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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图为什么在玉鼎道人手中
来源：【华声在线】
朱惠芳
从孔子开始的儒学，其中心是探求一种合理的人类生活，具体表现在以仁为中心的伦理价值追求，以礼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秩序追求。然而，对人的终极目标、终极价值的终极关怀的探索则比较弱。到汉代儒学由过去的一般学派学说一跃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曾有它发展的辉煌时期。但政治的魔力蚕食着它的学术灵魂，极大地挤压了它的学术空间，儒学失去了它的学术品性，特别是作为人学和深蕴人伦之理的儒学失去了它昔日的魅力。及至魏晋隋唐时期，作为外来文化的佛学经其特有的一套思辨哲学风靡于中国思想界，向传统的儒家文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佛教抨击儒家文化的哲学基础即宇宙论和人生论过于浅薄。曾经盛极一时的儒学，既受玄学的挤压，又受到佛道的冲击，加上北宋初期政治腐败带来了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失落，儒学进入了它历史上最低谷的时期。
周敦颐志趣高远，博学力行。其所处的北宋赵氏王朝虽统一了中原，结束了长期混乱和战争的局面，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但随着外来文化冲击，正统的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每况日下，加之政治腐败，道德沦落，使得胸怀大志的周敦颐非常焦虑，促成了他为振兴传统儒学，寻求正道治国文化之研究。
周敦颐对儒释道学颇有研究，并喜结交有学识之人，常常与高僧、道人游观山水，吟诗作赋。他尤其与陈景元酬唱来往，对道家朴素的哲学思想感受甚多。汝城距禅宗祖庭，即广东韶关的南华寺仅百里之遥，又有名家引佛入汝，佛家禅宗的心性命理之说广为流传，对周敦颐也有较深的影响。所以，周敦颐对儒教、佛教、道教之精华感悟较深。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审视，面对当时宋朝出现的道德危机，引道援佛入儒的思辨日渐形成。在与道家的交往当中，他被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所感染，深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因而在为政之余，常留连往返于山水美景之间。但是，周敦颐对山水的陶醉，并不是消极的避世，而是在景观物象中去领悟大道，探求生命的本源。他任桂阳(今汝城)县令时，常游城郊朱家湾(今予乐湾)，登高俯瞰，见此四周环山，古耒水(今浙水河)呈S形南北贯流，两个村庄恰处阴阳鱼眼，山水互动，自然和谐，苍穹下呈一幅天然太极图，天地人融为一体，蕃然而悟，正与其思想理念相通，经思衬琢磨，遂创《太极图》，著《太极图说》,并在予乐湾授予程颢、程颐兄弟。程颢闻道而悦，触景生情，欣然咏作《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故古《桂阳县志》记载：“吾桂于郴为属县，踞上游之岭，自濂溪周子弦歌斯土，开阐理蕴，提倡宗风。洛阳程子折节来学，遂为大儒过化之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以儒家学说为核心，把儒、道两家的自然观念结合起来，借鉴佛家禅宗的心性命理学说，对中国文化的有机宇宙论和道德缘起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且引向哲学本体论的探讨。其首开道学之路，成为了宋明理学的奠基之作。
北宋时期，并未产生普遍意义的总体“理学”。总体“理学”的产生，是后人的概括。一般地说，人们大都以北宋“五子”的学术创造活动为标志，判断理学产生于北宋。在南宋初，胡宏总结北宋学术，将二程与周敦颐、邵雍和张载的学说整合为一体，统称“道学”。道统之传，始自尧、舜、禹，传至孔子，中经孔门弟子颜、曾、思、孟发扬光大，孟子后遂失其传。然而，“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宋元学案》卷十一，《濂溪学案上》)。”因二程师从周敦颐，受授《太极图说》，有“吾与点之意”。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对理学有发端之力，更有开启程学之功。后经张栻和朱熹等的进一步阐发，终成为理学史上的定论。人们论及在传道和创建理学时，归功于北宋“五子”，即“舂陵有周子敦颐，洛阳有邵子雍、大程子颢、小程子颐，而秦中有横渠张先生，并以周敦颐为五子之首(南宋胡宏《五峰集》卷三)。”所以胡宏论定周敦颐为“道学宗主”。这一论断渐被后人所认同。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作为学术著作，其创建的以传统儒学为核心的无极太极为背景的宏观道德哲学体系，对儒学的重振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将儒学推向了无以颠覆的高度。周敦颐将“无极”作为最高范畴，使得人们要在“无极”之外另寻求其他本原成为不可能。其由天道及人道，把宇宙本体与道德本体融为一体，将儒学伦理道德上升到天的高度，从宇宙本体的高度论证了道德的普遍性及绝对性，提升了儒家人伦道德的权威性和可信性。其次 ，开辟了儒学的性道之学。人性问题是以研究人自身本质的为核心，是人生哲学和伦理道德哲学的理论基础。唐以前的经疏儒学，只解释先圣遗言，忽弃了对宇宙、人生及社会问题的哲学关注，因而敌不过佛教思想的影响。《太极图说》所提出的“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的观点，是对先秦儒家以道德属性定义人的发展的一种提升。其提出的“五性感动而善恶分”，指的是人因客观事物的感动而区分善恶，并非指“性”的善恶。其主张的主静立人极，提出了对理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主静”修养论。因而历史上评论说“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宋元学案》卷十一)。”其建构的“性道微言”思想，不但对理学的开山，而且对中国文化特有的以人问题为核心，以道德伦理为价值取向的文化哲学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开启作用。第三，构建了理学的基本框架。其提出了理学形成和发展所必须的基本问题与基本范畴，而且确立了建构理学的客观逻辑进路和主观逻辑进路，因而构成了理学大厦的基石与骨架，同时也内在逻辑地包含了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胡宏、陆九渊、王守仁等理学后辈的理本论、气本论、性本论、心本论、无极本论、太极本论等一系列理学进路。总而言之，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外接释老，内述孔孟，将传统文化中的天人之际等问题进一步深化和思辩化，将中国传统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起点——宋明理学，因而学术界称理学为“新儒学”。其打破了理学家所谓孔孟而后道统中断的千年幽暗，使儒家的圣学再度昌盛起来，重放光明。故历史上对周敦颐的定论是“上承孔孟，下启程朱”，这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长河中，承前启后、掀波起澜，实功不可抹。
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属于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哲学史上的重大命题。如无极、太极等宇宙本体论的范畴和模式;宇宙万物孳生发展的动静观;万物化生的物种起源学说;人为万物灵秀的论断;五性感动而善恶分的人类道德起源学说;中正仁义的人生论;主静的方法论;天人合一的道德学说等等，为北宋中期及以后的理学发展，启开了最基本的性命义理的路向、资源和话题。因此，胡宏称赞周敦颐有“发端示人”之功。再加之对二程有点拔指导之为，而理学主要是以程学性理为基础的学说、学派逐步概括生成的。所以，周敦颐不但是道学的创始人，而且是理学的开山鼻祖。后代理学家对周敦颐推崇备至，胡宏尊之为“宋五子之首”，张栻尊之为“道学宗主”。朱熹誉之为“先觉”、“宋儒之首”。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10)追谥周敦颐的理学鼻祖地位，赐谥曰“元公”。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加封周敦颐为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元仁宗延祐六年(1320)底追封周敦颐为道国公。明代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以周敦颐之父谏议大夫周辅成从祀于孔庙启圣祠。
(作者系汝城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参考文献：
(1)黄宗羲，全祖望，濂溪学案【M】//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王晓天《周敦颐与汝城》，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
(3)陈谷嘉，《宋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
(4)向世陵，《理气性心之间》，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5)欧阳海波，《理学思想与人文汝城》，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
(一审：卢小伟 二审：余画 三审：蒋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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