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的人就是遵守法律的人。一苏格拉底
公元前399年的一个春日，雅典阿瑞斯山天然半圆形剧场里正上演着一场扣人心弦的审判。被告是年届古稀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他从容不迫、掷地有声的辩论把控诉者驳得哑口无言。
这位古希腊最著名的智者为什么会被推上被告席呢？苏格拉底一生致力于对哲学真理的追求，他对哲学的热情使人不得不惊叹。虽然生活清贫，但他教人哲学从不收一分钱，他还经常在雅典城的路上及市场中拦截他人并与之探讨生命的意义。他总是热衷于运用自己独特的“助产术”来揭穿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使他们当众出丑。所以，虽然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崇敬和仰慕他的人，但嫉恨他的人——这其中尤其包括政客和学者——也为数不少。对于反对者们来说，最无法容忍的，就是苏格拉底对雅典的民主政体也毫不客气地大加指摘。雅典素以民主政治而闻名，在大多数雅典人的眼中，民主政体是最优秀的政体，是完美无缺的政治设计。而苏格拉底偏要对着干，他认为在一个社会里，真正的智者是极少数，而绝大部分人都是庸俗的，品行生来就具有缺陷。由大多数人来决定社会的走向，只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品位，将整个城邦引入黑暗的深渊。因此他公然攻击、嘲笑雅典传统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大会以及抽签选举官吏等民主制度，主张应该由神的使者一—智者来管理国家和人民。不过苏格拉底对民主的诘难只是表现在思想和言语上，并没有付诸行动，在一个崇尚自由和民主的社会里，这应该是可以容忍的。不幸的是，在视民主自由为最高价值的雅典（也许正是因为过于珍视的缘故），有那么一小最人对苏格拉底愤怒到了极点，必欲除之而后快。
他们中的代表，诗人迈雷托土、修辞学家赖垦和政客安匿托土罗织两个罪名：渎神和腐蚀青年，把苏格拉底告到了法庭。雅典组织了一个500人的庞大法庭，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审判拉开了帷幕。苏格拉底还是那样的锋芒毕露，他把法庭当成了自己的演讲场，滔滔不绝地宣传着自己的学说。那三个控诉者编造的莫须有的罪名当然是不堪一击，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说服法官们接受自己的主张。这种过于自信的态度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法庭审理的第一阶段，即定罪阶段，500名法官以280票对220票，裁定罪名成立。到了第二阶段量刑时，苏格拉底对判他有罪的法官们表现得非常不屑，他大肆批判民主制度，甚至嘲讽根据民主原则选任出来的法官们。法官们被激怒了，第二次投票以360票对140票决定对他处以死刑。也就是说，原来判他无罪的人中竟然有80个转而投了他的死刑票！
这恐怕是一个很情绪化的判决，即使苏格拉底再狂妄，行为再偏激，也罪不至死。热爱他的朋友和学生们都为他抱不平，想尽一切办法搭救他。在临刑之前，苏格拉底的好朋友克力来探监，他告诉苏格拉底朋友们决定帮他越狱，而且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就等苏格拉底一句话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一直坚信自己清白无辜的苏格拉底竟断然拒绝。克力不解：判决如此不公正还要遵守，这不是愚蠢吗？苏格拉底却反问道：难道越狱就正当吗？
他给出了两点理由说明不应该越狱。第一，法律是神圣的，依照法定程序作出的判决的权威性必须得到尊重。即使判决本身是一种误判，人们也没有权利逃避法律的制裁。公正不公正，并没有具体、量化的标准，更多的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如果人人都以判决不公正为借口而随意地加以否定，判决没有威慑力，那么国家哪里还有什么规矩和秩序可言？国家又将如何存在下去?所以，人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服从法律的决定，哪怕他是冤枉的。他接着又从公民和国家关系的角度来论证守法的必要性。苏格拉底认为，如果一个人自愿生活在一个国家，那么他就和这个国家订立了一个契约。国家制定了法律，使公民能够享受到权利，公民就应该同时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否则就是毁约。而践踏自己曾经立下的契约，是十分不道德的行为。他在雅典已经生活了70年，与雅典城邦之间早已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契约，所以他是绝对不能干出毁约的下贱勾当的。苏格拉底最后还说：“如果我含冤而死，这不是法律的原因，而是由于恶人的蓄意。如果我无耻逃亡，以错还错、以恶报恶，毁伤的不仅是法律，也是我自己、我的朋友和我的国家。这样，我到了阴曹地府也不受欢迎。”克力和苏格拉底争论了很久，甚至采用了激将法，说：“拒绝拯救自己生命的行为有违美德，行为人应该感到羞耻，甚至是一种罪恶。”但苏格拉底始终不为所动，克力最后只能一脸颓丧地离开了监狱。
几天以后，苏格拉底按照雅典的法律，饮下了一杯尴酒，面含微笑而死。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被称为“西方的孔子”。他认为世间一切都是神的创造与安排，主张智者治国。他是古希腊第一个提出要用理性和思维去寻找普遍道德的人，强调道德由理性所指导，所以“美德就是知识”，认为善出于知，恶出于无知。他的教育方式非常独特，常常运用启发、辩论的方法，被后人称为“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法”。苏格拉底坚持“述而不作”，所以他本人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他的观点都记载于其学生、尤其是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著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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