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正始年间，在汝南山阴（今河南辉县一带），有七位名士。此七人志同道合、趣味相投，又常聚于该县的竹林中，纶巾鹤氅，手执拂塵，或拂琴、或纵酒、或吟咏、或放歌，飘逸绝尘，湛然若仙，时人谓之“七贤”。
东晋孙盛《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今河南省焦作），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晋书·卷四十九》：“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
《世说新语·任诞》：“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这七个人开启并领袖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魏晋风度”。
何为“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阮籍的“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魏晋风度”是嵇康和向秀的“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傍若无人”；
“魏晋风度”是山涛的“性好老庄、每隐身自晦”；
“魏晋风度”是阮咸的“任达不拘”和“与豕共饮”；
“魏晋风度”是刘伶的“肆意放荡”和“死便掘地以埋”。
“魏晋风度”是王戎的“居丧期间，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弈棋；容貌毁悴，杖然后起”的“死孝”（晋武帝评语）。
所以，“魏晋风度”是率真，是狂狷，是任诞，是清脱，是非汤武而薄周孔，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是春秋战国以降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和个性张扬的伟大时代。
竹林七贤
02一对忘年交七贤相互交好，如嵇康和向秀，二人同为魏晋名士，却天天一个打铁，一个帮衬，旁若无人。
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傍若无人。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
不过，要论友情，却又属嵇康和山涛最为莫逆。
山涛在七人当中年纪最大，比嵇康足足大了20岁。但年龄并没有成为友情的障碍，两人甫一见面就仿佛已相知千年。
《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
山涛甚至称赞嵇康说：“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
不仅如此，这段忘年交还也得到了山涛夫人韩氏的赞同和嘉许。
韩氏发现山涛和嵇康、阮籍的关系非同一般，山涛说：世上只有这两个人可以作我的朋友。因为知道自己老公的眼界高，所以韩氏略感奇怪，就想学春秋时期僖负羁之妻子观察狐偃和赵衰（晋文公重耳流亡时的两位名臣）的方式，来偷偷观察一下嵇、阮二人，山涛同意了。
某天，嵇、阮二人到访，韩氏让山涛劝其留宿。到了晚上，韩氏在墙上钻了个空，于隔壁房中偷窥。由于被二人的风度谈吐所吸引，她居然看了一宿。
第二天，山涛问妻子对二人的印象。韩氏说，你的才智和情趣都不如他们，但是学识和气度可与他们匹配。
山涛深以为然，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
显然，这是一种阳春白雪、高山流水式的友情。
那为什么两人会绝交呢？
这得从当时的时势来说起。
嵇康与山涛
03曹魏向左、司马向右魏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明帝曹叡病逝于洛阳，年三十五，庙号烈祖，葬高平陵。
幼子曹芳继位，时年八岁，国政皆委于曹爽和司马懿。
主少国疑，权臣当道，一轮政治斗争的腥风血雨就此展开。
曹爽虽贵为宗室，却是长于深宫，纨绔且喑弱，在权力斗争中根本不是老狐狸司马懿的对手。
正始十年正月（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将曹爽等宗室一锅端，从此把曹魏的国家权柄掌握在了自己家族手中。
十数年间，父子三人（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接力经营，废曹芳、立曹髦，到公元260年的时候，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一年更是发生了曹髦被弑事件。
此时，以晋代魏几乎呼之欲出。
为了给“禅代”做准备，司马昭开始从舆论界着手统一思想，他采取的是一正一反、一软一硬两手方式：一方面白色恐怖，大肆清除政治异己；另一方面高祭名教、招揽名士，为其政治代言。
一时间，曹魏向左，司马向右。
正元元年（公元254年），不肯附身司马氏的名士夏侯玄、李丰、许允等人先后被杀，引得时人大发“名士减半”之叹。
考验人性的时候到了。
因为，乱世之中，人鬼莫辨，人可以变鬼，鬼亦可变人。
像贾充、陈群、何曾、钟会等人，他们早早地就审时度势，在第一时间投身司马氏大营，为改朝换代鞍前马后，立下定策之功。尤其是贾充，在曹髦征讨司马昭的过程中，指使成济弑君，让曹魏失去了最后一丝翻盘的机会。
“竹林七贤”亦不例外，他们也分化为四种阵营。
第一种，阮籍、刘伶。自我封闭，消极避世。前者装痴卖傻、大智若愚。阮籍的嫂子回娘家省亲，阮籍与她话别。有人讽刺他越礼，阮籍曰：“礼岂为我设邪！”又，邻家酒店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去饮酒，醉，卧其侧，不自嫌，其夫亦不疑；后者则整天泡在酒缸里，就想把自己喝死。《世说新语·文学》注引 《名士传》 曰：“伶字伯伦，沛郡人。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
第二种，向秀，阮咸。顺势而动，消极无为。以向秀为例，在嵇康被杀后，他主动找到司马昭，先后担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务，但均属闲职，所谓“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
第三种，山涛、王戎。应时而出，借势济世。与其他五人不同的是，山、王二人基本属于主动接受司马氏招安，因品行高尚、能力出众，二人先后均官至三公（司徒）。几人中最为世人诟病的是王戎，被称为苟合求容，尤其在愍怀太子司马遹被废一事中，他自始至终没有发声。
《晋书·卷四十三·列传第十三》：以王政将圮，苟媚取容，属愍怀太子之废，竟无一言匡谏。
就因为攀附权贵，后世就有人把山、王二人剔除出了“七贤”。
《宋书·颜延之列传》载：延之“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黜”。
不过，除此之外，他们在改朝换代的血腥过程中，都没有助纣为虐，倒也不失竹林名士风采。
第四种，嵇康。七贤中唯一一个与司马氏正面硬刚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被司马氏杀掉的人。史载他“旷迈不群”、“恬静无欲”，但又“高亮任性”，同时期的孙登就评价他说：你才华横溢却性情刚烈，恐怕将来不能免除祸灾（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果不其然，正是这一性格软肋导致了他后来的悲剧命运。
悲剧的导火线是一次荐官导致的绝交，主角是嵇康和山涛。
曹髦最后的努力
04荐官却遭反目景元二年（261年），山涛从尚书吏部郎位置上左迁，在司马昭的授意下，他举荐嵇康补自己留下的空缺。
尚书吏部郎属于选官，按魏制，该官职级别虽仅为六品，但却负责全国处级以上官员的选拔任用，可谓职低权重。
按照二人的交情，山涛举荐嵇康名正言顺，那为什么说是司马昭的授意呢？
这一年是公元261年，距离魏晋更迭只有四年的时间。
换言之，改朝换代已近在咫尺，此时的司马氏正在为此紧锣密鼓地作准备，不仅鼓吹名教，宣扬孝治天下。同时积极笼络人才，培植新朝势力——这更是准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竹林七贤”名重当时，首当其冲。
但是，在此之前，王戎、阮咸等人已经在半被强迫、半自愿地状态下加入了司马阵营；刘伶天天买醉，在醉与死之间犹移徘徊；阮籍则是整天以醉作掩护、非暴力不抵抗，实在躲不过去的时候就做一点事，然后继续醉。
就只剩下嵇康了。
司马昭为什么要争取嵇康？
因为嵇康的双重身份：正始名士、曹魏宗亲。
前者，可以为新朝作粉刷匠，宣传造势；
后者，可以向天下证明，曹魏国祚已尽，人心归晋。
此时的嵇康在做什么？
在家打铁，以维持生计。
《晋书·卷四十九》：“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
这封信就在这时到了嵇康的手里。
结果，嵇康却毫不领情，勃然大怒之余，可能感觉还不解气，又给山涛写了一封信作为答复，这就是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打铁自给的嵇康
05指桑骂槐的避世宣言：《与山巨源绝交书》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篇绝交书。
其著名之处不仅在于两个主角，也不仅在于嵇康的高雅志趣，还在于它的指桑骂槐和托物明志。信中，嵇康通过自我揶揄甚至贬低，不露声色却含沙射影地对“司马昭之心”进行了辛辣无情的讽刺挖苦。 信的内容大体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自我批评和检讨，认为自己交友不甚，没早发现山涛是一个极其恶俗的人。他把山涛比作一个厨子，自己忙不过来，却把祭师拉进来，一块让手上沾柒鲜血（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嵇康说道，我的偶像是老子、庄子和子文，无欲无求才是我的追求（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而且，“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
第二部分：列举了自己不适合当官的九大理由（所谓“七不堪”、“二不可”）。
喜欢睡懒觉（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喜欢弹琴、行吟、射鸟、钓鱼（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不喜欢洗澡，身上全是虱子，连官服都没法穿（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喜欢写写画画，却不喜欢命题作文（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欢传统红白公事的处理方式（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
小性，不合群（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缺乏耐心（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喜欢胡说八道，与传统反其道而行之，尤其讨厌汤、武、周、孔这些所变圣人（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疾恶如仇，口无遮拦，容易得罪人（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
第三部分：非汤武而薄周孔。他认为，商汤、周武都是造反起家，属于逆臣；尧、舜的所谓“禅让”都是假的，孔子编造这个故事只是为自己的观点作论据。
此信一经传出， 史称“大将军（司马昭）闻而怒焉”。
司马昭没法不生气，如前所说，他正在准备改朝换代，而打算采取的方式就是上古三王时期的所谓“禅代”，这个时候的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恰恰就是把他归入逆臣行列了。
所以，嵇康必死。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谈到这个话题时也曾说道：“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这和曹操杀孔融是一样的。”
关于这段话，年轻时我是不懂的，但现在我懂了。
与山巨源绝交书
06绝交却又托孤“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病。顾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
这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的最后一段话。
之所以单独摘录，是因为这一段的风格与前大异其趣：前面慷慨激昂、酣畅淋漓，一副“不自由、勿宁死”的痛快和悲壮。而到了这里却话锋一转，痛陈自己新丧母兄，一双儿女又未成年，实在脱不开身，所以，山涛兄请见谅。
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再继续往下看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嵇康在托孤。
托给谁？
山涛。
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在钟会等人的直接构陷下，嵇康被司马昭下令处死。临刑前，他把自己八岁的儿子嵇绍托付给了山涛，并告诉儿子，跟着你山大爷混，我就死而无憾了。
康后坐事，临诛，谓绍曰：“巨源在，汝不孤矣。”
而山涛也不负重托，在嵇康被杀20年后，由他举荐，嵇绍被任命为秘书丞。他告诉嵇绍说：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言下之意是，当年的那份心愿终于了了！
有点奇怪：骂人的不仅浑若无事，还托孤；被骂的却也毫不为意，欣然接受。
这是一份怎样的关系和友情呢？
且看山涛其人。
广陵散
07山涛：所有人心目中的贤者“涛早孤，居贫，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晋书·卷四十三·列传第十三》）
这几句话透露出山涛的几个性格信息：比较低调、格局很大、又与七贤其他诸人交好。
其实，如果看一下山涛的生平就会发现，他的性格优势远不止此，比如政治嗅觉敏锐、沉稳老练等，但其中最让人称奇的却是他的人际关系：所有人都说他好，所有人都信任他——无论是家人、朋友、当权者，甚至政见不合者。
司马师。与其父司马懿对山涛的冷落不同，司马师对其极为看重，在山涛入仕不久，就把他调任为尚书吏部郎，主管全国县处级以上的官员选拔。不久，又将其迁为相国左长史。魏元帝曹奂曾经赐司马师春服，结果司马师转手即给了山涛。而且还因为山涛母亲年老，又另赐藜杖一根。
司马昭。司马昭对山涛的看重和信任更在乃兄之上，这从一件事情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景元五年（公元264年），钟会在平蜀之后，居功自傲，对宗室和军队擅行处置，引起了司马昭的极大猜疑，钟会索性在蜀地就地造反。为稳定军心，司马昭决定亲自西征。此时，曹魏宗室都集中在邺城，而且正躲在暗处，静静地等候司马昭露出破绽，时刻准备着反戈一击，抢回国家权力。司马昭对此心知肚明，在出发前，他专门把监视曹魏宗室的任务交给了山涛，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钟会的事我去处理，后方的事就拜托给您了（西偏吾自了之，后事深以委卿）。”并“以本官行军司马，给亲兵五百人，镇邺”。
司马炎。如果说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对山涛尚属赏识的话，那么司马炎对他则是感激加敬重。感激是因为他的太子位和皇位是山涛给争来的。
因司马师无子，司马昭把自己的小儿子司马攸过继给了哥哥。晚年时，他曾想把权力交还给司马师一系，这样，从礼法上来讲，司马攸的名份反而更具合理性。但是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裴秀和山涛阻止了他。
时帝以涛乡闾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齐王攸继景帝后，素又重攸，尝问裴秀曰："大将军开建未遂，吾但承奉后事耳。故立攸，将归功于兄，何如？"秀以为不可，又以问涛。涛对曰："废长立少，违礼不祥。国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于是乃定。太子亲拜谢涛。
敬重则是由于山涛的正直无私和公忠体国，这集中体现在山涛对人才的选拔任用上。如在担任冀州刺史时，“甄拔隐屈，搜访贤才，旌命三十余人，皆显名当时”。而在任吏部尚书时，更是十余年没有出现工作失误，他所选拔任用的官员还被编辑成册，时称《山公启事》。
涛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谮之于帝，故帝手诏戒涛曰："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单贱，天下便化矣。"而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后众情乃寝。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
钟会和裴秀。钟会与裴秀是一对政治冤家，两人经常为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按常理来说，居于两人之间会非常尴尬甚至左右为难。但让人意外的是，山涛不仅可以和两人都私交甚好，而且在处理关系时不偏不倚，让二人都能从自己这里得到好处而没有怨言。
与钟会、裴秀并申款昵。以二人居势争权，涛平心处中，各得其所，而俱无恨焉。
虽然深得各方尤其是皇帝的信赖，但是，精研道家玄学的山涛却深深懂得一个道理：“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所以，他虽然身居高位却能一直保持恬淡谦退，比如饮酒坚持八斗的上限，绝不多用。晚年更是多次辞官，面对司马炎的强力挽留，他说：“臣闻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庙门之咎，愿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晋武帝太康四年，山涛终老于家，年七十九。
对于山涛，司马昭评价为“在事清明，雅操迈时”。而同列七贤的王戎则认为其“如浑金璞玉，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这么一个几乎可以让所有人都信任的人，嵇康把儿子托付给他就很好理解了。
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在当初被荐官时大大地贬损人家一通呢？
结合公元三世纪中叶的时局以及嵇康看似前后矛盾的表现来看，他的所谓骂友其实是在救友。
山涛
08骂友实为救友前面已经提到过，公元250年前后的曹魏政局已是山雨欲来、黑云压城，很多名人、官员和知识分子都面临一个“站队”的问题。
是隐居，是抗争，还是加入、变节和服从？这是一个无奈却要命的选择题。
于是，众人开始各显神通。
阮籍的方式是放浪形骸，不守礼法。他之所以可以在“孝治天下”司马政权下躲过政劫，是因为曾在司马昭封晋公、加九锡时帮其写过“劝进文”。
刘伶是嗜酒佯狂，装疯卖傻，天天以一个无害酒鬼的形象示人。比如有一次客人到访，发现他不着寸缕在家中喝酒，便对他进行斥责。他却震震有辞地说：“我以天地为宅，房舍为裤，你们钻到我裤子里干什么？”
对于这几类人，司马昭的态度是选择性无视，因为他知道他们不会对其“禅代”大业形成威胁，所以他们是安全的。
那么投奔司马阵营的人也可以说安全了吗。
未必。
司马昭也把他们分了类。
第一类是向秀、王戎之流。向秀在嵇康被杀后仓皇投入司马昭门下，还因此被司马昭取笑。
《世说新语·言语》载：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向秀字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第二类是山涛。山涛是个变数，不仅因为他名声太大、能力太强、威望太高，更重要的是，他和“竹林七贤”中最难啃、最“反动”的硬骨头嵇康关系最好最铁。
仅凭这层关系，谁又能敢保证司马昭对山涛不产生怀疑呢？
率先发现这个问题的还是嵇康，如何与其一刀两断、划清界线，保护自己的朋友不受伤害成为他昼思夜想的大事。
他缺少一个引子和契机。
恰逢山涛左迁，荐嵇康代己。
于是《与山巨源绝交书》跃世而出。
举朝震动。
有人惊，有人怒，有人会心一笑，司马昭则是如释重负。
山涛默默地注视着嵇康打铁的方向，目光如水，不见喜怒。
嵇康却听到了他内心的一声叹息！
高山流水话知音
参考资料：《晋书》、《魏晋风度》、《魏晋清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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