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古代的男婚女嫁问题，人们很自然会想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婚配问题确实在古代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由封建家长的宗法制决定的，决不任由男女本人自己决定，因为封建家长认为男女结婚是宗族延续的大事，男女个人的意愿必须要服从于宗族的传承。那时男女结婚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延续血胤和祭祀祖先，至于男女之间的情感交流只在其次。
基于上面这种认识，封建家长对子女的婚姻情况理所当然地用他们的意志去包办代替，后来索性成为数千年来男女婚配的定例，一辈一辈都要这样遵守。但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这样的规矩也曾遭遇演变，使男女婚配更人性化一点，其中，唐代法律就出现了允许部分男女自择婚姻的情况。《唐律·户婚》中专门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婚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意思是青年男女在未征得家长同意，就已经形成婚姻关系的，唐朝法律是会予以认可的，只有未形成婚姻关系并且又不尊从家长之命的才是违律，需要遭到惩罚。这样的法律规定在古代社会是很难得的，它为那个时代的青年男女自主选择配偶开了一个小小的绿灯。
在唐朝这样强大、自信的时代，上自公卿贵族，下至民间百姓，自择婚配之事并不少见。例如，有这样一则“红线牵丝”的逸事：说唐朝名将郭元振年少时，看中了宰相张嘉贞之女，欲娶其为妻，择日直接拜会张嘉贞说:“知公门下有五女，未知孰陋，事不可仓卒，更待试之。” 张嘉贞回应他说:“吾女各有姿色，惟不知谁是匹偶。”于是令五女各持一丝于幔前，令元振奉之，得者为妻。元振牵一红丝线,得第三女。此为男子自择妻室的韵事一桩。
再看一桩女子选婿韵事，《开元天宝遗事》载:“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允。李林甫在厅事壁间，开一横窗，饰以绛纱，常使六女戏于窗下。每有贵族子弟入谒，李林甫即使女于窗下选可意者事之。”这种选婿方式颇为开明有趣。又据《太平广记》卷一八一《李翱女》载，进士卢储投卷李翱，翱女及笄，见文卷，对小青衣说:“此人必为状头。”李籍闻之，“深异其语，乃令宾佐至邮舍，具白于卢，选以为婿。”
以上列举的实例说明，贵族男子的婚姻有时可以不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女子在父权的特别许可下，也有可能自己选择意中人。
至于民间男女自由恋爱结为夫妻者，更是屡见不鲜。如唐代宗大历年间，有女子晁采“少与邻生文茂约为伉俪。及长，茂时寄诗通情……乘间欢合。母得其情，叹曰：‘才子佳人，自应有此。’遂以采归茂。”《幽明录》中有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恋爱故事，一富家子见卖胡粉女子美而悦之。因无由自达，便每日赴市买粉。久之，女问曰:“君买此粉，将欲何施?”答曰:“意相爱乐，不敢自达，然恒欲相见，故假此以观姿耳。”女遂相许以私，终成眷属。
在唐人笔记小说中，还塑造了许多大胆追求婚姻自主的女性形象。如《柳毅传》中的龙女，原为泾川次子妻，她不甘忍受夫婿的薄待，冲出樊笼。父母欲令再嫁“濯锦小儿某”,她却执意选择柳毅，变作卢氏女，与柳毅永结同心。又如《博异志》中多次向杨真伯求爱的女郎，《离魂记》中与王宙私奔的倩女等，都是勇敢主动地追求自已的美满婚姻的女性形象。文学作品是以社会生活为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现实的。它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唐代社会中婚姻有限自主思想的萌芽。
唐朝时青年男女除了表现在有限的婚配自由权上，还表现在女子的离婚权益保障上。《唐律·户婚》对离婚有三种规定：一、男女双方可以协议离婚，这种情况是指男女双方可以自愿离异，也就是所谓的“和离”，“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二、男方也可以仲裁离婚，这是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的“出妻”。 三、男女双方还可以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非罪和谋害罪。经官府判断，认为一方犯了义绝的，法律即强制离婚，并处罚不肯离异者，对于“违律为婚而妄冒已成者”，也可强制离婚。
《唐律》的这些规定，其本质是为了强化封建宗法制度，巩固家长制下的夫权。其中“和离”是值得注意的，在那个强调女子从一而终的封建时代，能够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夫妻“不相安谐”即可离异，这在封建社会是少有的空前绝后现象。在唐代史实中“和离”事例亦属不少。《唐律》对妻无“七出”和义绝之状， 或虽犯“七出”而有“三不去”者， 不准其夫擅自提出离婚，否则处一年有期徒刑。这无疑对夫权是一个限制，对妇女利益是一种保护。另外，对妇女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法律也没有约束和限制，这就从法律上为婚姻的相对自由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从史实来看，唐代妻子离婚再嫁的也有不少。《旧唐书·列女传》记载，李德武妻为户部尚书裴矩之女，结婚一年，德武坐罪徙岭表,裴矩即“奏请德武离婚”。有因本家有故而求离者,太宗时刘寂妻夏侯氏;字碎金，其父因疾丧明，“碎金乃求离其夫，以终侍养”。有因夫患病而离异者，武宗会昌六年，右庶子吕让进状:“亡兄温女，大和七年嫁左卫兵曹萧敏，生二男。开成三年，敏心疾乖忤，因而离婚。今敏日愈，却乞与臣侄女配合。这是唐代离而复婚的一例，还有民间女子因对婚姻不满而离婚的事。如颜真卿在江西临川任内史时，有个读书人杨志坚的妻子请求离异，颜真卿便判决他们离婚。这些事实表明，唐代离婚较为自由，不仅为法律所允许，而且不受社会舆论非议。
离婚再嫁的难易和贞节观念的强弱，是衡量婚姻关系自由开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唐代看，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习以为常，并未受贞节观念的严重束缚。它与前朝的“从一而终”和后代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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