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后排右）、夏济安（后排左）1947年摄于上海照相馆，前排依次为夏父、夏母及妹妹夏玉瑛。 （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8月29日《南方周末》）
2013年12月29日，夏志清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我赶忙把刚写了个开头的小文章写完，两周后，2014年1月12日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就将我的《夏志清少作考》刊出了。写罢此文，我掷笔而叹曰:天下读夏志清之文者多矣，其熟习逾予者，殆无之——其实，稿子匆匆写毕，我就睡觉去了，并没有这番表演;不过，假如说一定要造作出一个富戏剧性的镜头，那像上面这样讲，恐亦未尝不可。考索之初，我的确把夏志清用中文写的所有文章都读了数遍，与考证可能相关的篇目更反复读过不下十遍。没想到的是，我对夏志清的中文文章下的这点儿笨功夫，在《夏志清少作考》发表后，又对买书起了一点作用。
大四时的夏志清。 （资料图/图）
一
2016年10月，我在旧书网站上浏览外文书时，见到一册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的英译本Letters from the Underworld，是普通的“人人文库”(Everyman's Library)本，1929年版。图片展示，书名页有英文签名，写的是:Jonathan Hsia at Heinemann's。在威妥玛拼音中，Hsia对应的姓为“夏”。而那个英文名Jonathan(乔纳森)，让我即刻忆起夏志清在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鸡窗集》的跋里讲自己念沪江大学时有了个英文名的故事:“进入大三......秋季上英国文学史这门课，卡佛(George Carver)教授有一堂专讲18世纪文豪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下课后我对(张)心沧说，颇为其恋爱事迹所感动。心沧灵机一动，也就称我为Jonathan。在我的同学好友眼里，我既早该有个英文名字，Jonathan此名一下子就传开了。”宋淇为九歌出版社1984年版《鸡窗集》写序时也回忆，夏济安在一本英文小说My Brother Jonathan(《我的兄弟乔纳森》)扉页上写过给弟弟夏志清的赠语:To my dear brother Jonathan(给我亲爱的兄弟乔纳森)。这样看起来，英文《地下室手记》上的签名有可能是夏志清留下的。我遂买下此书。
收到书后，发现除了书名页的签名外，书前衬页还有一个签名，写的是:Jonathan Hsia December 11,1943。而在书后衬页贴有书店售书签，写的是:ABC News Company,391 Szchuen Road,Shang hai(上海四川路391号ABC新闻公司)。1943年12月11日，上海，夏志清。时间、地点、人物，无冲突之处。事实上，夏志清曾在《〈师友·文章〉序》中写道“:大学毕业后三年(一九四二——四五)，住在上海，交不到女朋友，买书变成我最大的passion，收入的大半都交给了上海法租界几家旧书铺。”另一签名中的Heinemann's，疑即书店名。
夏志清嗜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书，我在《夏志清少作考》中已提及。在《文学杂谈》中，夏志清讲自己受到约翰·柯伯·坡易斯(John Cowper Powys)趣味的影响，说:“读荷马、杜思退益夫斯基，当然用不到任何人推荐，但我同坡易斯一样，终身偏爱此二人。”1945年至1946年，夏志清到台北工作，他在那里读了二十多种书，其中就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少年》英译本(见《红楼生活志》)。1948年3月6日，夏志清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陶斯托夫斯基却为世界第一小说家”(见《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一》)，“却”字想为“确”之讹，可见夏志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推崇。因此，他在1943年购读《地下室手记》，是合情理的。
书上且有书主人的英文涂鸦一处，是以富装饰味的英文书法写下的书名及章节名。
夏志清藏《地下室手记》书名页。 （资料图/图）
二
既然这本书很可能是夏志清收藏过的，那么，我自然想到，这家书店会不会还有其它书同为夏志清旧藏呢？不过，只从书店提供的图片来看，是没有线索了。于是，我依据英文书的作者、内容、出版时间来评估，猜测哪些书可能为夏志清旧藏，这样断断续续买了几次。尽管其中有一本，据我推测，也许出自夏济父、夏母及妹妹夏玉瑛。安、夏志清旧藏，但由于书上并无字迹，无法确证。希望似乎有些渺茫了。没成想，到了2018年2月，火苗再次闪现。
这一次，在我从这家书店购入的书中，有一本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翻译的《法国小品与故事集》(Sketches and Tales from the French)，是日本北星堂书店1935年出版的英文书，收戈蒂埃、福楼拜、利尔-亚当、都德、米尔博等人的作品。在书前空白页上，有一签名:Jonathan Hsia December18,1943。笔迹与《地下室手记》上的相同，时间则仅相差一周!
小泉八云，是夏志清熟悉的。1981年，夏志清在为吴鲁芹《英美十六家》一书写序时称“:......发现鲁芹同我初读英国文学，启蒙师都是小泉八云，觉得非常有趣......我们正轨研究英国文学的，较易接近小泉八云:他那几本浅论英国文学的书，原是写给日本学生看的讲义，中国学生看了，也觉得亲切易懂。”(见《杂七搭八的联想》)《法国小品与故事集》虽非小泉八云的创作，但夏志清会因了这个名头而购读此书，亦在情理之中。
2018年3月，我再次在这家书店订购了几本英文书，其中有一本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夏志清签赠给他在上海的六妹玉瑛夫妇的。因夏先生后期的笔迹较易见，一比较即知为亲笔。至此，已可得出结论:这家书店所售、题署JonathanHsia之书当为夏志清青年时代的旧藏，与夏志清后来签赠六妹之书同出一源。
三
但发现并未就此结束。2018年12月，我又在旧书网上买到一册夏志清青年时代的藏书，但这次却是另一家书店了。
此书为德文版的《如果种子不死》，安德烈·纪德著，德文版改题Stirbund Werde，出版于1930年。书前空白页有英文题识:One of Jonathan Hsia's proud possessions November 27,1945 (夏志清引以为傲的收藏之一。1945年11月27日)。尤奇者，在书名页，有中文题字:“夏志清藏一九四五·海涅门”，并钤朱文篆印“夏志清”。夏志清的中文签名和英文签名Jonathan Hsia出现在同一本书上，坐实了Jonathan Hsia为夏志清英文名这一事实，且由于此书的英文笔迹与我之前所得《地下室手记》、《法国小品与故事集》中笔迹吻合(如Hsia中字母i上的圆点，均被写成一个小圈)，可证实这些书均为夏志清旧藏“。海涅门”，即《地下室手记》上写的Heinemann's，当为书店名。夏志清1943年、1945年在这同一家书店买了西文书。
夏志清为什么会买安德烈·纪德的书?事实上，夏志清读书的习惯是，只要认准了一位作者，会尽可能遍读其书。姑举一例:二十世纪上半叶有位英国评论家叫墨瑞(John Middleton Murry)，现在此公已经几乎无人记起了，但夏志清在上海的时候却读了许多他的书“:墨瑞的著作当年上海工部局图书馆藏有八九种，连他的自传我也读了。”(见《杂七搭八的联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况自然也是如此。纪德呢，我在《夏志清少作考》中已提及，夏志清以笔名“文丑”发表的文章《文学家与同性恋》(刊于1944年10月《小天地》第3期)里对纪德的著作《柯利同》(Corydon)进行了详细评介(约占全文三分之一篇幅)。《柯利同》一书，在纪德的著作中属于相当偏僻、读者甚罕的一种，而夏志清居然对它发生兴趣，或许说明夏志清曾对纪德的诸多著作下过一番功夫。那么，他会购读《如果种子不死》，也就毫不奇怪了。
纪德的原著是用法文写的，而夏志清在上海时尚未学过法文，所以只能借助译本。按说他读英译本要方便得多，但读德文版也合情合理。夏志清在《红楼生活志》一文中回忆:“我德文在大三那年读了一年......毕业后，在家里自修，修到一定程度后，就专读名著......”夏志清的德文水平达到读歌德、海涅、席勒、托马斯·曼的程度，当然也可以读纪德的德译本了。
不过，这本书所署日期“1945年11月27日”倒费人思量。因为按照夏志清在《夏济安日记》1974年版序中的说法，“抗战胜利后，徐祖藩任命为台北航务管理局局长，父亲见我赋闲在家，托他带我去。十月动身......”则1945年11月27日夏志清人是在台北的。夏志清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到:“......其实我航务一窍不通，普通公务也办不来，还是依我故例，在办公室里读我的书。但书带得不多，加上住在宿舍，两人一间房，晚上无书桌可供我读书，只好到街上去乱跑。”1978年，夏志清又在《红楼生活志》中回忆:“最近无意间重翻一遍40年代我在上海、台北、北平所记的一本备忘录，发现在台北期间也读了二十多种书......”不过，所列举之书皆为英文书。又称:“去台北一年，德文当然荒废了不少，返上海那个月即重读《浮士德》......”我猜，有一种可能，就是1945年早些时候夏志清在上海的书店买了此书，然后携至台北，在台北阅读时写下的日期。是否如此，只能留待那本“备忘录”公开时再下判断。还有一点，也应该注意，那就是，此书与我之前得到的两册夏志清旧藏，并不是同一家书店所售。这说明，夏志清早年的藏书已经分散。
夏志清藏《如果种子不死》书名页。 （资料图/图）
四
2019年5月，我购得第四种夏志清旧藏。英文书名为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and Six Plays of Calderon，是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翻译的奥玛·海亚姆诗集《鲁拜集》与西班牙戏剧家卡尔德隆的六部剧本的合集(以下简称《鲁拜集及其他》)，与《地下室手记》一样，为“人人文库”本，1935年版。
此书购自之前两家书店以外的第三家，更明确了夏志清早年藏书星散的事实。还有一点不同在于，之前买下的三册，店家并没有标注前收藏者的身份，而这一次，店家把“夏志清”的名字明明白白打出来了。书前衬页上有毛笔书写的“诗集夏志清”五个字。书名页钤“夏志清”朱文篆印，与《如果种子不死》中的是同一方，并有英文签名:Jonathan Hsia October 1943(夏志清1943年10月)。在英文签名四周有钢笔画的放射状的线条及花饰，当为夏志清的涂鸦。此外，左上方钤朱文隶书印“蠹鱼楼藏”，由于此印与“夏志清”篆印印色差别甚大，估计是另外一任书主所钤了。书名页前的一页还有英文涂鸦一处，写的是书名，同样为富装饰味的英文书法，当为夏志清所书。
夏志清藏《鲁拜集及其他》书名页。 （资料图/图）
看时间“1943年10月”，则知《鲁拜集及其他》是目前我得到的四种夏志清旧藏中最早的一种。不过，也仅比《地下室手记》《法国小品与故事集》早两三个月左右。这三种英文书实在可以归为一组。
《鲁拜集及其他》也是四种书中划线、批注、涂鸦最多的一种。从写着书名、作者名的涂鸦在书页间分布之频密看，22岁的夏志清似乎童心未泯，喜欢乱写乱画。前面一共四十几页的《鲁拜集》部分划线、批注甚多，而后面卡尔德隆戏剧部分干干净净，说明夏志清只读了此书的《鲁拜集》部分而未读“其他”。批注中英文并用，多数是对其中难字的解释，只有一处例外，即菲茨杰拉德译《鲁拜集》第三十六首，夏志清在旁边写下“乌盆计”三字“。计”当为“记”之讹。
这首诗，我在此引用孙毓棠的译文(孙译刊载于《西洋文学》1941年3月第七期，夏济安曾多次为《西洋文学》杂志供稿，夏志清有可能读过孙毓棠的译文):
我记得当初停脚在街衢，
看见过陶师捶捣湿泥:
泥里有纤弱的声音喃喃道——
“轻轻地，朋友，轻轻地，我求求你！”
我们知道，《乌盆记》是有名的剧目，讲附在乌盆中的冤魂申诉的故事。《鲁拜集》这首诗写陶师捶捣的湿泥里传出了人声喃喃，夏志清联想到中国戏剧中的乌盆冤魂，这一对比无疑是恰切的。非要“拔高”的话，也可以说是比较文学思维的些微体现吧。
夏志清在《鲁拜集及其他》内页上的批注。 （资料图/图）
五
夏济安、夏志清兄弟在上海时藏书不少。1946年夏，夏济安从北平返沪，《夏济安日记》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记:“家里好书还有不少，可以一读。”这可以看作对昆仲二人藏书的总体评价，而从夏济安当时阅读的书目推测，其中外文书占较大比例。
关于夏志清青年时代藏书的去向，夏志清本人有过说法。1976年说的“文革时我上海家里的西洋书全被没收”(《追念钱锺书先生》)，未必准确，因为彼时消息难通，真相莫明。1999年讲“: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回到上海老家，才知道所有我的藏书被玉瑛妹交给政府后并未发还，想必都给毁了。”(见《初见张爱玲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所说或许符合夏志清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尤其是曾上交一节，当有一定事实基础。但如上文所谈及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夏志清签赠给六妹玉瑛夫妇的书也混在散出的夏志清旧藏中，那么，难道说到了1980年代初尚需将此书上交不成?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一个有一定可能性的推测是，或许夏志清藏书曾一度被六妹上交，而较晚时发还，六妹未将此事及时向夏志清报告，所以夏志清掌握的情况并未及时更新，而这批藏书或是在六妹身后散出的。
无论如何，这批夏志清旧藏的发现，为我们了解夏志清早年智识发展的实态和进程提供了有益的材料。毕竟，打捞、董理一个人散佚久已的藏书，等于揭开了笼罩其精神世界的幕布的一角。
刘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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