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的报纸《开元杂报》是用手缮写的。唐代孙可之《读开元杂报》一文末句说：“因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帛是丝织物的总称，这就明白地指出，《开元杂报》是写在丝织品上而不是印在纸上的。过去，曾有人认为，《开元杂报》是印刷的报纸，其根据是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上记载：“云是唐人雕本”，这是不准确的。
诚然，我国唐代已有印刷术。最先明确提到印刷的文献，是唐文宗于太和九年(835年)十二月初六应冯宿的奏请，为禁止各道私置日历版所下的命令。冯宿是当时的东川节度使，他的奏章大意说：每年朝廷专管颁布历日的机关还没有奏请皇帝批准颂布新日历，剑南、两川及淮南道(即今陕西南部、四川，江苏和安徽一带)已有人用木板印刷历日在市场上出卖，这是对上天对皇帝不敬的表现。由此可见当时印刷术在社会上已相当普遍。
唐代《开元杂报》是印剧品，也并非没有可能。不过，我们也要看到，邸报出版的时间性强，不像日历那样稳定；加上孙毓修仅仅是听“云”而已，并未亲眼看见，而且在这段文字末后，孙毓修又说“墨影漫漶，不甚可辨”，因此，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以前，我们认为《开元杂报》仍不能肯定是印刷报纸。
印刷的邸报可能始于宋代。雕版印刷术自唐代发明以后，到宋代已有相当的发展和改进，雕刻范围也不断扩大，成都、开封等地都成为印刷业的中心。
宋高宗绍兴二年(1133年)，左右司的进言中提到，为了进奏官颁降皇上赏功罚罪的旨令，乞支出镂板工墨钱。第二年，大理寺的进言也提到，上省进奏院接皇上赏功罚罪的旨令“镂板颁降诸路州军监司，及在京官司”。(详见《宋会要辑稿》)可见当时镂板印刷已相当流行。
所谓镂板印刷，是用梨木或枣木作底板雕刻，每版刻两页，刻好后，用刷子蘸墨，正涂于版面，然后用白纸复上，用一无墨刷子刷扫。这种手工印刷方式，一人一天可以印刷二千张。镂板印刷虽比逐字雕刻费工费时，但比以往全靠手工抄写，效率高得多了。
有文献资料佐证的是明朝崇祯十一年(1638年)。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顾亭林在《与公甥书》中说：
“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此以前，并是写本。”
也许有人会问，我国早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9年)，毕升已发明活版印刷，宋代出版的《毛诗唐风》内有横置的“自”字，说明那时有的书籍已用活字印刷，为什么当时邸报印刷不采用活版，而要待到明崇祯十一年，即毕升发明活版印刷后近六百年，邸报印刷才“方有活版”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过，目前资料奇缺，也无实物佐证，我们只好暂依顾说。
楷书是早期邸报常用的字体。楷体字易写易认，刻字也比其他字体方便，唐以后历代统治者都把楷书规定为书写官府文书和科举文章的正式字体，刻印书报也多用楷书。到明末清初，刻印楷书逐渐变成一种横轻竖重的方块字。由于这种字体是从宋代刻书字体发展起来的，所以大家称它为“宋体字”。
今天，我国中文报刊大部分采用这种宋体字为基本字体，楷体则常用于刊载专栏文章、评论和编后等部位。
戈公振先生说过：“我国报纸，自明以前多系手写，只供少数藩阀缙绅之阅览。后虽改为手印，然为数甚少，极难普遍。”关于近古报纸的印刷，戈公振说：“嘉道间，报纸多木板印刷；咸同间，始多铅印，但印机甚陋，每小时只印一二百小纸；光宣间，石印机与铅印机输入日多，报纸每日可出数千大张，然所用犹普遍之印书机也。”这是对明清间报刊印刷情况的高度概括。
过去，不少人认为，现代印刷用的铅字是从十九世纪初西洋传教士传入的，这是误会。不错，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派他的助手米怜、梁发、蔡高在马六甲出版《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时，他们曾在那里用铅活字印成一部汉文《圣经》。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英国人台约尔在新加坡制成一套汉文铅字，随后搬到香港印刷书报，成为风行一时的“香港字”。
西洋铅活字印剧木的传入对中国印刷业后来的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不过，我们也知道，在此以前中国已懂得制造并使用铅活字了。
明朝弘治末正德初年(1505-1508年)陆琛著的《金台纪闻》说过，近来常州人用铜、铅做活字，比雕板印刷更巧妙方便。清朝道光十四年(1834年)，湖南人魏嵩在他所著的《壹是纪始》里说：“活板始于宋，……今又用铜、铅为活字。”至于用金属材料制造活字，我国的历史更早。元朝初年的科学家王祯曾说过：“近世又铸锡作字”。
可见，我国用金属活字印刷比世界上较早的德国早一二百年。可惜的是，由于当时金属活字不容易受墨，排印时又易发生差错，更主要是封建社会统治者对此未给予必要的重视和支持，因而发展缓慢，未大量推广使用。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石印、铅印和铜印术逐渐传入我国，其中的铅印和石印才逐渐成为我国印刷报刊的主要方法。
关于我国古代报纸的发行，戈公振先生说：“初系赠送不取费，次则雇人兜售，及托商店代售。远道则以信局为媒介，如是而已。”又说：“嘉道间，报纸多系送阅；咸同间，报纸多系挨户乞阅；光宣间，报纸始渐流行，然犹茶余酒后之消遣品也。共和告成以来，报贩渐成专业，派报所林立。”
关于古代报纸发行派送的情形，曾在清光绪年间为《京话日报》写稿的齐如山回忆说：“京报发行的情形，北京城内，所有送报的人都是山东人，都是背着一个用蓝色布做成，五尺多长，五寸多宽，两头有兜的报囊，囊上钉着白布写黑字的京报两字，这种送报人，从前还有由报馆雇妥，直接送报的，后来就不多见了。因为他们替报馆送报，不肯大卖气力……所以后来都归他们自己买报自己送，各人有各人的道路。……他们送报的道路，非常重要，自己老了，可以传给儿子，若外人想接送，则须出钱买这条道。”
这种送报人都有公会，人心极齐，本会中人如越界送报等事，是不易见到的。京外送报，与京内完全不同，近州县如通州、良乡等县，则可以两天送一次。再远如天津等处，则五天一次。如保定府等处，则大约须十天一次，最远的每月一次。更辽远的省份，就更不同了。送报人若专靠送报是不能生活的，因为一个府城……看报的不过几十份，稍僻远之府城，尚无此数。若县城则每县不过几份，怎能养得活一个送报人呢？那么他怎么办呢？全靠副业。副业的种类相当多，一是代人寄信，二是代人寄包裹，三是代人购买物件，四是也往往代人捎送银两。
从齐如山对京报的回忆，我们可以见古代京报发行派送情况的一斑。至于古代官报的发行，一般是由官府的收发文机构扎送，这里就不赘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