到身边告诉他们：从今以后他们不该指望得到他的特殊照顾，他们该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要求自己。李光耀的父亲李进坤脑海里还是传统的人情社会那一套——在他看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李光耀却不因为自己成为了一国领袖就让自己的家人获得哪怕一丁点特权。
李光耀执政的第二年新加坡政府修改防止贪污法令并根据法令成立了新加坡贪污调查局。1960年春节新加坡的大法官在高等法院致词时向全新加坡表示：“在新加坡没人可超越法律之上”。新加坡的法律甚至达到了严苛的程度，连李光耀自己也声称：“新加坡的法律在开始时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但我们做到了人人平等，因此我们很快成为法律社会的典型”。
李光耀要求自己和自己的政府为人民做出表率：新加坡第一夫人柯玉珠管理的法律公司里一名受雇的会计师因为做假账被判6年徒刑。1986年11月李光耀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作为他的内阁中最得力的干将的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被国家贪污调查局发现有经济问题。尽管李光耀同郑章远有几十年的私交，尽管李光耀无比欣赏郑章远的实干才能，尽管新加坡需要这样的实干家，但郑章远触犯了法律是不争的事实。
李光耀决定以铁腕手段维护法律的尊严。得知自己求生无望的郑章远不愿站上审判台而使自己一生荣誉毁于一旦，所以他最终选择以自杀逃避被审判的命运。在他最后给李光耀的信中写道：“对于发生这次的不幸事件，我应该负全部责任。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东方绅士，我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接到这封信的李光耀禁不住放声痛哭，然而他并不为自己铁腕护法的行为感到后悔。
新加坡的鞭刑一直被西方国家视为侵犯人权的落后制度，但由于新加坡议会始终坚持保留这一刑罚，因此无论是谁如果被法庭判决鞭刑即使他愿意多赔钱多坐牢也不能使自己免于鞭刑。1993年一名18岁的美国少年在新加坡被判鞭刑，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向新加坡求情。这时不再担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仍对新加坡保持着巨大影响力，他坚持认为：在法律面前任何人都不得搞特殊化。
经过数十年持续不断的努力之后在2010年“透明国际”发布的世界清廉指数排名中新加坡、丹麦和新西兰三国并列第一。如果说清廉是新加坡政府的一大特征，那么新加坡政府的另一大特征就是高效。20世纪70年代处于市中心的新加坡河和加冷河盆地附近有2.1万户居民的粪便、生活污水、垃圾直接倒入河中。如今被称为“花园城市”的新加坡却是一片脏乱差的景象。
李光耀为把新加坡打造成为一个现代化的花园城市制定了“10年浚河计划”和“城市花园行动”。身为总理的李光耀身体力行在新加坡的许多公园里亲手植树。到1983年新加坡已有450万株树木。如今新加坡的人均GDP位居亚洲四小龙第一，甚至还超过日本而名列亚洲发达国家第一，然而新加坡并没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损害自然环境。国土面积狭小的新加坡始终坚持保留10%的土地用来建造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还规定了人均8平米的绿化指标。有“新加坡规划之父”之称的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前局长刘太格认为：城市规划需要考虑自然环境、城市历史和城市定位三个关键因素。每个城市的自然环境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能随意更改和破坏。比如海边的大楼高度需要严格控制，一般会比较矮，楼盘从海边往内陆依次长高。这样就能让更多区域的居民欣赏到海景，而不至于被滨海大楼独占。
新加坡西面为马六甲海峡，南边是新加坡海峡，所以新加坡将西南面规划为港口区，在港口区内设有大量临港仓库。新加坡通过建设新镇来避免人口密集容易带来的大城市病。在新加坡最早的新镇之一大巴窑不仅建有多栋住宅楼，还拥有餐饮区、商业区、银行、医院、交通换乘站等完备的配套设施。居民绝大部分日常需求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满足，甚至连办理购房贷款之类的业务也能就地解决。
这样的布局既方便了居民，又可最大限度避免交通拥堵。这样的新镇在新加坡有20多个。多个功能完善的新镇加上便捷的交通系统以及高度遵纪守法的社会共识使新加坡在“治堵”上给大城市做出了范例。进入21世纪后新加坡政府认为绿化程度还不够。新加坡政府的规划理念是必须做到让民众“开门见绿”，所以只有地面绿化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新加坡政府进而提出了“垂直绿化”的概念。
新加坡政府用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开发商和建设商在大厦的垂直墙面上种植密集的绿色植物。新加坡国家公园局还设立了“花园城市基金”用于公园建设或垂直绿化项目。新加坡的城市绿化工作是政府号召倡议，与此同时也是全民参与的：新加坡所有居民都会参与一年一度的植树活动。新加坡还格外重视对城市历史的保护，从而得以较好保留了新加坡的文化底蕴。
新加坡尽管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然而却颇为注重对历史遗迹的保护。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前局长刘太格曾说过：“每个城市都要有它的紫禁城”。这一观点道出了新加坡对城市历史的敬畏感。如今高速发展的新加坡仍保留了约7000栋老房子。这其中既有政府建筑楼，也有民间住宅楼和商业楼，都是上世纪具有各地风格的建筑。每栋老房子都有一段历史，新加坡正是借此留住了自己的历史记忆并将其传承和传播。
新加坡政府为改善新加坡人的居住环境不仅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和花圈城市建设，与此同时也强制执行公积金制度：新加坡所有的雇员无论工资高低都要缴纳月薪的5%作为公积金，雇主也需缴纳雇员月薪的5%作为雇员的公积金。这个比例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而调整。新加坡政府还规定：雇主如果不为员工缴纳公积金，那么公积金局首先通知会员，然后强制雇主缴纳公积金。
如今公积金制度在新加坡已实行近30年。在此期间公积金制度经过10次修改后不断完善。如今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不仅用在住房方面，而且也用在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许多人由当初的被迫执行公积金制度变为自觉行动。1961年新加坡政府为加快工业化过程、促进经济发展，创建了裕廊工业区。该区的面积为70平方公里，包含了来自各地的跨国公司和本地的高技术制造业公司。
新加坡政府也根据地理环境的不同将新加坡东北部划为新兴工业和无污染工业区；沿海的西南部、裕廊岛和毛广岛等划为港口和重工业区；中部地区为轻工业和一般工业区。从上世纪60年代起发达国家将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向外转出的时期，新加坡乘着这一东风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1968年至1988年期间新加坡保持着年均9%的经济增长率，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上世纪80年代的新加坡已完全改变了以转口贸易为主的殖民经济结构，建立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多元化经济结构，成为了东南亚地区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加坡的电子电器产业以年均20%的增长率快速发展着。李光耀在1980年的国庆讲话中指出：“我们更大的前途在于脑力服务。尤其是在电脑软件方面必须从低级技术迈向高级科技”。
新加坡的电脑工业在李光耀领导下得以蓬勃发展，从而成为了电子电器工业的支柱。多年来新加坡政府一直不惜巨资建设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1986年新加坡港取代鹿特丹港成为世界第一大商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新加坡在推行工业化政策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了金融业。到了20世纪80年代已有114家外国银行在新加坡开业。如今的新加坡已成为继伦敦、纽约、香港之后的全球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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