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变幻着，产生出如万花筒般瞬息万变，使人惊讶错鄂的历史事件;这样的时代也往往产生出反映这种矛盾复杂性，时而进步甚至革命，时而保守乃至反动的既有大贡献又有大过失的大是大非人物。梁启超便是典型的充满惊人矛盾的一位。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1873年出生在一个小地主家庭。他父企望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但从髫龆童年到白发斑斑，奋斗终身却屡试不中，连个秀才都没当上。而聪敏过人的梁启超年仅十一就考中秀才，十六岁又中举人。父辈热切地望子成龙，鹏程万里。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个看来偶然的事件就彻底改变了他们爱子的命运。1890年，年届十七的梁启超经人介绍认识了比他年长十五岁的康有为。他马上被康有为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所吸引、折服，立即拜康氏为师，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成为康氏主办的万木草堂中一深得老师真谛的得意门生，开始走上维新之路。
甲午战争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正在北京参加会试。中国军队的失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这些奇耻大辱焦灼着每一个爱国者的心。康有为、梁启超鼓动发起了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集会。康有为在会上慷慨陈词，痛述国耻，许多人痛哭流涕，扼腕叹息。最后，通过康有为上书朝廷的建议，并推他为起草人。康有为连夜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要求，翌日呈上朝廷，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虽然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而上书不达，但这次活动造成很大声势，获得广泛同情。为扩大影响，康有为创办了维新刊物《中外纪闻》，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康有为又发起组织了强学会，梁启超任书记员。年青的梁启超不仅能以充满感情的文章鼓舞人心，而且能四处奔走，广交各种人才，表现出杰出的组织才干，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1895年会试，他没有中进士，但胸怀大志的梁启超却毫不介意这科场功名，南下上海主笔《时务报》，为维新事业呐喊，成为时代号手，激奋着仁人志士为维新变法而奋然前行。
年仅二十三岁的梁启超以《时务报》为阵地，用他那枝饱蘸感情的如椽之笔深刻地揭露了封建专制的腐朽，使人信服地论证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他大声问道:“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他警告说:“变亦变，不变亦变。”
他在一篇又一篇极有感染力的文章中，从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展开对封建制的批判，以青春全盛的朝气呕歌新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价值观念，使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开始广泛传播。《时务报》议论以其新颖奇异，文笔奔放，痛快淋漓，吸引着许多读者。销售量在几个月内就达一万七千多份，开中国报刊发行纪录。“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扎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梁启超由是声誉鹊起，与康有为齐名。被人合称为“康梁”。后来曾有人说中国民众谈论时事自《时务报》始。的确，《时务报》在当时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风华正茂的梁启超此时确是站在时代流的前面指点江山，对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起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全国各地的维新运动蓬勃展开成立了许多学会，办了许多报刊，宣传新思想，社会风气为之一变。1897年冬，梁启超来到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为维新事业培养了一批重要人才。后来自立军领袖唐才常、林圭等“庚子六君子”，举兵讨袁的蔡锷将军，都是他培养的学生。
维新之声日高，新旧斗争愈烈。湖南的顽固派居然用暴力手段把一些维新人士驱赶出境，梁启超也被迫返沪。1897年底，德帝国主义强占胶州湾，中国被豆剖瓜分的危险更加严重。全国上下，人声鼎沸，优虑着祖国的前途。康有为不失时机地将《上清帝第五书》呈送光绪帝手中。颇欲有所作为的光绪帝深为感动，决心变法维新。1898年初春，梁启超应康有为之召来到北京，决心为维新事业献出满腔热血。他对友人说:“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同此义者，皆为同志。”他们发起组织保国会，经常举行集会、讲演，维新浪潮越来越高。
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正式开始变法维新。康有为被保荐为总理衙门行走，梁启超等维新人士被皇帝召见，梁以六品卿衔办译书局。在短短的时间内，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顽固派气极败坏，向维新派猖狂反扑。9月，北京城空气异常紧张，一触即发。毫无兵权的维新派只得向掌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求救。袁世凯当面信誓旦旦地保证支持维新派，背后马上出卖了维新派。
9月20日深夜，慈禧太后由顾和园回宫，囚禁光绪帝，大肆捕杀维新党，谭嗣同等六君子慷慨就义，百日维新在血泊中失败。梁启超逃到日本大使馆，又化装前往天津。在天津剪去发辫穿上和服，躲过清军搜查，乘日轮逃往日本。
来到日本，他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开始脱离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窠白，更多地宣传介绍西学，并用这种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方法来分析中国。这就使他超过康有为而独执舆论界牛耳。他既反对革命，又较系统地宣传介绍了西方的各种学说，乃至最新的科学技术，起了“百科全书”式的作用。几乎当时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都在他的论述之内，笔锋所及，汪洋恣肆，晓畅通俗，读来往往使人感到一种蓬勃的朝气充溢其间。如：《少年中国说》中的一段：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浮。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离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强。”
哪个热血青年读了这激情飞扬的文字能不怦然心动呢?当然，他在一些领域的研究并不深入，但中国近代却需要这样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全面介绍新思想、新理论。直到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时，《新民丛报》还再版发行。他在资产阶级理论宣传上的贡献在中国近代的确是空前的。辛亥革命的炮声震垮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又感到新的机会来临。这些年来，他一直坚持改良立场，鼓吹君主立宪，组织过短命的政闻社，和革命派作对。当袁世凯篡得辛亥革命果实，并给他法部次官的位置时，他便兴奋地于1912年11月返回阔别十余年的北京，满心希望能再次在政坛大显身手。
他在民初混乱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如鱼得水，纵横捭，成为新成立的进步党领袖，在国会中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国民党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时，他又充当袁世凯的谋土，企盼能从袁手中分一怀羹。但袁世凯要独揽大权，梁启超希望落空。当袁世凯妄图称帝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时，梁启超毅然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猛烈抨击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又气又怕的袁世凯想以二十万元重金收买梁启超，让他收回文章，但梁启超断然拒绝。
这篇文章的发表，好似一声炸雷，产生广泛影响。由于袁世凯一意孤行，执意称帝，梁启超便指派他的学生蔡锷由日本转赴云南，举起反袁大旗，发布了由梁启超代拟的一系列痛快淋漓的讨袁檄文。他说:
“袁氏诚不失为一大人物，然只能谓之中世史黑暗时代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而决非在十九、二十世纪中有价值的人物。”他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祸乱种子，全由袁氏所播，袁氏多统治一日，则祸乱之程度加深一日。”“盖国中任举一极恶之人，其恶却不能有加于袁氏。”
反袁的胜利，又给梁启超带来巨大的声誉，他再次卷入到政治的旋涡之中。他在这变幻不定的政治形势中翻云复雨，通权达变，在激流中升沉起伏、出入进退，使出种种政治手腕。但当他的老师康有为与“辫帅”张勋复辟帝制，抬出退位的清帝时，他立即发表《反对复辟电》，并不顾师生情谊而痛斥康有为。挫败复辟后，梁启超曾在段褀瑞政府中任财政总长。但不久便在军阀的混战角逐中失势辞职，结束了从政生涯，决定潜心学术。从1918年起，他的主要精力便放在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上。
他开始较系统地研究中国思想史、学术史，写出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许多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他对中国封建史学的批判尤为引人注目，至今仍可见其闪光。他痛斥封建正史为“帝王将相家谱”、“墓志铭”、“蜡人院”，“为专制帝王养成忠顺之臣民……”。他认为，现代的历史研究应是“国民资鉴”。他努力探索历史因果关系，强调地理环境的作用。当然，他的结论未见得正确，但比起封建史学来，还是大进了一步。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在史学界的影响是空前的，他不愧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开山。他曾讲学于清华研究院，培养出一代出类拔萃的学者，其中许多后来成为我国学术界泰斗。
1928年，重病缠身的梁启超仍全力写作《中国文化史》，编写《辛稼轩先生年谱》。不久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29年1月19日逝世。但他留下的约一千五百万字的《饮冰室合集》却象巨厦矗立，任人寻幽探宝。而他那复杂曲折的一生，更是发人深省，给人以深刻的历史启示。
主要参考资料:1、《梁启超诗文选》。
2、《梁启超年谱长编》。
3、孟祥才《梁启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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