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是杜甫定居成都后的第二年。暂时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的杜甫，趁着春天的好风光，探访了诸葛武侯祠。
此时的杜甫已经不是意气风发的少年。目睹了山河破碎的他，在面对千古贤相时生出了无限感慨。于是便有了这首感人肺腑的《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夜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武侯祠是怎样的？“柏森森”写出武侯祠内柏树枝繁叶茂之景。白居易《武侯庙古柏》中“蜀相阶前柏，龙蛇捧閟宫”，亦是此意。只是前者以三字高度概括，同时营造出武侯祠静谧肃穆的氛围，意境全出。此柏为诸葛亮所植，时隔多年，依旧高大茂密，可见百姓对诸葛亮的爱戴和敬仰，常年灌溉呵护使其不衰。在杜甫的另一首诗《古柏行》中，也提到了了武侯祠的树：“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怜”。
颔联中“自”和“空”二字最为传神。碧草使台阶也显得青翠，黄鹂的声音回荡在院落，有空灵之感。而这“碧草春色，黄鹂好音，入一‘自’字、‘空’字，便凄清之极”，与前一联的“柏森森”相呼应，更显无限寥落之感。碧草自顾自地生长，黄鹂自顾自地啼叫，景物不知武侯，而人们却怀念武侯，这正是“以景之无情反衬人的有情”。杜甫寻丞相至此，却只见祠堂中的寥落，便自然而然睹景思人。“‘空’‘自’二字，则意不在景，而睹物思人之意已见于其外”，而自然由描写祠堂转为咏怀蜀相。
“三顾”和“两朝”相对，简洁概况了诸葛亮的仕途由三顾茅庐开始，自辅佐刘禅而终的全过程。《杜诗镜铨》中注：“言以先主之弹丸而能立国，以后主之昏庸而能嗣位，皆武侯一片苦心也”，可见诸葛亮的政治奇才。“天下计”指诸葛亮提出的三分天下之计，即著名的“隆中对”。
《汉书•韩信传》记载，蒯通提议韩信自立，与楚、汉鼎足而三，谓“（蒯通）深说以三分天下之计”，这是“天下计”的语源。同样是谋士进言，同样是“三分天下”，“天下计”被杜甫用来移喻“隆中对”自无不可。且此句前面所提“三顾”，用三顾茅庐的典故引出刘备这个形象，后接刘备与诸葛亮的所做的“隆中对”，此句更加流畅清晰。“‘天下计’，言非一己之私也”，可见蜀相的家国大爱。“老臣心”为此联之重心，既言效忠之久，又显对君之忠，体现其功业德操。
可这样一个有匡国雄略和报国苦衷的贤相，最终赍志而殁。“出师未捷身先死”，
“未”和“先”形成鲜明的对比，痛惋之情跃然纸上。后世一切事业未竟、壮志难酬的英雄人士，面对此情此景如何能不“泪满襟”！
当然，这里的英雄也包括杜甫自己。
杜甫为何偏爱武侯？杜甫常以人物为题材作诗。同时期的人，杜甫最常在诗中怀念的是诗仙李白；不同时期的人，杜甫怀念最多的则是诸葛亮。
杜甫是李白的小迷弟这事儿不必多说，毕竟李白可是当时出类拔萃的诗人，又与杜甫友谊深厚，杜甫自然倾慕敬重他。
至于诸葛亮，可能更多是因为诸葛亮的历史形象与杜甫的理想情怀相契合吧。
杜甫出生在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远祖为汉武帝时期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为杜审言。杜甫从小便受着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立下了“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儒家政治理想。因此他在许多诗文中往往离不开一个“儒”字，所谓“醇儒”、“硕儒”、“巨儒”、“腐儒”、“儒生”等等，或褒或贬，或扬或抑，共五十余处。
杜甫在《蜀相》的开头直书“丞相”，尊其为正统名臣，即视刘蜀为正统，也有受儒家情怀影响的原因。另外，诸葛亮帮助刘备开创基业，辅佐刘禅北伐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践行儒家“修齐治平”之道，这也正是杜甫所钦佩的。
陈寿《三国志》中记载：“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正是杜甫在看遍统治阶层的腐朽和下层劳动人民的艰辛之后，理想中的社会状态。且诸葛亮怀有天下之计，有“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之志，这正与杜甫希望乱世太平之心相契合。
此外，杜甫十分向往君臣遇合。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长久不得安定。此时唐肃宗猜忌功臣，信任宦官小人。杜甫希望“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洗兵马》），朝廷能够选贤任能，起用“稷契”式的贤臣为国效力。而杜甫经历了被贬华州的遭遇之后，对皇帝的幻想已经破灭。
诸葛亮正是最能体现君臣遇合的人物。刘备三顾茅庐，为尊贤；孔明鞠躬尽瘁，为忠诚。刘备自己也曾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可见其君臣关系之亲密。
杜甫在其他吟咏诸葛亮的诗句中，也多次提到这种君臣遇合。如，“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诸葛庙》）；“君臣已与时际会”（《古柏行》）；“一体君臣祭祀同”（《咏怀古迹之四》）；“忆昨路绕锦城东，先主武侯同閟宫”（《古柏行》）。杜甫渴望君臣遇合而不得，对于诸葛亮自是十分羡慕。
最后，自然是壮志未酬的共同遭遇。
杜甫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他的诗大多“缘事而发”，往往结合现实，议时议政。《兵车行》《丽人行》“三吏”和“三别”都是他批判现实的著作。
而在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忧患意识之上，他自然会产生渴望济世扬名，渴望建功立业的胸怀大志。“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前出塞九首》其九）和“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前出塞九首》其三）等诗句，都能体现他的报国苦衷。但是他的壮志和苦衷在一个君主昏庸、奸臣当道、战乱不已的时代难以实现。
而诸葛亮也“出师未捷身先死”，可歌可泣可叹。杜甫在回想起千古贤相的结局之时，不免共情痛心。
诸葛亮之于杜甫，是英雄和前辈，是追求和期许，也是无奈与叹息。
唐朝非蜀汉，肃宗非刘备，杜甫也非诸葛亮。在上元元年，逃亡至巴蜀的杜甫，也只能在咏怀古人之中，安放自己的忧国忧民之情，泪落满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