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散文概念与今天不同，凡是与“韵文”“骈文”相对的文体都可以叫“散文”，范围是很大的，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章，一律称之为散文。根据散文的内容和性质可分为以下几类：（1）叙事散文，以写人记事为主的散文，纪传体是其代表；（2）抒情散文，注重表现作者的思想感受的散文；（3）写景散文，以描绘景物为主的散文；（4）哲理散文，表达感悟参透的散文，表现为思想的火花、理念的凝聚、睿智的结晶。
我们主要谈谈这三类古代散文的解读方式：人物传记散文，诸子及论说类散文，游记山水等抒情类散文。
一、人物传记散文
古代传记，也可以单称“传”，主要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古代传记一般由他人记述，亦有自述生平者，称“自传”。古代传记散文大体上包括两类，一类是历史传记文学（即史传文学），一类是杂体传记文学（即杂传文学）。司马迁是第一位史传作家，其《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几乎都是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一些历史人物传记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司马迁开创的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纪传体”，成为之后历代正史的标准文体。班固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沈约的《宋书》、李延寿的《南史》《北史》、欧阳修的《新唐书》等，都包含一些较出色的史传文学篇章。杂体传记文学包括史传之外的一切具有传记性质的作品，如碑诔、传状、自传等。秦汉时期即已出现这类作品，但它的发达兴盛，主要在唐代以后，至明清尤盛。杂传作家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宋濂、顾炎武、黄宗羲、戴名世、全祖望等。杂传作品往往能道正史所不能道，作家的感情和倾向也更鲜明强烈，有许多优秀篇章。专门成集的有《列女传》《圣贤高士传》《高僧传》《明儒学案》《国寿录》等，更多的作品则编入各家的文集中。
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荆轲刺秦王》和《鸿门宴》等篇章，都具有较高的文学性而被一代又一代学子喜欢。因为传记体散文的故事性强，逻辑链条易于梳理，读通的难度相对较小，所以人物传记散文也是高考文言文阅读题的保留节目，必须教会学生解读的办法。
首先，得在高度注重古今异义的情况下解决语言障碍，在此不表。
其次，要根据人物传记散文“以事记人，以人录事”的特点，将“时间”“地点”“事件”三个基本元素梳理出来。
1.时间，注意与人物的行动对应
梳理时间，最好用表格呈现。《鸿门宴》是高中语文课本上的一篇人物传记，时间梳理示例如表。
传记是时间的线性推移，阅读时建立起清晰的时间维度是很重要的。时间的线性推移与事件的逻辑展现往往是相得益彰的，比如，项伯为何要“复夜去”，那么匆匆忙忙是为了啥？那是他在做背叛项羽的事情，自然不敢曝光，所以只得趁着天没亮连夜赶回去。为什么第二天的事件读起来感觉是那么漫长，一顿饭久久不能结束？因为在这顿饭上充满了刀光剑影，刘邦的脑袋随时都可能被砍掉，双方斗智斗勇较劲不止，所以心理时间被放大，久久不能结束。而刘邦回到军中为什么又“立即”杀掉曹无伤呢？那既是立即斩断敌人的间谍，也是杀鸡给猴看，使自己的人不再敢叛变。
时间本身是一个客观的量度，但在文学中，时间历来被打上了人们感觉的烙印。“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虽属夸张，但它是符合文艺心理学原理的。人物传记虽然要守住真实性的底线，但作者叙述的时候对时间的裁剪是有权力的，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要加以注意。
2.地点，避免张冠李戴
地点变换，事情自然也有区别，人物传记中地点的转换要注意与具体的人相对应，切不可张冠李戴。古代人物传记中的人物经历都比较复杂，尤其是官僚们，大都在异地做官的用人制度下辗转迁徙多地，空间变换较为频繁。苏东坡一生中走过眉州、东京、凤翔、杭州、密州、徐州、黄州、惠州、儋州，可以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最后死在回家的路上，葬在中原大地的嵩山。我们在读人物传记的时候就要梳理一下，不要把苏东坡在其他地方做的事写的作品都归于黄州了。
我们在读《苏武传》的时候，就一定要分清楚事情发生的地点。苏武历尽艰辛，留居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地理位置一个比一个条件恶劣。苏武最初的生活地点是比较惬意的汉朝京城，年轻时就凭着父亲的职位，兄弟三人都做了皇帝的侍从，可以说既有优厚的物质条件，又和家人待在一起，其乐融融。公元前100年，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匈奴，后因为匈奴失信被扣在了匈奴的京城。继后又被迁移到北海边没人居住的地方，让他放牧公羊，说除非公羊生了小羊才得回归汉朝。到了一毛不拔的荒莽之地，苏武只能掘取野鼠所储藏的野生果实来吃以维持生命。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苏武从当初的壮年出使，到十九年后须发全白，其爱国情怀是如此的感人！
还要注意的就是，有的传记同时涉及几个人，就更要加以区别，千万不要把不同空间位置发生的事情与人物搞混了。至于有关联的事件在空间上往往采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手法，就更要细心分辨了。
3.事件，注意与人物品质对应
古代人物传记基本上都采用了多个事件记同一个人的手法，这些不同事件之间的逻辑关联常常是较为松散的。我们在阅读传记的时候就要一个个梳理，将事件中人物的言行拎出来仔细分析其效果，从而把人物的精神风貌给勾勒出来。人物的形象是在具体的事件中丰满起来的，人物的性格是由一个个事件给体现出来的。这要与小说的读法结合起来。
以《鸿门宴》为例，刘邦的性格在此刻画得较为丰满。当项伯到了军营私会张良，准备动员张良背叛刘邦的时候，刘邦马上一句“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既尊下属张良为“君”，又要拜敌方的臣子为“兄”，而且还约为儿女亲家，这一环节足可以看出刘邦善于见风使舵、敢于示弱、放得下面子的性格。就凭这点，就比耿直有余的项羽要高出一筹了，胜负已现端倪。第二天，刘邦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亲自到项羽面前谢罪，这可以看出刘邦不是怯弱之辈。在项羽面前装憨卖傻、厚黑无比，且成功脱逃，这样的敌手是可怕的，所以范增才为错失杀刘邦的机会发怒，甚至犯上骂起项羽“竖子不足与谋”来了。在逃脱的过程中，刘邦先是上厕所的动作，刘邦是注意了安全保护的，他叫樊哙保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然后是为了回去思谋计策，此时他又把问题抛给了谋臣张良。聪明的领导就是善于借脑，让下属帮你思考，而不是自己思考好了再让下属执行。刘邦已经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死心塌地卖命的团队，不成功才怪。回到自己的营地，“立诛杀曹无伤”，又可以看出刘邦有毫不手软的一面。一个性格丰满的刘邦就这么被刻画出来了，相比之下，项羽的笔墨要少一些，作者司马迁有意在刘邦的形象下比较项羽的性格，委婉地道出楚汉之争胜败的原委——最高领导的性格较量决定了双方比拼的结果。
传记的事件不允许像小说那样虚构，但夸张变形是难免的，写作永远不可能像照相机那样刻板。所有变形处理的目的都在于更好地凸现人物的品质，阅读者将一个个事件所呈现的人物品质叠加起来，就是人物的精神全貌。
二、诸子及论说类散文
古代论说类散文是我国古代散文中最为发达的文体之一。先秦诸子的滔滔雄辩为论述体散文之滥觞，汉代政论文名篇叠出，到了唐宋时期，八大家贡献了许多词锋犀利、胸怀天下的论辩文，在思想表述和艺术技巧方面拓展了崭新的境界。进入中学课本的论说类散文有《寡人之于国也》《劝学》《过秦论》《师说》《六国论》《阿房宫赋》等，我们在解读这些文章的时候，“义理”“考据”和“辞章”都得注意。
1.习得论说类散文的“义理”
语文教学历来是得“筌”（言语技巧）忘“鱼”（言语内容），那为什么论说类散文要注重学习其“义理”？
“文言文教学有传承文化的作用”（北京大学林焘），学习文言文“是对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借鉴”（南京大学鲁国尧），新的语文课程标准关于古代散文的教学，特别强调“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文学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尤其是在倡导“文化自信”的今天，吸纳论述类散文的“义理”被摆到了更重要的位置。
有些定篇所讲述的道理已经被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刻进了思维的硬盘，成为了我们立身处世的准则和思考的工具。《师说》所倡导的尊师重教传统，《过秦论》里“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警告，《六国论》里“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的外交战略，早已成为我们智慧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新进教材的《国人之于国也》之富民仁政思想，也得到了人们的赞同，古代论说类散文在进一步得到展示魅力的机会。
有些论说类散文所述的道理满含哲理，如庄子的《逍遥游》，用“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决起而飞”的蜩与鴬鸠、“不知晦朔”的朝菌、“不知春秋”的蟪蛄、“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的冥灵、“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大椿以及“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宋荣子和“御风而行”的列子等形象来比况说理，其追求的超然物外、任性而游、无待无己境界，至今让人们难以企及。
在论说类散文中，先秦诸子散文自成一派。有人在考察了先秦诸子的论说文之后得出一个结论：诸子们往往具有类似于宗教文化意义上的先知品格，即诚实、洞察力、使命感和善意。而这些，恰恰是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文化建设所需要的美好品质。春秋战国时代的这些中国先知们，比如，孔、孟关于“仁”与“义”，墨子关于“兼爱”“非攻”的言说，都可通往犹太先知所言上帝诫命中的人道主义理念。钱穆先生认为，像孔子那样的人，他思考问题并不抱有狭义的民族观念，也不抱狭义的国家观，更没有狭义的社会阶级观念，他只想行道于天下，着眼于人的发展及自身的完善，着眼于社会的良性进步，洞悉人类获得自由与幸福的必要条件，在无爱的荒原中呼唤爱，在血雨腥风中呼唤良知和正义，在陷入疯狂的人群中呼唤理性，这就如在茫茫的戈壁沙漠中独步跋涉去寻找甘泉。其实不仅孔子如此，其他先知亦然。比如老、庄关于“道”的言说，他们对“道”的神秘性的理解，还有老子的刚柔之辩、智愚之辩、祸福之辩，都无不显出了异乎寻常的洞察力。再有那个倡言“尊天”的墨子，胡适曾说他“具有高度的宗教气质”“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人物”。墨子的洞见在于他看到了“信仰”对于社会、人生的意义，儒学中那些具有普适意义的美好信念和伦理要求，如果不建筑在信仰的基石上，终将会落空。
所以有人说，读古文（尤其是论说类散文），其实就是“回家”，回我们的精神之家，有没有这一次“寻根”行动，将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
2.关注论说类散文的“考据”
古代散文注释，不少地方有失误，我们应该鼓励学生有校勘精神和推断的习惯。
诸葛亮的《出师表》：“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语文课本（九年级上册）的注：“[府中]指朝廷中。”若把“府”释为“朝廷”，这就是错的。首先说这里不是互文，“宫中”与“府中”是两个地方，如果府和宫都是帝王的地方，诸葛亮就没有必要强调“俱为一体”和“不宜异同”了。朝廷指帝王接受朝见和处理政事的地方。《出师表》中“府”是与“宫”相对而言的，秦汉以后宫指帝王的住所。《周礼·天官·大宰》：“以八法治官府。”郑玄注：“百官所居曰府。”依郑注，“府”是官署，即官吏办公的地方。这里指相府，是丞相办公的地方。就像今天中国的国务院不能说成中共中央一样，这里的“府”也不能讲成“朝廷”。
贾谊《过秦论》：“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课本（必修3）注：“[委命下吏]（百越之君）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司法官吏（审讯）。”这样注解就大错特错了。“命”有“生命”义，但这里不是。生命指生物体所具有的活动能力。《现代汉语词典》说，“审讯”指司法部门向民事案件中的当事人或刑事案件中的自诉人、被告人查问有关案件的事实。被审讯的是人，不是生命；生命不能审讯。《论语·雍也》：“亡之！命矣夫！”此指命运。“命运”指生死、贫富和一切遭遇（迷信的人认为是生来注定的）。“委命下吏”，指付托命运于下吏，等于说把自己的命运交在秦的卑下官吏的手上，有听天由命的意思。
这样的训诂错误，一般学生是没能力勘误的，但可以引进市面上专门收集中学文言文失误的书籍进课堂，培养学生发现和探究的能力。集中注解的比较，也可以让学生读解文言文的能力倍增。
3.论说类散文的“辞章”
清朝桐城派文学家们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其“辞章”的含义也不局限于修辞和写作技巧，其实还涵盖了文章的逻辑机构。像《六国论》这样的文章结构是颇具代表意义的，其论点鲜明、论据典型、论证有力的特点，值得今天的学生学习。
《六国论》一开始，首先提出了六国破灭的原因，劈头四句话斩钉截铁地给六国之所以灭亡定下结论。作者接着申述说：“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然而事实上又并不是所有六国都向秦国奉献土地，而那些没有“赂秦”的国家也破灭了的原因是何，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苏洵故意这样设问，然后又作了回答：“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因此，归根结底，“赂秦”是莫大的致命伤。接着苏洵再从“赂秦”的两个方面来论述这种做法的后果。在接下来的两段文章里，作者又分别就“赂秦”的国家和不“赂秦”的国家，论述了它们各自灭亡的具体原因。文章的第四段是作者就以上的论述发表感慨，第五段作者继续发表意犹未尽的感慨，第四段的感慨针对的是历史，第五段的感慨针对的是现实。第五段文章只有六句，作者用笔相当精练，内容高度概括，而且在议论中包含着极大的感情分量。话说得十分含蓄婉转，同时问题又揭示得十分明确尖锐。从全文的布局来看，也收结得沉着有力。这样，文章就显得分外有条理、有层次，畅达透辟、严密完整，使别人对自己的论点无可怀疑、无可驳斥。这是它论证上的特点。今天的学生作文易流于软、散、慢，从这篇文章的逻辑结构中可以学到改进的策略。
当然，《六国论》在辞章方面还有其他特点。比如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抓住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一点来立论，针砭时弊，切中要害，这种借古讽今的手法有助于鲜明地表明了作者明达而深湛的政治见解。再比如，在语言方面，本文除了具有一般论说文的用词准确、言简意赅之外，还有语言生动形象的特点。在论证中穿插“思厥先祖父……而秦兵又至矣”的描述，引古人之言来形象地说明道理，用“食之不得下咽”形容“秦人”的惶恐不安，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表达效果。文章的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的感情。不仅有“呜呼”“悲夫”等感情强烈的嗟叹，就是在夹叙夹议的文字中，也流溢着作者的情感，如对以地事秦的憎恶，对“义不赂秦”的赞赏，对“用武而不终”的惋惜，对为国者“为积威之所劫”的痛惜、激愤，都溢于言表，有着强烈的感染力，使文章不仅以理服人，而且以情感人。再加上对偶、对比、比喻、引用、设问等修辞方式的运用，使文章“博辨以昭”（欧阳修语），不仅章法严谨，而且富于变化，承转灵活、纵横恣肆、起伏跌宕、雄奇遒劲，具有雄辩的力量和充沛的气势。
学习论说类散文，不能只是抽取“义理”的干条条，还得在“辞章”上认真学习古人的措词设语技巧，尤其是一些政论雄文，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三、游记山水等抒情类散文
祖国山河秀丽壮美，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喜爱和歌咏，于是在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产生了大量记游山水的文章。但是在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过程中，先秦两汉时期并没有游记散文，独立完整的游记散文出现得较晚。寄情山水、托物言志，这种言说方式在今天渐行渐远，那是因为科技和人们的思想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在古代，游记类散文其实就是人们思考世界的方式。
在思想上、精神上，人们认为大自然山水是神癨的化身、君子的寄托，是思想统治、道德教化的象征物，具有超经济的约束作用，于是就产生了《山海经》这样神怪荒诞的山川记述，也留下了《封禅仪记》这种登山探路的工作记录。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百家争鸣思想的影响，自然山水渐渐人化，变成了仁人君子品德的寄托，但它还保持着神秘的色彩，具有崇高威严的品格特征，令人敬畏爱慕，还没被视为游乐的对象，也就不描摹山水的自然形态。因而当时不仅散文中没有山水游记，就连《诗经》中也只有用作比兴的山水诗句，而没有山水诗。从汉末建安时期开始，到魏晋南北朝，相当完整的骈文游记出现了，但独立完整的散文游记仍未出现。虽然魏晋以后的地理著述除记载山水物产外，还多述人物古迹、风土习俗，其中颇多文笔优美的生动描述。如《水经注》中的《江水注》《浙江水注》等，都用优美的文字描绘了自然山水。以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它们都已是游记散文了，但在当时那只是应用文字。可见，独立完整的游记散文作品的产生，还在于文学观念、文学语言的转变，就是以散文取代骈文的文风改革。而这一改革直到唐朝中期的元结才正式开始，他用古文即散文写作了许多山水主题的铭文题记，实际上已开游记散文的先河。因而元结在文学史上既是“古文运动”的先驱者，又是游记散文的始作者。虽然他的作品还明显带有过渡的痕迹，但毕竟是以独立完整的散文形式记游山水。随着古文运动的蓬勃兴起，游记散文大量涌现，唐宋出现了一大批散文名家，唐宋八大家便是其中的代表。
通过回顾山水类散文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找到解读的有效途径。
1.悟情志
作者将感情与思想寄托在山水上，我们就得将赋予山水上的情志解析出来。课文中离不开的定篇《小石潭记》是柳宗元写的一篇清新隽永、优美动人的游记散文。在本文中，作者运用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把“览物之情”寓于景色的描写之中。在引导学生学习本文时，就要抓住文中写得最为绝妙的游鱼之景，品味作者此时心灵深处的“乐”的真谛。“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游鱼悠然自得。接着是描写日光透过水底时游鱼的情景——“日光下彻，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写出了鱼停歇时呆痴闲适之貌；“尔远逝，往来翕忽”，写鱼游动时迅疾活泼之态。静动结合，绘影、绘形、绘神，把游鱼的姿态描摹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看似写游鱼悠闲和乐之情，实乃柳宗元爱慕游鱼生存状态的感情呈现，在美学中谓之“移情”。在阅读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只关注客观景物，因为这类文章作者一般通过“泛灵”手法使外物的形象人格化了，物之性情与人的性灵达到了混合无迹的契合，我们在阅读时就要越过景物触摸到作者的心灵。
宋代诗文长于议论，山水诗也打上了议论的烙印，大都在山水游记中写出了自己的体验，文章的思想性就比较明显了。苏轼的《石钟山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曾巩的《墨池记》就是这种借景说理式的游记散文。这类文章通篇像是议论文，记游的内容犹如论据，写作的根本目的不在记游，而是通过记游阐发从景物中悟出的哲理。因此，我们在阅读此类本文时，应从结构入手，紧扣全文议论的中心，搞清楚议论与叙游的关系。如苏轼的《石钟山记》就是要阐明“事必目见耳闻”的道理，反对臆断，主张对事物的认识务必通过调查去明辨其真伪。全文三段，都是围绕这一中心来布局谋篇的。第一段，紧扣探索石钟山得名的由来，提出前人的两种说法——郦道元“水石相搏，声如洪钟”之说和渤扣石得音之说。接着提出自己的意见：郦道元说得太简，李渤根据失真，摆出所要反驳的对象，为下文亲临石钟山探究其由造成悬念。第二段，分承上文提出的两个疑问，亲临石钟山考察，一一予以验证，达到破疑的目的，既澄清了旧说的错误，又从所听之声中，考证出石钟山得名的缘由。第三段，总承上文，写出探访后的感受，用一个反问句“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强调要了解事物的真相，必须亲身经历，深入调查研究。浅尝辄止不行，主观臆断更为可笑。这既是对上两段的总的归结，又阐明了全文的主旨。全文承接紧凑，环环相扣，照应自然，结构周严，卒章显志，主旨明确，是一篇托物明理的优美的游记散文。我们读这样的散文，是绝不能停留在字面意义的理解的。
2.赏美质
自然之物本是客观存在，无所谓好坏美丑，但一旦移入了作者的独特情志，就变得富有情趣，且具有因人而彰的艺术美。所以，我们在阅读山水类散文的时候，还得学会欣赏其中各式各样的美。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中游鱼的和乐自由，其美实乃人的心境投射。
要能欣赏这种美，先得把这个美感机制弄清楚。首先，山水类散文写自然景物，不是像镜子照物像式的简单直接的反映，而是通过作者感情的作用对山水景物进行复杂的审美反映。其次，作者的思想感情，又总是受社会生活环境制约，不同的社会条件和生活遭遇，就会引起不同的心境，产生不同的情绪和情感，因而在观赏自然对象时，也就会产生不同的联想和想象，赋予对象不同的感情、性格和情调，也就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美，美之自然是丰富多彩的。对于柳宗元来说，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心境是忧郁的、凄苦的，他的游乐山水，只是寻求暂时的慰藉，是排遣心中郁结之气的一种手段。因此，因鱼乐而乐的情感是微妙的，其间既表达了作者片刻间参悟物我时暂得的乐趣，又有羡慕游鱼悠然自得而自己却抑郁难耐的底色，这即是柳宗元式的“乐”的真谛。“以其境过清”，怆然而去，美在一瞬间。其婉转含蓄的艺术效果，只有在欣赏美的眼睛中才能发现。
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在美学范畴中属于优美，而桐城派姚鼐的《登泰山记》则属于壮美范畴。其风雪初霁后的山巅奇景，作者以俯瞰的视角写来，将气象雄浑、明丽开阔的泰山夕照图的神韵写得新颖脱俗，赋予了苍山强大的生命力。那如画的城郭、汶水、徂徕的远景，半山萦绕如带的云雾近景，不仅使景色显示出层次美、斑斓美，而且烘托出了泰山独有的壮丽美、崇高美。第三段写日观亭观日出，最为壮丽，写得奇丽多彩，极有气势。对这段文字的教学，我们可以采用研读的方式，遵循作者行文的顺序，与学生一道逐层加以剖析。一写日将出——“云一线异色”；二写日正出——“须臾成五彩”；三写日已出——“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这不仅从正面描写出了旭日冉冉升起时的动人情状和云霞瞬息变幻的灿烂景象，而且通过远天、云彩、大海的烘托，把日出的场面描绘得异常神奇、壮观。作者还将笔锋转到日观峰以西的山峰上来，对泰山的日出做进一步的渲染：“绛皓驳色，而皆若偻”，写出了阳光的效果和日出的影响。一方面再一次表现了朝暾的绚烂多彩，另一方面给人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体验，突现出泰山巍峨高大的形象，从而使这一壮丽雄伟的艺术境界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拓和深化。
这类富含审美特质的散文，若只是被教成了认字辨句技能训练的材料，而它的文化和审美功能被忽视，就与语文素养的培育相去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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