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7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以来，我离开江西广丰老家三十多年了，一直想与老家的孩子们谈谈心，今天终于有点时间在徐志霖博士为明德书院倡议的“博士寄语”里，我虽然不是正宗博士，但也不揣冒昧，献上了一则“寄语”：读万卷书，悟人生真理；行万里路，交世间朋友这不仅是一碗“心灵鸡汤”，更是我半百人生的感悟，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读万卷书还不如行万里路?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读万卷书还不如行万里路
从1987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以来，我离开江西广丰老家三十多年了，一直想与老家的孩子们谈谈心，今天终于有点时间。在徐志霖博士为明德书院倡议的“博士寄语”里，我虽然不是正宗博士，但也不揣冒昧，献上了一则“寄语”：读万卷书，悟人生真理；行万里路，交世间朋友。这不仅是一碗“心灵鸡汤”，更是我半百人生的感悟。
在南开求学七载之后，我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进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一直在政策研究室和法制处工作，从2001年起担任副处级调研员，之后前往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简称RPI）学习一年，获得管理学硕士后返回原单位工作，然后在2007年调动到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公司，旋即被派往非洲的赞比亚共和国，参与筹建我国在非洲第一个海外经济贸易合作区——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2010年12月，我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公司辞职，留在赞比亚创业，目前经营一家私营企业，主要从事建筑工程和房地产开发业务。主业之外，我担任赞比亚华侨华人总会副会长兼铜带省分会会长、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领事保护联络员。
从1994年参加工作之后，我的身份出现了两次重大变更，第一次是从政府官员变为国有企业干部，第二次是从国有企业干部变为私营企业主。曾经有朋友戏称我是赞比亚学历最高的“包工头”，我一直坦然受之；也有朋友尊称我是赞比亚的“侨领”，我一直感到惴惴不安、受之有愧。不过，在年近半百之际，我可以自豪地说，自己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是一个对家庭、朋友和社会有用的人。
小时候，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我先后读过两所小学，分别是枧底中心小学和洋基小学，然后很幸运地进入县城的广丰中学初中部和高中部学习。当时还没有进入“信息大爆炸”时代，书籍还是比较缺乏的。由于父亲是枧底学校的教师，我得以在家里和学校的图书室里看了许多书，对于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放学之后，我们要帮家里干活，例如砍柴火、挖猪菜；寒暑假期间，我们要去生产队出工和挣工分，例如挑猪粪和搬石头。后来长大之后，遇上分田到户，就要帮家里插秧、“呼田”和“割谷”。由于我个子矮、力气小，在生产队挣工分和帮家里干活都很吃力，包括父母在内的许多人都预言，你除了读书没有别的更好出路。于是，我比邻居的孩子花了更多的时间在读书上，学习成绩也逐渐提高。
毋庸讳言，我国的城乡差别和教育鸿沟是客观存在的，估计到了世界大同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从枧底到县城读初中，我第一次接触英文，而当时县城的同学已经在小学读过一两年的英语课，于是我感到了自身的差距。坦率地说，我当时所在的初中班级学习风气不算好，调皮捣蛋的同学很多，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们都感到头疼，在6个学期里我们先后经历了张鑑炎、刘根云、黄英、江宗囹、柯恩云5个班主任。得益于父母的“预言”和老师们的表扬，我一直没有放弃读书，课上认真听讲，课后按时做作业，属于听话的好学生之一，于是在中考时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进入广丰中学高中部的重点班学习。经常听到一些孩子抱怨所在的学校或者班级不好，也有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进入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而不惜重金去买“学区房”。我只想以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当我从广丰县城来到天津市，英语再次成为我学习过程中的“拦路虎”。由于客观条件的匮乏，我的英语成绩尽管不错，但听力、口语和写作能力很差。在广丰中学的6年里，我连录音机和英语磁带都很少看见，而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同学在高中时就上过“外教”的课。于是每次英语考试时，听力部分基本靠“蒙”，写作部分基本靠“编”，尽管成绩还过得去，但听力和写作一直是我心中的“痛点”。但是大学期间一次英语听力测验的结果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刺激，我照常考了12分左右（满分为20分），而一个湖南男同学居然考出18分，把来自大城市的女同学都甩在后面，令我感到瞠目结舌。我向这个湖南同学“取经”，他说没有什么诀窍，就是反复听磁带呀。多年以后，我一直记得这件事。南开读研期间，为了在“托福（TOEFL）”考试中获得600分以上的好成绩（当时满分为677分），我在两个月内听完了53盘英语磁带，每盘听3遍，每遍1小时，最终考出了617分。自此以后，我对于英语听力不再畏惧三分。大家可以算一下，听完53盘磁带花了约160小时，也就是说我在那两个月里平均每天用3小时来练习听力，除了上课、吃饭和睡觉时间，基本上就是时时戴着耳机听英语。
我的英语写作能力提高，是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生的。伦斯勒理工学院（RPI）是美国排在前50名的著名私立大学之一，大多数硕士生课程都要求提交Paper（论文），授课教授对于任何国籍的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在沉重的毕业压力之下，我不得不反复修改自己的英语论文，力争通过流畅和有逻辑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等到如愿以偿地拿到美国硕士学位之后，我又取得一次心理上的“飞跃”，从此对于英语写作不再怵头了。
之所以絮絮叨叨地谈了一些英语学习经验，是因为英语这个语言工具对于我的人生轨迹具有重大的影响。如果我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没有全面过关，估计不会来到非洲工作，更不会辞职创业。
与我读书的上世纪80年代相比，目前广丰老家的学习条件已有极大的改善，大家再也不用站在路灯下或者在宿舍里点蜡烛看书。书籍来源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各种教学辅导书和其它课外书籍在实体或者网络书店里琳琅满目，尽管某些书籍定价高昂，但在互联网上大多能够找到免费或者廉价的替代品。然而，现在的孩子们可能遇到另一种烦恼，例如读书有用吗？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实际调查结果应该最有说服力。大多数人的就业方向不外乎从商、从政或者从教。我们先谈一下从商。目前中国最成功的的企业家群体里，肯定少不了“三马”：马云（阿里巴巴集团）、马化腾（腾讯集团）、马明哲（平安集团）。马云是杭州师范大学的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马化腾是深圳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生，而马明哲的初始学历仅仅是初中毕业生，但在进入金融行业之后，他不断学习和深造，不仅获得了中南财经大学的金融学博士学位，而且成为南开大学的兼职博士生导师。
我们再谈一下从政。目前的公务员录用考试有多么“火”，大家可能有所耳闻，许多热门职位经常是“百里挑一”，而报考这些职位的最低条件无一例外都是本科毕业生。在政府部门，要逐渐“进步”到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等中高级职位，学历更是一条难以逾越的“硬杠杠”。
我们最后谈一下从教。目前几乎所有的中小学教师的最低录用条件都是本科毕业生，有些全国重点中学甚至要求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的硕士或者博士研究生。至于高等院校，对于青年教师学历的追逐“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可以说没有获得硕士或以上的学位是根本不可能进入教学或科研岗位的，有些大学不仅要求有博士学位，而且要求必须有一定时间的出国学习或者进修经历。
我不想进行空洞的说教，但是对于广丰老家的孩子们，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确实只有努力读书才是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出路。广丰是一个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的地方，我们只有努力读书，才能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才能前往国内著名大学读书；只有继续努力读书，才能获得攻读硕士或者博士研究生的机会，才能进入国内外的著名大学深造。只有读好书，才能让我们获得老师和同学的刮目相看；只有读好书，才能让我们在大城市获得立足之地和发展机遇。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点，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谋生地点。当然，生在广丰也不是人生的悲哀，起码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正在成为旅游热点地区之一，也许我们早已司空见惯，但许多外地朋友对于广丰的美景确实趋之若鹜、惊叹不已。
除了要努力读万卷书，我们还要争取行万里路。不走出广丰这个小地方，我们只能成为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井底之蛙”。在行万里路的途中，我们也许遇到志同道合的友人、鼎力相助的“贵人”甚至心灵相通的恋人；在行万里路的途中，我们能够了解到世间没有多少事是完美的，自己没有妄自菲薄的理由。在来非洲之前，我曾经跟许多人一样误以为赞比亚是一个气候炎热、人民愚昧、瘟疫盛行的不毛之地。然而，在赞比亚工作数年之后，我发现这里气候温和、人民友善、资源丰富，是一个非常适合于中国人投资创业的好地方。
也许有些孩子会问我，既然辛辛苦苦获得中美两国著名大学的双硕士学位，为什么乐于做一个非洲“包工头”？实际上，职业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从不为自己是一个“包工头”而自惭形秽。要做好赞比亚的建筑工程业务，也是需要掌握许多知识的。例如，要了解东道国的政策法规，要编制完善的投标文件，要与政府官员、业主代表和施工监理等各方面的人员打交道，要管理几十个中国员工和几百个赞比亚员工。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感到自豪的是，自从来到赞比亚之后，陆续有十几个亲戚朋友跟随我的脚步来到赞比亚，或旅游，或工作，或创业。当他们带着对赞比亚的美好回忆，或者揣着来自赞比亚的丰厚报酬回到国内，我为自己成为一个对家庭、对朋友、对社会有用的人而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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