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相对公平的，如果你觉得有不公平的地方，那一定是没有站在客观世界的角度去看，只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以自身利益或者以个体利益得失而得出的结论。
因为世间的根本法则就是使世间万物，以良性的平衡状态向前发展，哪怕是暂时的偏颇，也会在时间的洪流下将这个偏颇推向到相反的一面。
《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所以大自然的法则是减少有余的而补充不足的，人间的法则则不同，常常是剥夺不足的而供奉有余的。
接下来《道德经》又说了这样一句话，叫：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那么谁能将有余地补给天下不足的呢？只有得道者。
而得道者所得的道存在于哪里呢？其实就是存在于天地之间，孰为圣贤，圣贤就是能效仿天地之道以修自身之德行者。
所以说天地之道，就是能够损有余而补不足，剥夺那些多余敛取的，而填补一个人应该获得的。
那么一个人多余敛取的是存在于什么样的状态呢？通常是存在于因贪欲的过多主导，用失去德行的方式所过多谋取的财物。
而一个人应该获得的是什么呢？是凭什么样的状态去获得呢？那就是凭着自己通过谦让、友爱、善良等无我利他之德行与能力共同支撑所应得的结果，这就是命运应该补充给他的。
我们把这个道理应用于自己的生命之中，就可以得出一个适用于生活规则的智慧，就是不要过多贪求不属于自己的，更不要倚仗外界不符合常理的方式，强行去获取自身想要贪求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凭借着权势利害关系相结合的人，一旦权势利害关系没了，其间的交往也就疏淡了，甫瑕就是这样的人啊。
人性之中有一个极其显著的特点，就是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和位置，都期望通过外在的因素和条件来成就自身所要塑造的事业，这本身是一个正常合理的内心诉求，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除了需要自己的主观努力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外在的客观条件，一个人能够巧妙有效的借助外在的客观条件，这是正确的。
但是大多数人的问题则在于，他们会在这种心态的基础上，总是期望通过外在的条件，过分贪求不属于自己生命的事物，甚至在此过程中极尽卑劣手段，以不符合世间理义的行为企图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自然也会因为这样的错误情形而给自己带来问题。
就像《菜根谭》中有一句话说：附势者如寄生依木，木伐而寄生亦枯；窃利者如营虰盗人，人死而营虰亦灭。始以势利害人，终以势利自毙。势利之为害也，如是夫！
意思就是说：依附权势的人就像依附树木而长的寄生藤蔓一样，树木砍伐后寄生藤蔓也必然枯萎；贪求财利的人就像营虰吸食人的营养，人死后营虰也必然灭亡。开始时以权势与财利损害他人，最终以权势与财利自取灭亡。权势与财利对人的危害，就是这样的啊。
而司马迁在这句话中所提到的甫瑕，就是用暴力伤害了郑子，而接纳了郑厉公入都为君，但最终厉公还是食言处死了他。
在郑子十四年的时候，在外流亡的厉公派人诱骗劫持郑国的大夫甫瑕，厉公就用威胁的手段要求进入郑都，甫瑕就说：“你释放了我，我就为您杀掉郑子，而让你进入郑都。”
厉公和甫瑕两个人立下了盟约，就释放了他。
六月甲子的时候，甫瑕杀死了郑子及其两个儿子，迎接厉公进都，厉公继位之后，责备他的伯父原，说：“我流亡在国都之外的时候，伯父无意让我回归，也太过分了。”
原就说：“侍奉君主不三心二意，是做人臣的天职，我知道自己的罪过了。”
于是就自杀了。
这个时候厉公就对甫瑕说：“你侍奉君主也是三心二意啊。”
说着，就把甫瑕处死了。
其实在这个事件中，甫瑕并没有刻意借助势力去成就自己的功业，但是他所表现的状态仍然是用势利来成全自己的性命，而结局也是以悲剧收场。
就像司马迁说的一样“凭着权势利害相交的人，也会因为权势散了，而使关系变得淡薄”。
其实不光是在历史的某些大场面之中，包括现在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此种道理的显现，比如当自己因权势而巧取豪夺时，最终也会因势散而败亡。就像刘邦的夫人吕后一样，在刘邦死后吕后凭借权势诛杀刘氏一族，并且扶持自己的吕氏一族，但是当她死去之后，刘氏集团又及时反攻，几乎将吕氏集团灭门。
当我们仔细观察世间一切现象的发生时，不难体会这样一个道理，就是从更高的角度来看，世界不管怎么变化，都在寻找一种平衡，就像那些一贯以强势不守仁德的举措占据上风的人，最后通常会因为某些原因逐渐的败落；而一个能够持守谦虚之位的人，反而会因为他的谦虚而不断收获生命的意外福报。
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应该明白，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你能用什么样的手段获取你所贪图的利益，而是能以什么样的德行去塑造那些有福分去守着的东西，外界的条件是可以通过正常手段去使用的，但是不可以毫无底线的去行使，因为那样只会将自己推向生命的深渊。
作者|国学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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