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春晚舞台上，陈佩斯和朱时茂上演小品《吃面条》，陈佩斯的表演道具只有三样：一个碗，一双筷子，还有一个空桶。
那年的电视分辨率很差，陈佩斯却用演技一度骗得很多人以为碗里真有面条。
初次吃面陈佩斯一卷二咻三抬头，恨不得把脸都埋进碗里，一个饿汉形象油然而生。
一碗没吃饱盛第二碗，陈佩斯挑了两筷子，每一卷都比人要高，因为面太多撒的到处都是，陈佩斯用筷子清理碗边完了还不忘嗦下手指头。
第三碗陈佩斯有点饱，挑面速度显然慢了下来，导演让他蹲下，陈佩斯面露难色。
第四碗陈佩斯趁导演不注意，把挑进碗里的面又丢回桶里，到了最后一碗，陈佩斯每一筷都成了折磨，脸上戴着一张痛苦面具，说台词儿时一个不受控制的饱嗝成了全场最大的笑料。
同样的无实物表演，在86年春晚小品《羊肉串》中一样精彩。
陈佩斯拉着朱时茂的手啃羊肉串，虽然没有肉签，可灵活的抹串动作配上一刻不停的咀嚼比真吃羊肉串还带劲。
而89年的《胡椒面》是二人无实物表演的巅峰。
朱时茂西装革履自带小金属勺，吃馄饨前必须先拨弄一番再吹口气，浅尝下汤的咸淡方可入口。
陈佩斯一个体力劳动者形象，混沌上来先沿着碗边大抿一口汤，接着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往嘴里塞，豪气与鲁莽被刻画的淋漓尽致。
整个小品时长不到十分钟，台词更不超过五句，却成了春晚史上的经典。
二、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放今天都不过时，不在于表演，而是在内涵。
34年前的《胡椒面》朱时茂穿着西服文质彬彬，吃个馄饨有各种讲究，一看便是中高层知识分子形象。
陈佩斯歪带帽子身穿大衣跟服务员说要一斤馄饨，显然代表中下层体力劳动者。
然而在胡椒面的使用上，两人竟大打出手，有人肯定好奇：明明是属于朱时茂的私人物品，朱时茂为何不说两句话解释清楚？
考虑到两人形象代表，这其实是在隐喻一部分上层知识分子与普罗大众脱离太久，他们不愿意放下身段与普通人沟通，却又只会站在自己的立场考虑问题。
小品中，朱时茂不止一次体现出对陈佩斯的嫌弃：端起碗侧对着陈佩斯，不愿意把用过的纸巾递给陈佩斯，甚至直到临走朱时茂都不愿意和陈佩斯说一句话。
三十年过去，这种一部分上层高高在上，与下层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在互联网的放大下愈发明显。
像近两年就有专家建议低收入人群可以用私家车拉活，或者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也有专家建议大学生可以付费上班，既解决了用人单位资金短缺问题，也可以帮助大学生获得工作经验。
如此何不食肉糜，如此与社会大众脱节，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但可以肯定，这些高高在上的“专家”正是小品中那位一脸嫌弃的“知识分子”的代表。
活在自己的小圈子，精致地考虑个人利益，全然不顾整个社会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这样的小品在二人节目里还有很多，像《姐夫与小舅子》讨论情与法的界线问题；《王爷和邮差》讨论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
三十年弹指一挥，这些问题依旧在困扰着中国社会，也恰恰是陈朱小品长盛不衰的秘诀，常看常新，越品越有味。
毕竟，优秀的艺术作品来源于生活却始终高于生活。
三、1998年，陈佩斯与朱时茂在春晚舞台上表演《王爷与邮差》，不想竟成了最后的绝唱。
98年底，新一届春晚导演找到陈佩斯，请他继续在1999年表演节目，但陈佩斯因为个人原因推掉了此次邀请。
然而很快陈朱二人就发现他们竟然未经他俩允许，偷偷将二人在春晚上表演的所有小品刻录成VCD光盘并投入市场，严重侵犯了二人的著作权。
当时很多人都劝他俩胳膊拧不过大腿，何况在那个漠视版权的年代，被侵权的人两只手都数不过来，但陈朱二人坚持将他们告上法庭。
2001年，法院宣判他们败诉，赔偿人民币33万元，官司虽然打赢了却也彻底和他们结下了梁子。
其他地方台又不敢得罪央视，纷纷对陈朱二人闭门谢绝，自此以后我们再也没在春晚上看到陈朱二人的身影。
被封杀初期，陈朱二人没了生计，陈佩斯回到家中生活一度陷入窘境，最困难时女儿要交280元学费，自己搜遍口袋只有14块7毛钱。
万幸的是妻子先前承包了一片荒山，叱咤春晚十年的陈佩斯竟然做起了一个农民，但他不后悔一切从零做起，没有找过任何关系更没有求过任何人。
2011年，时任春晚导演的哈文找到陈佩斯，希望他出山重回荧幕，可陈佩斯却说：“不能总是他们（央视）对我说NO，我也要对他们（央视）说一次NO。”
另一旁的朱时茂日子也不好过，儿子朱青阳体弱多病，自己这个父亲没少操心，现在又失去工作治疗费用成了大问题。
万幸的是有妻子和娘家人的帮助，这一关才挺过去，再后来朱时茂学着当导演，日子一天天才好过起来。
不为五斗米折腰，坚持自己的原则，陈佩斯和朱时茂宁愿在自己如日中天时被封杀，封杀后一不怨天尤人二不疏通打点，靠自己一步步爬出低谷。
或许，这就是老一辈艺术家的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