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5年到1993年，我曾任深圳市市长、市委书记。这8年，是我一生的幸运，可以放手做事，大胆试验，大胆地闯。现在这些都已经是过去时了，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论。深圳发展的模式并不是固定的，但领导者需要对工作进行总结和反思，才能有的放矢解决问题走下去。
人生有很多变数。1985年，中央决定派我到深圳工作，许多人没有想到，我自己也感到有点突然。当时，我还在北京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对这个调动，我确实没有思想准备，同时也觉得自己不合适去深圳工作。当时深圳经济特区刚刚起步，对这个新事物，境外有些传媒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内地对深圳的非议也不少。有些同志好心地劝我不要去那个地方，还有人很直接地说去那里是送死，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凉感觉。但是，作为一个有着多年党龄的干部，组织决定还是要服从。田纪云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是我的顶头上司。他说，好几个部门要你，我们都没有放。这次任命事前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谷牧同志说得很干脆：中央做的决定，你能改变吗？一副无奈的表情。
后来我了解到，派人到深圳，对深圳班子要作一些调整，是中央高层下的决心。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建设日新月异，取得很大成就。但由于摊子铺得太大、经济秩序不够好等原因，各方面的批评也比较多。内地则对深圳利用特殊政策倒买倒卖赚内地的钱不满。1984年，邓小平同志到深圳视察，他说这次来只看不说。他给深圳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是离开深圳5天后在广州补题的。回到北京，小平同志还曾说到，深圳是一个试验，成功当然是好事，不成功也是一个经验。这说明小平同志对深圳充满期望，同时也不无忧虑。
当时深圳领导班子的团结也是一个问题，特别是主要成员之间不那么协调。开始，中央也觉得临阵换将不太好，是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才下的决心。
我从中央机关到深圳工作，外界确有各种猜测，认为我是“京官”，肯定有尚方宝剑。香港的一家报纸说是“京官南下，力保特区”。
我上任前，当时国务院领导同志与我谈话涉及的问题比较全面，特别强调深圳功能任务、改革权的问题非常重要和关键。他交代我要把工作做好，用两年左右时间帮助梁湘把深圳的工作调整好。我提出要明确一个问题，“深圳还是不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他说，“当然是”。这时，我想起了一件事，1984年深圳推出工资改革方案，改革了劳动分配制度，可是广东省认为标准太高了，要求停止执行，这说明改革也是可以否定的。我就问：“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不能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可不可以突破现行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他点头同意。有了这个权，我觉得来深圳就有点意思啦，否则一点意思也没有。
不久，中央发出通知，派我作为广东省副省长候选人到深圳特区工作，任命我为深圳市市长。随后，在广东省人大会上，我被选为广东省副省长。
搞好班子的团结是中央领导交给我的一个重要任务。到深圳后，我与市委书记梁湘同志交换了意见，提出当时工作的“八字”要求，即稳定、控制、调研、团结。为了解决班子内部的矛盾，我分别找了梁湘、周鼎等同志谈心，希望大家坐在一起面对面交心，解决矛盾。我还要求开常委会不能拍桌子、吵架，要心平气和，有解决问题的诚意。
当时深圳与内地，特别是周边地区的关系比较紧张，与蛇口的关系也比较紧张，处理好这些关系也是当务之急。我提出深圳是全国的深圳，要牢牢树立这个观念。如果不在练内功上下功夫，而是利用特区的政策赚便宜，有悖建立特区的初衷。为了协调深圳与蛇口工业区的关系，我到深圳的第三天，就去蛇口搞调研，并专门拜访了袁庚同志，向他传达了中央领导对深圳的指示。袁庚同志说，你来得还不是时候，现在问题很多，但还没有爆发，一些人对严峻形势缺乏正确认识，认为形势还不错。我们一致认为，深圳与蛇口工业区的团结很重要，我们要支持梁湘同志的工作。
深圳的改革，应该说并不是事先有一套很完整的方案才推开的，而是在发展建设初期，问题摆在了前面，非要去解决不可。任何一项改革都遇到这个问题，任何改革要等到统一认识得到一致认可，或者得到批准后才去做，是不大可能的。我们一直强调，实践最重要，探索和试验最重要。
1985年8月，我来到深圳的头20多天，大部分是下去摸情况，搞调查研究，一直到正式任命我为深圳市市长。上任伊始，我感到政府决策得有制度才行，那时还没有人大和政协，首先建立市长办公会议制度。在9月底的市长办公会上，经过深思熟虑，我提出了四项改革措施，成立四个机构。
第一个是成立外汇调剂中心。这是一项大的突破。根据当时外汇管理条例，企业出口创下的外汇只能到银行去结汇，按照国家规定的牌价换算成人民币；进口需要外汇，也只能去银行按照牌价购买外汇。1979年美元公开挂牌价是1.5元，就是100美元兑换150元人民币，内部结算价是2.8元，外汇结算实行双轨制。由于换汇成本不断上涨，几年涨到三四元，对进口有利，但对出口不利甚至亏损。为了大量进口，牟取暴利，深圳有的企业就到处想方设法搞外汇，导致外汇紧缺，黑市外汇炒到五六块以上。当时中纪委五室带领几十人，加上广东省的同志，有一支近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深圳，任务就是打击外汇黑市买卖，还抓了一个贸易公司老总。我向他们解释，这件事是合理不合法，外汇只在企业内部调整，老总个人没有从中牟利，因此不能抓，我们很快就会建立一个新制度，它就合法了。中纪委的同志很讲原则，把情况跟北京汇报后，队伍就撤走了。
不改变鼓励进口、压制出口的外汇政策，深圳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搞不成。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办，1985年11月，我们就以市政府名义成立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委托深圳市人民银行具体操作。当时深圳市人民银行行长罗显荣到北京汇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分管外汇管理的领导苦笑说：“老罗，你怎么接这么一个任务？你知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我就对老罗说，出了事由市政府负责。我们严格规定，只要是深圳的企业，搞出口创汇，就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去参加调剂，用汇单位也必须是深圳企业，要严格审查，买卖双方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参加调剂，价格随行就市，双方协商决定，不搞统一价格。这是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这项改革后来得到了中央的首肯，1987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下文确认合法。
第二项措施是成立投资管理公司。出于什么动机呢？我当市长后，经过调查，发现所有政府机构没有不办企业的。这问题就大了，不用政府机构投资，挂上国有企业的牌子，最后出事都要市政府埋单。市里领导只能说清楚当年财政收入多少，负多少债，但是全市有多少企业，有多少资产，负债多少，谁也说不清楚，连资产负债表的概念都没有。作为市长，连家底都不知道，这怎么行？而且很危险，我下决心改变这种“糊涂”状况，提出成立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就是现在的国资委那一套，把所有市属国有企业通通归它管理，一个投资管理公司管100多家国有企业。对这一改革，财政局就首先反对，说把财政权夺了，省里也不赞同。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87年7月全国第一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才正式挂牌成立。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到1989年才算弄清楚从建特区到1989年深圳国有资产净资产达到32亿元。
第三项措施是成立监察局。这也是全国首例。为什么成立监察局？目的就是把队伍管好。这中间有个小插曲，我刚到深圳不久，第一次接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他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贪污？我回答说，深圳也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怎么可能完全没有！再完善的社会也有，不过深圳不厉害就是。他又问，你们怎么对付？我说，我们准备参考你们的做法，成立监察局，新加坡有反贪局，香港有廉政公署，但我们不一样，不能照搬。我们的监察局有三个方面的职能：第一是监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水平，这是政治性；第二监督党风和政风，监督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不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三，监督党政官员的操守，这才是监督重点。我来以后，看到当时搞“严打”、办案抓人等，动不动都是纪委、政法委冲在前线，都是以党的名义出面，对我们很不利，这些明明是政府的职能嘛。纪委应该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制定政策，使用干部，监督执行，应该超脱些。于是决定成立监察局。
监察局紧锣密鼓地筹备，过了几个月，开市委常委会，我就问，监察局筹备简报怎么不发了，近来无声无息了？怎么回事？当时大家鸦雀无声，都不说话。追问到最后，梁湘同志说，人家不赞同搞这个东西，说是胡闹嘛。我说，谁说我是胡闹？得说出个道理来，我是认真地做改革实验，怎么是胡闹！就这样停顿了一阵子，一直到1987年5月，深圳市监察局才正式成立，时任监察部副部长的何勇同志还发来贺电。当时对监察局的干部要求很严，我主张同级别的干部加一级工资，各方反对得不得了，后来只加了半级。
第四项举措是成立规划委员会。那时深圳还没有国土局，规划作为城市发展的龙头，一个城市的市长必须把城市规划权抓在手里，否则就乱套啦。我当市长不愿兼职，但规划委员会主任我是当仁不让。这个机构成立最顺利，第二年1月，也就是1986年1月，市规划委员会就成立了，聘请国家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做首席顾问，另外还有来自英国皇家规划学会、日本东京大学、澳大利亚堪培拉规划局在内的30位中外规划设计权威人士担任规划委员会顾问，规定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大型的规划委员会工作会议，审议和批准涉及土地开发、城市规划的重大事项。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们正在搞旧城改造，规划委员会开会时，英国专家提出意见，说旧城改造把什么都拆掉，就等于一个人失掉记忆一样，他反对把旧城什么都拆掉。市政府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停止不必要的拆迁。我又提出，规划不能光在特区内搞，还要包括宝安县。现在大家都认为深圳的城市规划是不错的，其实当时的认识不够，如果经验多一点，精力多一点，也许城中村、乱占乱搭建就不会那么多。
这几项改革，化解了矛盾风险，站稳了脚步，管好了队伍，管好了资产，为下一步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
深圳经过最初几年的高速发展，经济急剧升温，逐渐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能力。当时，人们对于经济结构、外汇收支等缺乏经验，未能引起警觉。由于前5年超高速的发展，潜伏着的问题终于在1985年下半年暴露出来。由于深圳基建规模过大，资金全面紧张，也给市财政不断增加压力。不得已，市财政只有向银行贷款用于基建，几年下来透支近8亿元。基建规模过大，投资结构不合理，外汇和财政收支不平衡等一些问题浮出水面。1985年初，香港《信报》连续12天刊登一组文章，总题为《深圳庐山真面目假大空》，把特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说得一无是处。
正当人们对深圳特区前景议论纷纷，感到彷徨、迷茫之际，1986年初，中央及时召开了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给深圳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主要作用并不是自己创造多少产值，而是要先走一步，创造出新鲜经验来，要求深圳把工作重点转向建立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上来，由过去的铺摊子、打基础，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上来。
调整势在必行。这次大调整，是深圳建立特区以来面临的第一次严峻考验，有人用壮士断臂来形容，血淋淋的。但是，不调整就没有出路。1986年，我们对全市1500多项基建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基建规模被压缩一半以上，施工队伍裁减近10万人，20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60多栋。这是一次自觉有序的调整，是有序的撤退，在被动中求得主动。第一，调整是积极的方针，不是倒退，也不是否认过去的成绩；第二，调整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搞一刀切，有的多调，有的少调；第三，调整必须与改革结合起来，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为特区长远发展、为建立新体制新机制打下一个基础。我们规定今后不许搞赤字财政，政府机构不许给企业乱担保。
经过1986年到1987年约两年的调整，1986年深圳的经济发展速度虽有所降低，但从1987年起便稳步快速增长，从此以后深圳的经济开始进入正常轨道，再未出现过大的起伏。可以说，那时的大调整和相关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三年后，我们还完了所有的银行债务，深圳成为没有债务的城市。
深圳是全国最早建立证券市场的城市，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当时并没有想到要建立证券市场，这是改革到了这一步必然要出现的结果。我们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就是想解决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引起我注意和思考的是1984年，我看到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很委婉地提出中国国企改变现状的思路，应对国企在不触动公有制前提下实行股份制改革。他们认为为什么不能把国企独一无二的一个“东家”分解成几个不同行业企业、不同地区的国企“东家”？毕竟不同的“东家”有不同的利益。我认为这些观点很新鲜，为此专门请教国家体改委的有关同志，但没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他们说对这些问题没有太多的研究。
来深圳工作后，国企股份制改革更是迫在眉睫，因为要解决国企中诸多问题，就不能不啃这块骨头了。1986年10月，经反复调研、征求意见和修改，我们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和现在完全不同，那时，搞股份制、上市，是我们求企业啊！
1987年2月，市政府又颁布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这是我国最早允许私营企业成立的政府规定。可以这样说，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私营企业法规，是一项重大突破。这项改革的影响和作用大啊！明确规定：现金、实物、商标、专利、技术等可以投资入股分红。第一，商标、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得到尊重、保护，大大调动了拥有人的积极性；第二，只要有技术、专利等，可以办国有企业，也可以办私营企业，实现企业形式的多样化。现在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力军之一的“民营企业”，就是在“民间科技”突破后所提供的空间发展起来的。
1988年，我去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考察。在英国伦敦，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帮我们组织了一个投资座谈会。英国一家基金公司经理说，我们不能直接投资你们的工厂企业，只能买你们的股票。他提出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很新鲜。当时深圳发展银行等几家股票还是柜台交易，如交易量很大，仅有柜台交易是不行的。
回来以后，我就考虑深圳证券市场建设问题，深圳要利用政策优势，建立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使企业筹集到更多的发展资金。我们马上就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有人不理解，质问“为什么要搞资本市场”？后来有人提出，说资本市场不好听，容易被人误解“资本市场”与“资本主义”的联系，那好，以后就改为证券市场领导小组，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是从这时开始筹备的。
到了1990年，场外黑市交易泛滥起来，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为了加强对股票交易的管理，我们加快了建立证券市场的步伐。这期间，上海市领导带队专门来我们这里取经，把我们几乎全套的东西拿去复制。没想到结果是，我们先报了，北京不批；上海报上去，就批下来。知道这个信息，到1990年11月下旬，我们所有的证券交易系统都搞好了，我说不能再拖了，今天就拍板，就同郑良玉、张鸿义几位市领导，还有几大银行的行长，一起来到证券交易所参观观摩，大家很兴奋。筹备组负责人王健和禹国刚告诉我说，准备工作早做好了。我说为什么不开？他们说，没批下来。我说，明天就试业，批准不批准，我们政府负责。选定试业的日子是12月1日，我们说的是“试业”，不用“正式开业”这个词。上海12月15日是正式开业，我们是12月1日试营业，也没搞仪式，到第二年批下来，1991年7月9日才补办了开业仪式。
当时对证券市场的认识没有完全统一。小平同志1992年来到深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他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鼓舞。
1992年“8·10”事件引发了深圳股市的一场风波，是因为新股认购抽签发售而引起的。为认购新股，全国各地120万人涌入深圳。由于舞弊现象严重，导致了广大排队购表股民的极度不满。8月9日售表当天，一些发售网点的秩序就开始混乱。随着事态进一步发展，8月10日那天晚上，少数人开始行使暴力，砸汽车、砸摩托、攻击执勤干警。事情到了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
怎么办？大家束手无策。我说没什么别的办法了，提议把明年股票额度一部分提前到今年发行。因为股民都是冲着股票来的，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即使没有出现舞弊行为，他们也不满意。有人说要不要向上面请示？千钧一发，分秒必争啊！哪还有时间给你层层请示嘛！我说，这是最简便易行的办法，事不宜迟，就这样定了。决定以后，连起草文字都来不及，草草写了几条，就拿到广播车去广播：你们游行示威、冲击机关是不对的，要保持秩序，我们一定惩治腐败。最关键是这几句：市里决定增发500万张抽签表，将明年的部分额度提前发行。明天还在原来地点买。结果，游行群众一听呼啦一下散去，都排队去了。
一切部署完毕，大概凌晨两点钟左右，罗干同志来电话询问事件情况，我把整个过程如实报告，说已经平息了。过了一会儿，丁关根同志也来电话询问，我又报告一次。又过了半小时，李鹏总理亲自打来电话，询问情况。我告诉他，我们处在一种除了这个办法神仙也挽救不了的局面，挨什么处分我都认。李鹏说，你在第一线，你了解情况，就按你的意见办。我很感激李鹏，在这关键时刻他支持了我的紧急措施。凌晨三点多我回到家里，刚躺下，省委书记谢非来电话，我又报告一番。
一夜就这样过去，平生最惊心动魄的就是这件事了。现在想起来，仍然有些后怕。事情发生在小平同志南下视察后不久，如果冲击边检，冲击政府机关，出现重大冲突流血事件，怎么向中央交代？后来中央通报批评我负一定的领导责任，我心悦诚服地接受。
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并发展南方谈话已过了19年。我们很怀念小平同志。陪同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的这5天，让我毕生难忘，深受教育。
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时的一个大背景，是当时国内出现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等争论。其实，从深圳特区建立开始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其间对特区的非议、反对声音一直没停，主要是围绕建立特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特区进行的各项改革，是顶住各种压力，冒着很大风险进行的。这些改革对或不对，期待着小平同志来检查指导。当小平同志给予充分肯定，并斩钉截铁地说特区是姓“社”不姓“资”时，特区人真是感动得热泪盈眶，信心百倍。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小平同志乘坐的列车开进了深圳火车站。小平同志1984年来过深圳，虽然他8年没来，但一直关注着深圳的发展。深圳成功不成功，关系到他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不成功。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情况下，这个实践直接关系这条路线的成功与否。实践的结果证明了这条路是行得通的。所以，小平同志在深圳情绪特别高。
1992年1月23日，小平同志就要离开深圳了。我想，深圳下一步搞什么，还未汇报过，得抓紧时间向他请示。在乘车去蛇口码头的路上，我就向他汇报我们的初步设想和部署：第一，进一步放开一线、管好二线；第二，搞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金融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把第三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抓；第三，撤销宝安县，建立3个区，逐步推进特区内外的农村城市化；再一个，充分利用全国人大授予深圳的立法权，加强法制建设，把全市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听完我的汇报，小平同志非常干脆，立即表态说：“你说的那几项我都赞同，你就大胆按照这个去做，你要注意总结经验，发现做得不对的就要赶快纠正，避免犯错误。”我说：“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做，争取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小平同志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又强调说：“我跟你讲，第一就是大胆去干；第二是发现干得不对的地方要及时纠正，总结经验，不是首先考虑犯不犯错误。”又说：“改革开放的步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小平同志说话很有针对性，一句是一句，没空话、官话。
到了蛇口码头临别的那一刻，他已走了几步，突然回过头对我们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来源:综合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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