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文
当今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动荡时期，上一轮全球化带来的增长正在成为传说，有些人已经开始怀念美好的往日。实际上，宁静的生活并不常见，瘟疫、战争、饥荒是人类历史的重要部分，从未离去，而且还将继续长期伴随人们。这些灾难反复发生，其间或有复苏、发展。只是个体的生命短暂，经历变迁全过程的人并没有那么多，不能见其全貌。因此，个体的经验往往使人们忽视历史的经验。在复苏期成长的人，大多对未来怀有憧憬，在灾难发生之后，又不得不在其余生适应漫长而痛苦的新时期，回归人生的根本问题——吃饭。
作为历史周期，全球化的消退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在21世纪初经济快速增长，而其他一些国家认为缺少受益，于是选择另组贸易体系。最近国际上对于粮食供应短缺的担忧有多重因素。阻止粮食以及其他一些商品与服务在全球流通的，是防疫和战争，粮食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国际贸易的萎缩必然伴随经济增长乏力。为刺激经济，各国实行货币宽松政策，造成通货膨胀，食品价格上涨，贫穷家庭的压力加大，还可能在一些需要进口粮食的欠发达国家产生饥荒。
哲学的阴影
粮食供应短缺的直接原因是国际贸易受到阻碍；国际贸易受阻的近期原因是俄乌冲突；俄乌冲突则是苏联及其解体的后遗症。还可以继续上溯原因，在哲学中发现答案。同样，全球化的产生与逆转也有哲学的原因。哲学是象牙塔中之学，却无时不在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但大多数人是受到经过多手转销的影响，不知其来源。因此有必要回顾古人的哲学。
上一轮全球化始于冷战的结束。柏林墙倒塌之后，时为美国政府官员的弗朗西斯·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宣告世界历史进入新的阶段。这部书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指导，但作者忽视了他在学生时代的必读书：柏拉图的《理想国》。《理想国》第八卷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师）与格劳孔的对话。苏格拉底说：“你不要以为政治制度是从木头里或石头里产生出来的。不是的。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他一切的方向。”公民能够决定的制度并不多。苏格拉底提出五种政治制度：贵族（或好人）、荣誉、寡头、民主、僭主（或专制）。他认为，第一种制度最好。他还指出制度有周期轮转，当一个制度无法维持时，便会转入下一个制度。制度是公民出于“习惯”的选择是有前提的，这需要一个公民能够参政的起点。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不缺少敌人，而且还会创造莫须有的敌人。在雅典民主制中，苏格拉底被当作敌人。他拒绝作为替代的流放，坦然饮下死刑的毒药。
苏格拉底在两千多年前指出，政治制度不是永恒的，而是在不断变化之中，民主制也不例外。福山却认为民主制可以永恒。当然，福山的这个思想不是他的独创。指向终结的线性历史观是基督教的——上帝的最后审判是“历史的终结”。终结说为黑格尔所取，为福山所用。俄罗斯人则发扬这个哲学的另一支，曾经宣扬天堂式的终结。相同的是，他们都是在基督教的世界观中发挥。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一支。在莫斯科大牧首基里尔的领导下，东正教站在国家的边上，为国家政策辩护。这导致乌克兰东正教会已经宣布独立于莫斯科大牧首。
俄乌冲突不仅是俄罗斯为地缘政治目的而发动，也不仅是冷战失败者的报复，更深层的因素在宗教与哲学。俄罗斯国徽上有一只看向两边的双头鹰。俄罗斯有两种思想，与欧洲思想对立的“欧亚思想”长期占上风，现在也是俄罗斯政治哲学的主流。所以，俄罗斯不可能融入欧洲。
古希腊与“东方”一样，持周期循环的历史观。孟子相信五百年的历史周期。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王者兴于乱世，拯救乱世，但不能阻止在他身后继续出现乱世。五百年之中，王者的时代不过十分之一，其余在王位者都在“食人”，如孟子所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是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全球化的退缩是因为公民习惯的改变。公民习惯的改变、失意者内部的挑战，都是政制改变的动因。在现代，历史过程（历史没有确定的终点，所以不是“进程”）加快，但仍在周期的循环之中。选民的愤怒与分裂在动摇民主制的基础，使之有可能在长期之中滑向僭主制。
民主制建立在选民共识的基础上。如果选民对立，民主制将难以有效运行。这一景象正在多个国家变得显著。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败选后不甘离开白宫，鼓动他的支持者冲击国会。他现在正卷土重来，而对通胀的不满将增加他的胜算。皮尤（PEW）在5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最担心的有十二件事，通胀高居榜首，新冠病毒排在最后——虽然美国这一轮通胀在很大程度上是疫情引起的。特朗普擅长也愿意制造分裂，在选民的分裂获得选票，无论他能否再次当选，都将加深美国两党及其选民的对立。
欧洲的情况没有更好。英国脱欧，欧盟分裂。6月初，英国议会的不信任投票没有推翻英国首相约翰逊，但也削弱了他的领导。英国保守党的下次选情不容乐观，政党的重新组合或将引起苏格兰再次公投独立。在法国4月的总统选举中，极右翼领导人勒庞败给马克龙，但也获得40%多选票，马克龙不能忽视她代表的民意。在这些诸多因素的推动下，欧美目前在俄乌冲突中的团结有可能烟消云散——这正是普京期待的。但这场战争对俄乌双方的消耗太大，不会持续到欧美分歧凸显的那一天。
福山的乐观情绪易于被接受。可是，历史终结说没有持续几年便逐渐消散，显示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又一次失败。历史不会是线性发展的，作为历史一部分的全球化当然也不会。国家以及社会阶层在全球化中有得有失，如果有所失而不得补偿，必定会退缩。资本不能游离于政府的权力之外。追寻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资本即使有所得，也不能对抗政府——这在近年来各国的各种禁令中非常明显。对于全球化的乐观情绪，使人们忽视潜伏已久的粮食问题。如今，因为疫情、战争与国家间竞争，温饱再次成为人们关切的问题，而且将持续一段时间。
疫情与战争的冲击
乌克兰有2500万吨将销往外国的粮食滞留在黑海港口。在人多地少的埃及，政府补贴的低价饼是许多人的主食。为应对粮食等货物短缺，埃及已提高关税美元汇率，以减少进口和需求。埃及财政部长发出警告：俄乌冲突导致的食品价格危机可能造成“数百万人”死亡。
不只是中东的埃及，南部非洲也需要进口粮食和化肥。6月3日，非洲联盟主席、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前往俄罗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释放谷物与化肥库存”，以解决非洲的粮食危机。萨勒呼吁在对俄制裁中解除粮食出口，也承认乌克兰港口待运的粮食对非洲至关重要。
欧美指责俄罗斯阻止乌克兰小麦出口。俄罗斯、白俄罗斯提出西方解除对它们的制裁，换取乌克兰粮食出口。各方都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表示愿意谈判，但现在还看不到解决的前景。
俄乌冲突没有在短期内结束的迹象。这是一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两边（而不仅是战争双方）都没有后退的余地，这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数百年冲突的延续。美英两国支持乌克兰的力度最大，波罗的海三国（苏联加盟共和国）、波兰和捷克（前华沙条约成员国）也尽其所能支援乌克兰，以免祖国重蹈覆辙。芬兰、瑞典的选民支持放弃中立国地位，支持加入北约，也显示他们对俄罗斯的深深担忧。这些国家都依赖俄罗斯能源。德国有过迟疑，但也承诺放弃进口俄罗斯能源并且已在行动中。在战争中，市场不堪一击——非参战国也可以舍弃市场与需求。
俄罗斯原来想象中对付西方的王牌是能源。全球能源供应紧缺，可替代性较低，都能被许多欧洲国家断然拒绝。相比之下，低技术日用品的进口更可以被替代，虽然需要一些时间。
制裁双方的优势同是国内的充分支持。欧美人富裕，有较高水准的社会保障体系；俄罗斯人对苦难有更高的忍耐力，也愿意忍耐，因此双方可以较量很久。但战争中没有赢家。乌克兰焦土遍野，生灵涂炭；俄罗斯陷入战争泥潭，遭受制裁；实行对俄制裁的国家也有很大损失。在实力较量中，俄罗斯处于被动，正在脱离国际市场和技术的发展，很长时间内都将难以恢复元气。
此轮全球粮食短缺始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运输迟滞，加重于俄乌冲突。俄罗斯不仅出口粮食，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出口国。粮食关系生命，却只是欠发达国家穷人的必需品，不是发达国家的紧缺商品。对俄制裁将是长期的，但俄乌冲突对国际市场上粮食供应的影响是短期的。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引起的短缺，在欠发达国家是粮食，在较发达国家则是芯片。在这一点上，中国已属较发达国家。芯片短缺又造成汽车等生产的开工不足，经济衰退威胁在即。
最近几周，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高管对经济衰退发出警告。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迪蒙说：“一场飓风就在路上，正在向我们走来。”高盛总裁沃尔德隆也有类似警告。据路透社报道，特斯拉创始人兼CEO马斯克也看衰全球经济前景。6月2日，他在给本公司高管的邮件中说，他对经济有一种“超级糟糕的感觉”，要求暂停全球招聘。次日，他又在给员工的邮件中宣布，特斯拉需要裁减大约10%的受薪员工。当前对特斯拉电动汽车的需求仍然强劲，马斯克已在未雨绸缪。另一方面，因为马斯克对全球经济的独特洞察力，这两封邮件在传出之后受到金融公司分析师的重视，将继续加重对经济的黯淡预期，而预期能够塑造未来的经济状况。
其实，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早已对通胀和衰退提出警告。他认为，美国遏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有可能导致经济硬着陆。以美国经济的体量、进口国的地位、美元的全球流通，美国经济硬着陆或仅是较轻程度的不景气，都将产生全球化的影响。当衰退到来之时，没有经济体能够幸免，而穷人受到的冲击最大。在一个分裂和动荡的世界，粮食供应难以保证。穷人的最基本需求之一是粮食——在这一点上，穷人与富人没有区别，但穷人的支付能力要低得多。
前些年中国还被认为输出通缩，现在为遏制通货膨胀。拜登政府正在考虑部分减少特朗普总统时期对中国货物附加的进口关税。中国固然需要美国的市场与技术，美国也很需要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谈到中美合作，但那是美国的单方面需要。对于中国的需要，美国的合作姿态就差很多，而且还有封锁——禁止技术出口。中美的对抗已两败俱伤，也有渔翁得利——那些在发展雁行阵中排在中国之后的国家。
大饥荒是政治的后果
俄罗斯、乌克兰现在是粮食出口大国。但在苏联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大饥荒，分别在初期的1919-1922年，“余粮收集制”夺走农民的口粮；工业化初期的1930-1933年；二战结束后的1946-1948年。第二次饥荒最为严重，苏联解体后的研究表明，仅“欧洲粮仓”乌克兰就饿死大约300万人，可能更多——当时没有统计的必要，也没有统计的计划。哈萨克斯坦，苏联的另一个加盟共和国，独立后公布本地饿死150万至200万人，官方已为他们设定纪念日。
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经历了两次大饥荒。他14岁在乌克兰顿巴斯当矿工——现在俄、乌两国正在那里激战。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赫鲁晓夫离开军队回到顿巴斯，担任副矿长。他的第一任妻子在1921年饿死，留下两个孩子。他说，1922年，顿巴斯矿区发生吃人事件。当时的中国人也知道这次大饥荒。在给清废帝溥仪的《论政学疏》中，王国维说：“俄罗斯赤地数万里，饿死千万人，生民以来未有此酷。”其友人罗振玉说，此疏作于1924年。
苏联第二次大饥荒时，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并逃过大清洗。第三次大饥荒时，赫鲁晓夫是乌克兰的党政一把手。他认为乌克兰更适合种植冬小麦，没有全力执行斯大林种植春小麦的指令，并试图救济灾民，没有上交全部“余粮”。在1953至1964年，赫鲁晓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因为国产小麦供应不足，他推动种植产量更高的玉米，从此，他高举玉米棒子的形象便与他永不分离了。这是与斯大林指令相似的计划，因为苏联不合适普遍种植玉米。他也知道官僚进口玉米，谎报产量。赫鲁晓夫的玉米种植计划随着他下台而人去政亡。
粮食不是武器，却可以作为战争（热战和冷战）的辅助工具。冷战时期苏联不得不从美国进口小麦，受到美国的制约。另外，粮食生产受气候影响很大，国际市场的供应并不稳定，又可能由于某种原因发生运输中断。因此，中国确有必要保证粮食安全，或粮食的基本供应。
苏联注重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虽然拥有广阔土地，却一直不能解决粮食产量低下的问题。一个苏联笑话说：人们都向往一家一架飞机。有什么用呢？答：如果你在莫斯科得知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商店在卖面包，你就可以立即开飞机过去排队。粮食供应不足是苏联计划经济的痼疾，不是自然条件不好。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乌克兰都成为粮食出口大国。
政治干预之下的大饥荒不只出现在和平时期的苏联，也同样为帝国分裂埋下伏笔。英国在1815年颁布《谷物法》，严格限制粮食进口，在1842年引起曼切斯特工厂主和工人的抗议。在贫穷的爱尔兰（在1801年被英国正式兼并），土豆是主要食物。1845年，一种霉菌造成土豆大范围腐烂，延续至1850年。在此期间，爱尔兰不仅得不到英国政府的救济，反而仍在向英国本土出口粮食，导致大约100万人饿死。在英国的殖民统治期间，印度出现25次大饥荒。二战期间，日本占领缅甸，缅甸向印度的稻米出口中断，而殖民政府又在为战争囤积粮食。英国首相丘吉尔多次拒绝孟加拉（英印殖民地的一部分，大于今孟加拉国）的紧急救援请求。1943年，一个大致正常的年景，孟加拉有大约300万人死于饥饿和饥饿引起的疾病。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中的饥荒本质上是政治造成的。二战期间和战争刚结束时，欧洲人也同样遭受饥饿，食品定量供应，低于人体所需。被侵略国人民挨饿，纳粹德国的百姓也不能幸免。一位美籍德国人（不是遭受屠杀的犹太人）告诉我，二战期间，还是少年的他生活在德国，因为饥饿吃掉了他祖父母的结婚蛋糕——作为纪念品已保存了1.5代人的时间。
歉收有时是天灾，饥荒则多是政策所致，例如剥夺农民的粮食，发动战争。另一方面，歉收常有，高效的救荒却不常有。所以，饥荒常常是由政府的冷漠和低效完成的。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出生在印度西孟加拉，19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研究成果证明，在现代社会，大饥荒的发生不是粮食生产与运输不足的结果，而是政治决策的结果。森对英国的殖民政策有严厉批评。实际上，印度的知识阶层多批评西方，而且中肯到位，不是胡言乱语扣大帽子。印度曾是英国殖民地，有痛苦的记忆，又有悠久的本土文明，足以骄傲。除非感受到极大威胁，印度不会倒向西方。在这次俄乌冲突中，印度持中立的立场。
中国粮食生产现状
在过去30多年间，瘟疫与饥荒似乎只是非洲部分地区的困境，离中国很遥远。确实，中国在近期内不会出现粮食短缺，但不是没有远忧。在正常情况下，全球的粮食生产可以满足消费，问题只是有些人是否买得起。粮食短缺是欠发达国家面临的挑战。即使本国农业不能满足需要，发达国家也有充足资金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到足够的粮食。但如这次俄乌冲突显示的，粮食出口可能中断。粮食的生产周期长，急迫之间国际市场可能有紧缺。中国又是人口大国，有必要保证较高程度的粮食自给率。
据海关公布的数据，中国在2021年进口9652万吨大豆；对华出口前三国是巴西、美国、阿根廷。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韩天富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提到，中国的大豆自给率不足15%。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从2018年开始，持续三年，于2021年公布数据。全国有19.18亿亩耕地，但其中超过一半（50.33%）是旱地，其余为水田、水浇地。旱地多分布在干旱地区，农作物生长却完全依靠降雨。我曾在多个省与在旱地上劳作的农民交谈。他们说，如果没有及时和足够的降雨，他们连种子（的成本）都收不回来。他们大约每两、三年才有一次收获，所以对收成没有期待，只是不愿意让土地闲着。因此，旱地的产出远少于水浇地产出的一半。但旱地的投入并不低，在村头、地头、路边都可以看到农药空瓶子。
中国对进口农产品的依赖依然过重。据韩天富在接受采访中提到的数据，2021年中国大豆平均亩产130.2公斤，仅为世界平均单产的66%，不到美国、巴西单产的60%。
农业现代化的前途漫漫。中国要做的不仅是农业技术的现代化，还要有政策的调整，以激发生产力。
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农民还占人口近一半，农业现代化也只限于少数地方。农业收入远不足以满足农民的正常消费。在农产品进口之外，许多农作物的种子也受制于人，购买自孟山都等跨国公司。东亚的教育方式使得在科学与技术方面追随有余，创新不足，更何况中国起步较晚。当然中国的严重不足也是中国增长的巨大潜力，问题是能否平心静气地看待不足。
你吃了吗？
古人说：“民以食为天。”在儒家信仰中，天是最高的存在。因此，食是民的最高的神。
仅仅在20多年前，人们见面的问候语还是：“你吃了吗？”这句话是中国人数千年历史经验的精华。但是，在健康、和平、增长时期长大的人，多以他们的经历为当然。其实不然。《三国演义》第一回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下分合是历史周期的思想，以百姓为刍狗。曹操描述他的分裂时代景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嵩里行》）曹操似乎把自己当作旁观者，其实他是杀戮的元凶之一，而且嗜杀，数次屠城。在《三国演义》，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他们的英雄业绩是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的。他们是时势所造之英雄、历史上分合的工具。不是每一个人都看到英雄，阮籍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晋书·阮籍传》）从灾难中走出的人，大多对乱世英雄心怀感激，却忘记了正是这些英雄使他们陷入战争和饥荒。
战争、瘟疫、饥荒是人类遭受的诅咒，《旧约》已有记载。黑死病（鼠疫）在欧洲杀死三分之一人口。文化史学家看到文艺复兴从瘟疫中兴起；医药史家看到医学技术的进步；而人口学家，如马尔萨斯，则指出这是控制人口的天然方式。这都是后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生活在战争、瘟疫、饥荒之中的人们只能蒙受灾难。
每当发生大饥荒的时候，文明必然倒退。历史证明，大饥荒过去之后，文明不一定复兴。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五国联军攻齐，连下70余城。五年后，齐人田单反攻，亦势如破竹，却受阻于聊城，一年多没有攻下，士卒多死。聊城本是齐国之邑，守聊城的燕将在攻聊城时受到谗言，害怕失去聊城之后被燕惠王诛杀，才固守不降。鲁仲连给这位燕将写信劝降，射入城中。他在信中称赞：“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战国策·齐策六》）被困在聊城的燕国士卒以人肉为食，以人骨为柴，却无背叛之心。但被食、被烧的是民，不是士，民是沉默的食材与燃料。此后，战争与饥荒中的食人记录不绝于书。
从秦朝开始，历史有明显的治乱周期。在“治”的时期，水旱灾害导致饥荒，官府尚能救灾、减免田赋等，当事官员总会上下其手，饥民也能略有所得。有学者认为，气候变化导致北方游牧民南下，颠覆中原王朝。但王朝的周期律决定“乱”不可避免，人口在王朝之间周期性剧烈起伏，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于战争与饥荒。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里，狂人看到的历史是人吃人，那是政治借助信仰吃人。近年复兴的二十四孝，其中赫然有吃人肉。
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说：“我们都是食人族。”吃人是世界范围的古老现象，在各地都发生过，并不只因为粮食不足。人吃人是吃人，但吃人的不完全是人。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圈地运动，占用公地，用于养羊，用羊毛维持纺织业。这段历史被称为“羊吃人”，实际上是人吃人，虽然人没有直接食用人肉。剥夺农民赖以为生的田地，也是吃人的一种方式。
杀人不是吃人，但相差无几。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在《文化的起源》中说：“如果没有人口压力，战争和杀害女婴的现象都不会如此泛滥，这两者的结合构成解决人口难题的一种野蛮而又唯一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个判断受马尔萨斯的影响，最多只是部分正确。如今，很多国家的压力来自老龄化、人口下降，鼓励生育而少见成效，战争和杀害女婴却仍在发生。
马文·哈里斯认为，从狩猎时代进入农业时代之后，人们的营养急剧减少，身高下降，环境破坏；而且，“农业的发展造成人均工作负担的增加”。农业的害处确实很多，但古文明都产生于农业社会。古人只有从事农业，才可能定居，才可能发展文明。当然，游牧民对文明也有巨大贡献，并且还是文明的传播者，但更高的文明是农业社会创造的。犹太人的祖先原是游牧民，向他们的神献祭公牛和羊羔，神向子民应许“流奶与蜜之地”。在迦南定居之后，他们才真正发展出希伯来文明。
游牧、商业的一个共同点是迁徙。古希腊以商业航海文明著称。与犹太人的游牧祖先一样，古希腊人也与两河流域、埃及的农业社会交往，接受他们的文明并发扬光大。可以说，如果不是与农业文明相邻，就不会有灿烂的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农业在今天许多国家的产出已经远低于工业和服务业，却仍然是生命与文明的基础。
农业还促成人口增长，农业区的人口密度高于游牧区。欧洲人的大航海为寻找黄金与香料。他们为旧大陆带回美洲高产作物：玉米、土豆、红薯。土豆为穷人提供能量和饱腹感，也是爱尔兰大饥荒的原因。这些高产粮食是中国人口在明清时期快速增长的一个原因，也是他们营养不良的一个原因——不是这些粮食不够好，而是他们缺少别的食物，特别是肉食。直到1980年代初，红薯还是许多地方农民的主食；他们身上散发出红薯干的味道，城里人很远就能闻到。作为调剂，红薯等粗粮现在被当作减肥食品。但人们不可忘记不久前的饥饿。
坏事变好事
得益于政府负担其责任以及绿色革命，殖民时代多次出现的饥荒在印度独立之后消失。印度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却也出口粮食。近来为保证国内供应，印度限制小麦、食糖出口。
印度耕地的水热条件更好，面积也略多于中国，但粮食单产低于中国。印度人口已经超过中国，却也是粮食出口大国，2021年大米出口2140万吨。原因之一是印度人的粮食消费较少。38%的印度人是素食者，在较高阶层中的比例更高，因此人均年消耗肉类仅4.4公斤。大多数印度人还有饮食禁忌。这都是印度粮食消费低的原因。在吃饱之后是吃好，以满足健康的需求，目前印度还有很大比例的人口负担不起健康饮食。近半年，印度的食品价格持续上升，是通胀的最大推动因素。
中国的粮食消耗高，一大原因是人们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之后延续尽一切机会吃饱的习惯。不健康的饮食大致有两个极端：一是营养不足，一是营养过剩。中国人正在从前者走向后者。与当前的印度人相反，中国人的饮食超过健康的需要，由此造成超重，引发多种疾病。
这从酒类的消耗量可以窥豹一斑。酿酒的主要原料是粮食。2021年，中国啤酒产量约3562.4万千升（进口量大于出口量）、白酒约715.6万千升；全国养殖业饲料消耗量约为4.5亿吨。前面已说，中国每年还进口大豆，用于榨油。此外，每年还有很多粮食被浪费，而浪费是一个道德缺陷，不是豪爽。少酒、少油、少肉是健康饮食，又可以节约粮食。人们可以在经济下行时，节省开支，改变生活习惯。这也符合坏事变好事的辩证唯物主义。健康的饮食可以一举两得：个人减少医疗开支；国家减少进口农产品，同时还可以启动土地资源。
农业是第一产业。在中国，农业并不发达，实际上还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人均两三亩耕地，在人口密度高的平原地区还不到一亩。所以，国内农产品的价格虽已偏高，种地收入却仍然偏低。网络直销、资本下乡对农民致富有显著效果，但范围很有限，因为大多数村庄只生产粮食，没有土特产，也没有旅游资源。石油、化肥、农药、饲料的价格上涨，又增加农民的负担。不过，农业早已是大多数农民的副业，农村人口的收入主要来自离乡打工，不是种地。所以，工业、服务业的萎缩会直接减少农民收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需要农业的产业化生产，同时还要保证农村人口的收入。前些年已实行土地流通，近年政策力度加大，可喜可贺。在此基础上，政府鼓励农民自愿组织合作社，减少农民的劳动投入，增加农业生产效率，把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释放出来。农村有很多闲置宅基地，可允许农民自愿买卖，如此，农民能变现资产，城市人的乡愁得到满足。
农田、农宅是农民的最后依靠，特别是在他们的老年，不可轻易失去。盘活农村土地的收益巨大，国家将得到粮食安全、税收收入。可用这些资金增加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尤其增加农民的养老金，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当然，实行这些办法的前提是经济的稳定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取决于开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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