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蕉书屋
133.5×66cm
纸本设色
无年款
首都博物馆藏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我四十岁。四月初四日春君又生了个男孩,这是我们的第三子,取名良琨,号子如。
我在四十岁以前,没有出过远门,来来往往,都在湘潭附近各地。而且到了一地,也不过稍稍勾留,少则十天半月,至多三五个月。得到一点润笔的钱,就拿回家去,奉养老亲,抚育妻子。我不希望发什么财,只图糊住了一家老小的嘴,于愿已足;并不作远游之想。那年秋天,夏午诒由翰林改官陕西,从西安来信,叫我去教他的如夫人姚无双学画,知道我是靠作画刻印的润资度日的,就把束储和旅费,都汇寄给我。郭葆生也在西安,怕我不肯去,寄了一封长信来说:
无论作诗作文,或作画刻印,均须于游历中求进境。作画尤应多游历,实地观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谛。古人云“得江山之助”,即此意也。作画但知临摹前人名作,或画册画谱之类,已落下乘,倘复仅凭耳食,随意点缀,则隔靴搔痒,更见其百无一是矣。兄能常作远游,眼界既广阔,心境亦舒展,辅以颖敏之天资,深邃之学力,其所造就,将无涯淡,较之株守家园,故步自封者,诚不可以道里计也。关中夙号天险,山川雄奇,收之笔底,定多杰作。兄仰事俯蓄,固知惮于旅寄,然为画境进益起见,西安之行,殊不可少,尚望早日命驾,毋劳踌躇!
我经他们这样督促,就和父母商量好了,于十月初,别了春君,动身北上。
那时,水陆交通,很不方便,长途跋涉,走得非常之慢,我却趁此机会,添了不少画料。每逢看到奇妙景物,我就画上一幅。到此境界,才明白前人的画谱,造意布局,和山的皴法,都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在中途,画了很多,最得意的有两幅。一幅是路过洞庭湖,画的是《洞庭看日图》。一幅是快到西安之时,画的是《灞桥风雪图》。我都列入《借山吟馆图》卷之内。
我到西安,已是十二月中旬了,见着午诒,又会到了葆生,张仲飏也在西安,还认识了长沙人徐崇立。无双跟我学画,倒也闻一知十,进步很快,我门下有这样一个聪明的女弟子,觉得很高兴,就刻了一方印章“无双从游”,作为纪念。我同几位朋友,暇时常去游览西安附近名胜,所有碑林、雁塔岐、牛首山、牛情池等汗多名述,都游遍了。在快要过年的时候,午诒介绍我去见陝西臬台樊樊山山,樊山名增祥,号云门,胡北恩施人,是当时的名士,又是南北闻名的大待人。我刻了几方印章,带了去,想送给他。到了臬台衙门,因为没有递“门包”,门上不给我通报,白跑了一趟。午诒跟樊山说了,才见着了面。樊山送了我五十两银子,作为刻印的润资,又替我订了一张刻印的润例:“常用名印,每字三金,石广以汉尺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是他亲笔写好了交给我的。
在西安的许多湖南同乡,看见臬台这样的看得起我,就认为是大好的进身之阶。张仲飏也对我说,机会不可错过,劝我直接去走臬台门路,不难弄到一个很好的差事。我以为一个人要是利欲熏心,见缝就钻,就算钻出了名堂,这个人的人品,也可想而知了。因此,仲飏劝我积极营谋,我反而劝他悬崖勒马。仲飏这样一个热衷功名的人,当然不会受我劝的,但是像我这样一个淡于名利的人,当然也不会听他话的。我和他,从此就有点小小隔阂,他的心里话,也就不跟我说了。
华山图
26cm×24cm
绢本设色
1903年
辽宁省博物馆藏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我四十一岁。在西安住了三个来月,夏午诒要进京谋求差事,调省江西,邀我同行。樊樊山告诉我:他五月中也要进京,慈禧太后喜欢绘画,宫内有位云南籍的寡妇缪素筠,给太后代笔,吃的是六品俸,他可以在太后面前推荐我,也许能够弄个六七品的官衔。我笑着说:“我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叫我去当内廷供奉,怎么能行呢?我没有别的打算,只想卖卖画,刻刻印章,凭着这一双劳苦的手,积蓄得三二千两银子,带回家去,够我一生吃喝,也就心满意足了。”夏午诒说:“京城里遍地是银子,有本领的人,俯拾即是,三二千两银子,算得了什么!濒生当了内廷供奉,在外头照常可以卖画刻印,还怕不够你一生吃喝吗?”我听他们都是官场口吻,不便接口,只好相对无言了。
三月初,我随同午诒一家,动身进京。路过华阴县,登上了万岁楼,面对华山,看个尽兴。一路桃花,长达数十里,风景之美,真是生平所仅见。到晚晌,我点上了灯,在灯下画了一幅《华山图》。华山山势陡立,看去真像刀削一样。渡了黄河,在弘农涧地方,远看嵩山,另是一种奇景。我向旅店中借了一张小桌子,在涧边画了一幅《嵩山图》。这图同《华山图》,我都收在《借山图》卷内了。在漳河岸边,看见水里有一块长方形的石头,好像是很光滑的,我想取了来,磨磨刻字刀,倒是十分相宜。拾起来仔细一看,却是块汉砖,铜雀台的遗物,无意间得到了稀见的珍品,真是喜出望外。可惜十多年后,在家乡的兵乱中,给土匪抢去了。
我进了京城,住在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夏午诒家。每天教无双学画以外,应了朋友的介绍,卖画刻印章。闲暇时候,常去逛琉璃厂,看看古玩字画。也到大栅栏一带去听听戏。认识了湘潭同乡张翊六,号贡吾;衡阳人曾熙,号农髯;江西人李瑞筌,号筠庵。其余还有不少的新知旧友,常在一起游宴。但是一般势利的官场中人,我是不愿和他们接近的。记得我初认识曾农髯时,误会他是个势利人,嘱咐午诒家的门房,待他来时,说我有病,不能会客。他来过几次,都没见着。一次他又来了,不待通报,直闯进来,连声说:“我已经进来你还能不见我吗?”我无法再躲,只得延见。农髯是个风雅的饱学之士,后来跟我交得很好,当初是我错看了他,实在抱歉至极。三月三十日那天,午诒同杨度等发起,在陶然亭饯春,到了不少的诗人,我画了一幅《陶然亭饯春图》。杨度,号皙子,湘潭同乡,也是湘绮师的门生。
到了五月,听说樊山已从西安启程,我怕他来京以后,推荐我去当内廷供奉,少不得要添出许多麻烦。我向午诒说:“离家半年多,想念得很,打算出京回家去了。”午诒留着我我坚决要走。他说:“既然留你不得,我也只好随你的便!我想,给你捐个县丞,指省江西,你到南昌去候补,好不好呢?县丞虽是微秩,究属是朝廷的命官,慢慢地磨上了资格,将来署个县缺,是并不难的。况且我是要到江西去的,替你打点打点,多少总有点照应。”我说:“我哪里会做官,你的盛意,我只好心领而已。我如果真的到官场里去混,那我简直是受罪了!”午诒看我意志并无犹豫,知道我是决不会干的,也就不再勉强,把捐县丞的钱送了给我。我拿了这些钱,连同在西安北京卖画刻印章的润资,一共有了二千多两银子,可算是不虚此行了。
我在北京临行之时,买了点京里的土产,预备回家后送送亲友。又在李玉田笔铺,定制了画笔六十支,每支上面,挨次刻着号码,自第一号起,至第六十号止,刻的字是:白石先生画笔第几号。当时有人说,不该自称先生,这样的刻笔,未免狂妄。实则从前金冬心就自己称过先生,我摹仿着他,有何不可呢?樊樊山在我出京后不久,也到了京城,听说我已走了,对夏午诒说:“齐山人志行很高,性情却有点孤僻啊!”
我出京后,从天津坐海轮,过黑水洋,到上海,再坐江轮,转汉口,回到家乡,已是六月炎天了。我从壬寅年四十发起至己酉年四十七岁止,这八年中,出过远门五次,是我生平可纪念的五出五归。这次远游西安、北京,绕道天津、上海回家,是我五出五归中的一出一归,也就是我出门远游的第一次。那时,同我合资典租梅公祠祭田的那位朋友,想要退田,和我商量,我在带回家的二千多两银子中,提出四百八十两给了他,以后梅公祠的房子和祭田,统都归我承典了。我回乡以后,仍和旧日师友常相晤叙,作画吟诗刻印章,是每天的日课。
知己有恩
印章
北京画院藏
光绪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我四十二岁。春间,王湘绮师约我和张仲飏同游南昌。过九江,游了庐山。到了南昌,住在湘绮师的寓中,我们常去游滕王阁、百花洲等名胜。铜匠出身的曾招吉,那时在南昌制造空运大气球,听说他试验了几次,都掉到水里去了,人都作为笑谈,他仍是专心一志地研究。他也是湘绮师的门生,和铁匠出身的张仲飏,木匠出身的我,同称“王门三匠”。他们二人的学问,也许比我高明些,但是性情可不与我一样。仲飏也是新从陕西回来,他是一个热心做官的人,喜欢高谈阔论,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表示他的抱负不凡。招吉平常日子都穿着官靴,走起路来,迈着鸭子似的八字方步,表示他是一个会作文章的读书人。南昌是江西省城,大官儿不算很少,钦慕湘绮师的盛名,时常来登门拜访。仲飏和招吉,依傍老师的面子,周旋其间,倒也认识了很多阔人。我却怕和他们打着交道,看见他们来了,就躲在一边,避不见面,并不出去招呼。所以他们认识我的很少。
七夕那天,湘绮师在寓所,招集我们一起饮酒,并赐食石榴。席间,湘绮师说:“南昌自从曾文正公去后,文风停顿了好久,今天是七夕良辰,不可无诗,我们来联句吧!”他就自己首唱了两句:“地灵胜江汇,星聚及秋期。”我们三个人听了,都没有联上,大家互相看看,觉得很不体面。好在湘绮师是知道我们底细的,看我们谁都联不上,也就罢了。我在夏间,曾把我所刻的印章拓本,呈给湘绮师评阅,并请他作篇序文。就在那天晚上,湘绮师把作成的序文给我。文内有几句话说:“白石草衣,起于造士,画品琴德,俱入名域,尤精刀笔非知交不妄应。朋座密谈时,有生客至,辄逡巡避去,有高世之志,而恂恂如不能言。”这虽是他老人家溢美之言,太夸奖了我,但所说我的脾气,确是一点不假,真可以算是我的知音了。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我才回到了家乡。这是我五出五归中的二出二归。想起七夕在南昌联句之事,觉得作诗这一门,倘不多读点书,打好根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虽说我也会哼几句平平仄仄,怎么能够自称为诗人了呢?因此,就把借山吟馆的“吟”字删去,我的书室,只名为借山馆了。
借山图之十四(滕王阁)
30×48cm
纸本设色
1910年
北京画院藏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我四十三岁。在黎薇荪家里,见到赵之谦的《二金蝶堂印谱》,借了来,用朱笔钩出,倒和原本一点没有走样。从此,我刻印章,就摹仿赵捣叔的一体了。我作画,本是画工笔的,到了西安以后,渐渐改用大写意笔法。以前我写字,是学何子贞的,在北京遇到了李筠庵,跟他学写魏碑,他叫我临《爨龙颜碑》,我一直写到现在。人家说我出了两次远门,作画写字刻印章,都变了样啦,这确是我改变作风的一个大枢纽。
七月中旬,汪颂年约我游桂林。颂年名诒书,长沙人,翰林出身,现任广西提学使。广西的山水,是天下著名的,我就欣然而往。进了广西境内,果然奇峰峻岭,目不暇接。画山水,到了广西,才算开了眼界啦!只是桂林的气候,倏忽多变,炎凉冷暖,捉摸不定,出去游览,必须把棉夹单三类衣服,带个齐全,才能应付天气的变化。我作过一首诗:
广西时候不相侔,自打衣包作小游。
一日扁舟过阳朔,南风轻葛北风裘。
并不是过甚其辞。
我在桂林,卖画刻印为生。樊樊山在西安给我定的刻印润格,我借重他的大名,把润格挂了出去,生意居然很好。那时,宝庆人蔡锷,号松坡,新从日本回国,在桂林创办巡警学堂。看我赋闲无事,托人来说:“巡警学堂的学生,每逢星期日放假,常到外边去闹事,想请您在星期日那天,去教学生们作画,每月送薪资三十两银子。”我说:“学生在外边会闹事,在里头也会闹事,万一闹出轰教员的事,把我轰了出来,颜面何存,还是不去的好。”三十两银子请个教员,在那时是很丰厚的薪资,何况一个月只教四天的课,这是再优惠没有的了。我坚辞不就,人都以为我是个怪人。松坡又有意自己跟我学画,我也婉辞谢绝。
有一天在朋友那里,遇到一位和尚,自称姓张,名中正,人都称他为张和尚。我看他行动不甚正常,说话也多可疑,问他从哪里来,往何处去,他都闪烁其词,没曾说出一个准地方,只是吞吞吐吐地“唔”了几声,我也不便多问了。他还托我画过四条屏,送了我二十块银元。我打算回家的时候,他知道了,特地跑来对我说:“你哪天走?我预备骑着马,送你出城去!”这位和尚,待友倒是很殷勤的。到了民国初年,报纸上常有黄克强的名字,是人人知道的。朋友问我:“你认识黄克强先生吗?”我说:“不认识。”又问我:“你总见过他?”我说:“素昧平生。”朋友笑着说:“你在桂林遇到的张和尚,既不姓张,又不是和尚,就是黄先生。”我才恍然大悟,但是我和黄先生始终没曾再见过。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我四十四岁。在桂林过了年,打算要回家,画了一幅《独秀山图》,作为此游的纪念,我把这图也收入《借山图》卷里去。许多朋友,知道我要走了,都留着我不放,我说回家去看看再来。正想动身的时候,忽接我父亲来信,说是四弟纯培,和我的长子良元,从军到了广东,因为他们叔侄两人年轻,没曾出过远门,家里很不放心,叫我赶快去追寻。我也觉得事出突然,就辞别众友,取道梧州,到了广州,住在祗园寺庙内。探得他们跟了郭葆生,到钦州去了。原来现任两广总督袁海现,也是湘潭人,跟葆生是亲戚。葆生是个候补道,指省广东不久,就放了钦廉兵备道。钦廉是钦州、廉州两个地方,道台是驻在钦州的。纯培和良元,是葆生叫去的,他们怕家里不放远行,瞒了人,偷偷地到了广东。我打听到确讯,匆匆忙忙地赶了一千多里的水陆路程,到子钦州。葆生笑着说:“我叫他们叔侄来到这里,连你这位齐山人也请到了!”我说:“我是找他们来的,既已见到,家里也就放心了。”
葆生本也会画几笔花鸟,留我住了几个月,叫他的如夫人跟我学画。他是一个好名的人,自己画得虽不太好,却很喜欢挥毫,官场中本没有真正的是非,因为他官衔不小,求他画的人倒也不少。我到了以后,葆生好像有了一个得力的帮手,应酬画件,就叫我代为捉刀。我在他那里,代他画了很多,他知道我是靠卖画为生的,送了我一笔润资。他收罗的许多名画,像八大山人、徐青藤、金冬心等真迹,都给我临摹了一遍,我也得益不浅。到了秋天,我跟葆生订了后约,独自回到家乡。这是我五出五归中的三出三归。
我回家后不久,周之美师傅于九月二十一日死了。我听得这个消息,心里难受得很。回想当初跟我师傅学艺的时候,师傅视我如子,把他雕花的绝技,全套教给了我。出师后,我虽常去看他,只因连年在外奔波,相见的日子,并不甚多。不料此次远游归来,竟成长别。师傅又没有后嗣,身后凄凉,令人酸鼻。我到他家去哭奠了一场,又做了一篇《大匠墓志》去追悼他。凭我这一点微薄的意思,怎能报答我师傅当初待我的恩情呢?
那时,我因梅公祠的房屋和祠堂的祭田,典期届满,另在余霞峰山脚下、茶恩寺茹家冲地方,买了一所破旧房屋和二十亩水田。茹家冲在白石铺的南面,相隔二十来里。西北到晓霞山,也不过三十来里。东面是枫树坳,坳上有大枫树百十来棵,都是几百年前遗留下来的。西北是老坝,又名老溪,是条小河,岸的两边,古松很多。我们房屋的前面和旁边,各有一口水井,井边种了不少的竹子,房前的井,名叫墨井。这一带在四山围抱之中,风景很是优美。
我把破旧的房屋,翻盖一新,取名为寄萍堂。堂内造一书室,取名为八砚楼,名虽为楼,并非楼房,我远游时得来的八块砚石,置在室中,所以题了此名。这座房子,是我画了图样盖的,前后窗户,安上了从上海带回来的细铁丝纱,我把它称作“碧纱橱”。朋友们都说:轩畅爽朗,样式既别致,又合乎实用。布置妥当,于十一月二十日,我同春君带着儿女们,从梅公祠旧居,搬到了茹家冲新宅。我以前住的,只能说是借山,此刻置地盖房,才可算是买山了。
十二月初七日,大儿媳生了个男孩,这是我的长孙,取名秉灵,号叫近衡。因他生在搬进新宅不到一月,故又取号移孙。邻居们看我新修了住宅,又添了一个孙子,都来祝贺说:“人兴财旺!”我的心境,确比前几年舒展得多了。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我四十五岁。上年在钦州,与郭葆生话别,订约今年再去。过了年,我就动身了。坐轿到广西梧州,再坐轮船,转海道而往。到了钦州,葆生仍旧叫我教他如夫人学画,兼给葆生代笔。住不多久,随同葆生到了肇庆。游鼎湖山,观飞泉潭。泉水像泼天河似的,倾泻而下,声音像打雷一样震人耳膜。我在潭的底下,站立了好久,一阵阵清秀之气,令人神爽。又往高要县,游端溪,谒包公祠。端溪是出产砚石著名的,但市上出售的都是新货,反不如北京琉璃厂古玩铺内,常有老坑珍品出售。俗谚所谓“出处不如聚处”,这话是不错的。钦州辖界,跟越南接壤,那年边疆不靖,兵备道是要派兵去巡逻的。我趁此机会,随军到达东兴。这东兴在北仑河北岸,对面是越南的芒街,过了铁桥,到了北仑河南岸,游览越南山水。野蕉数百株,映得满天都成碧色。我画了一张《绿天过客图》,收入《借山图》卷之内。
回到钦州,正值荔枝上市,沿路我看了田里的荔枝树,结着累累的荔枝,倒也非常好看,从此我把荔枝也入了我的画了。曾有人拿了许多荔枝来,换了我的画去,这倒可算是一桩风雅的事。还有一位歌女,我捧过她的场,她常常剥了荔枝肉给我吃。我作了一首纪事诗:
客里钦州旧梦痴,南门河上雨丝丝。
此生再过应无分,纤手教侬剥荔枝。
钦州城外,有所天涯亭,我每次登亭游眺,总不免有点游子之思。到了冬月,我就向葆生告辞,动身回乡,到家已是腊鼓频催的时节了。这是五出五归中的四出四归。
寂寞之道
印章
北京画院藏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我四十六岁。罗醒吾在广东提学使衙门任事,叫我到广州去玩玩。我于二月间到了广州,本想小住几天,转道往钦州,醒吾劝我多留些时,我就在广州住下,仍以卖画刻印为生。那时广州人看画,喜的是“四王”一派,我的画法,他们不很了解,求我画的人很少。惟独刻印,他们却非常夸奖我的刀法,我的润格挂了出去,求我刻印的人,每天总有十来起。因此卖艺生涯,亦不落寞。醒吾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做秘密革命工作。他跟我同是龙山诗社七子之一,平日处得很好,彼此无话不谈。此番在广州见面,他悄悄地把革命党的内容,和他工作的状况,详细无遗地告诉了我,并要我帮他做点事,替他们传递文件。我想,这倒不是难办的事,只须机警地不露破绽,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当下也就答允了。从此,革命党的秘密文件,需要传递,醒吾都交我去办理。我是假借卖画的名义,把文件夹杂在画件之内,传递得十分稳妥。好在这样的传递,每月并没有多少次,所以始终没露痕迹。秋间,我父亲来信叫我回去,我在家住了没有多久,父亲叫我往钦州接我四弟和我长子回家,又动身到了广东。
宣统元年(己酉•一九〇九),我四十七岁。在广州过了年,正月到钦州,葆生留我住过了夏天,我才带着我四弟和我长子,经广州往香港。到了香港,换乘海轮,直达上海。住了几天,正值中秋佳节,我想游山赏月,倒是很有意思,就携同纯培和良元,坐火车往苏州,天快黑了,乘夜去游虎丘。恰巧那天晚上,天空阴沉沉的,一点月光都没有,大为扫兴。那时苏州街头,专有人牵着马待雇的,我们雇了三匹马,骑着去。我骑的是一匹瘦马,走到山塘桥,不知怎的,马忽然受了惊,幸而收缰得快,没有出了乱子。第二天,我们到了南京。我想去见李梅庵,他往上海去了,没有见着。梅庵名瑞清,是筠庵的哥哥,是当时的一位有名书法家。我刻了几方印章,留在他家,预备他回来送给他。在南京,匆匆逛了几处名胜,就坐江轮西行。路过江西小姑山,在轮中画了一幅《小姑山图》,收入我的《借山图》卷之内。九月,回到了家。这是我五出五归末一次回来。
借山图之四 洞庭君山
30×48cm
纸本设色
1910年
宣统二年(庚戌•一九一〇),我四十八岁。沁园师早先曾说过“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这几年,路虽走了不少,书却读得不多。回家以后,自觉书底子太差,天天读些古文诗词,想从根基方面,用点苦功。有时和旧日诗友,分韵斗诗,刻烛联吟,往往一字未妥,删改再三,不肯苟且。还把游历得来的山水画稿,重画了一遍,编成《借山图》卷,一共画了五十二幅。其中三十幅,为友人借去未还,现在只存了二十二幅。余暇的时候,在山坳屋角之间,和房外菜圃的四边,种了各种果树,又在附近池塘之内,养了些鱼虾。当我植树莳花,挑菜掘笋,和养鱼时,儿孙辈都随我一起操作,倒也心旷神怡。朋友胡廉石把他自己住在石门附近的景色,请王仲言拟了二十四个题目,叫我画《石门二十四景图》。我精心构思,换了几次稿,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它画成。廉石和仲言,都说我远游归来,画的境界,比以前扩展得多了。
黎薇荪自从四川辞官归来,在岳麓山下,新造了一所别墅,取名听叶庵,叫我去玩。我到了长沙,住在通泰街胡石庵的家里。王仲言在石庵家坐馆,沁园师的长公子仙甫,也在省城。薇荪那时是湖南高等学堂的监督,高等学堂是湖南全省最高的学府,在岳麓书院的旧址,张仲飏在里头当教务长,都是熟人。我同薇荪、仲飏和胡石庵、王仲言、胡仙甫等,游山吟诗,有时又刻印作画,非常欢畅。我刻印的刀法,有了变化,把汉印的格局,融会到赵捣叔一体之内,薇荪说我古朴耐人寻味。茶陵州的谭氏兄弟,十年前听了丁拔贡的话,把我刻的印章都磨平了,当时我的面子,真有点下不去。现在他们懂得些刻印的门径,知道了丁拔贡的话并不可靠,因此,把从前要刻的收藏印记,又请我去补刻了。同时,湘绮师也叫我刻了几方印章。省城里的人,顿时哄传起来,求我刻印的人,接连不断,我曾经有过一句诗:“姓名人识鬓成丝。”人情世态,就是这样的势利啊!
借山图(十五)
纸本设色
30×48cm
1910年
北京画院藏
宣统三年(辛亥•一九一一),我四十九岁。春二月,听说湘绮师来到长沙,住营盘街。我进省去访他,并面恳给我祖母做墓志铭。这篇铭文,后来由我自己动手刻石。谭组安约我到荷花池上,给他们先人画像。他的四弟组庚,于前年八月故去,也叫我画了一幅遗像。我用细笔在纱衣里面,画出袍褂的团龙花纹,并在地毯的右角,画上一方“湘潭齐璜濒生画像记”小印,这是我近年来给人画像的记识。
清明后二日,湘绮师借瞿子玖家里的超览楼,招集友人饮宴,看樱花海棠。写信给我说:“借瞿协揆楼,约文人二三同集,请翩然一到!”我接信后就去了。到的人,除了瞿氏父子,尚有嘉兴人金甸臣、茶陵人谭祖同等。瞿子玖名鸿机,当过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他的小儿子宣颖,号兑之,也是湘绮师的门生,那时还不到二十岁。瞿子玖作了一首樱花歌七古,湘绮师作了四首七律,金、谭也都作了诗。我不便推辞,只好献丑,过了好多日子,才补作了一首看海棠的七言绝句。诗道:
往事平泉梦一场,师恩深处最难忘。
三公楼上文人酒,带醉扶栏看海棠。
当日湘绮师在席间对我说:“濒生这几年,足迹半天下,好久没给同乡人作画了,今天的集会,可以画一幅《超览楼禊集图》啦!”我说:“老师的吩咐,一定遵办!”可是我口头虽答允了,因为不久就回了家,这图却没有画成。
学八大山人笔意
约五十岁前作
民国元年(壬子•一九一二),我五十岁。二年(癸丑•一九一三),我五十一岁。我自五出五归以后,希望终老家乡,不再作远游之想。住的茹家冲新宅,经我连年布置,略有可观。我学取了崇德桥附近一位老农的经验,凿竹成笕,引导山泉从后院进来,客到烧茶,不必往外挑水,很为方便。寄萍堂内的一切陈设,连我作画刻印的几案,都由我自出心裁,加工制成,大一半还是我自己动手做的。我奔波了半辈子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逸的容身之所了。在五十一岁那年的九月,我把一点微薄的积蓄,分给三个儿子,让他们自谋生活那时,长子良元年二十五岁,次子良黼年二十岁,三子良琨年十二岁。良琨年岁尚小,由春君留在身边,跟随我们夫妇度日。长次两子,虽仍住在一起,但各自分炊,独立门户。良元在外边做工,收入比较多些,糊口并不为难。良黼只靠打猎为生,天天愁穷。十月初一日得了病,初三日曳了一双破鞋,手里拿着火笼,还踱到我这边来,坐在柴灶前面,烤着松柴小火,向他母亲诉说窘况。当时我和春君,以为他是在父母面前撒娇,并不在意。不料才隔五天,到初八日死了,这真是意外的不幸。春君哭之甚恸,我也深悔不该急于分炊,致他忧愁而死。
石门二十四景之老屋听鹂
民国三年(甲寅•一九一四),我五十二岁。雨水节前四天,我在寄萍堂旁边,亲手种了三十多株梨树。苏东坡致程全父的信说:“太大则难活,小则老人不能待。”我读了这篇文章,心想:我已五十二岁的人了,种这梨树,也怕等不到吃果子,人已没了。但我后来,还幸见它结实,每只重达一斤,而且味甜如蜜,总算及吾之生,吃到自种的梨了。
夏四月,我的六弟纯楚死了,享年二十七岁。纯楚一向在外边做工,当戊申年他二十一岁时,我曾为他画了幅小像。前年冬,他因病回家,病了一年多而死。父亲母亲,老年丧子,非常伤心,我也十分难过,作了两首诗悼他。
纯楚死后没几天,正是端阳节,我派人送信到韶塘给胡沁园师,送信人匆匆回报说:他老人家故去已七天了。我听了,心里头顿时像小刀子乱扎似的,说不出有多大痛苦。他老人家不但是我的恩师,也可以说是我生平第一知己,我今日略有成就,饮水思源,都是出于他老人家的栽培。一别千古,我怎能抑制得住满腔的悲思呢?我参酌旧稿,画了二十多幅画,都是他老人家生前赏识过的,我亲自动手裱好,装在亲自糊扎的纸箱内,在他灵前焚化。同时又作了七言绝诗十四首,又作了一篇祭文,一副挽联,联道:
衣钵信真传,三绝不愁知己少。
功名应无分,一生长笑折腰卑。
这副联语,虽说挽的是沁园师,实在是我的自况。
石门二十四景石门卧云图
1910年
34×45.5cm
纸本设色
辽宁省博物馆藏
民国四年(乙卯•一九一五),我五十三岁。五年(丙辰•一九一六),我五十四岁。乙卯冬天,胡廉石把我前几年给他画的《石门二十四景图》送来,叫我题诗。我看黎薇荪已有诗题在前面,也技痒起来,每景补题了一诗。正在那时,忽得消息,湘绮师故去了,享年八十五岁。这又是一个意外的刺激!湘绮师在世时,负文坛重望,人多以拜门为荣。我虽列入他的门墙,却始终不愿以此为标榜。至好如郭葆生,起初也不知我是王门弟子,后来在北京,听湘绮师说起,才知道的。湘绮师死后,我专程去哭奠了一场。回忆往日师门的恩遇,我至今铭感不忘。
那年,还有一桩扫兴的事,谈起来也是很可气的。我作诗,向来是不求藻饰,自主性灵,尤其反对摹仿他人,学这学那,搔首弄姿。但这十年来,喜读宋人的诗,爱他们轻朗闲淡,和我的性情相近,有时偶用他们的格调,随便哼上几句。只因不是去摹仿,就没有去作全首的诗,所哼的不过是断句残联。日子多了,积得有三百多句,不意在秋天,被人偷了去。我有诗道:
料汝他年夸好句,老夫已死是非无。
作诗原是雅事,到了偷袭掠美的地步,也就未免雅得太俗了。
齐白石(1864年1月1日-1957年9月16日),祖籍安徽宿州砀山,生于湖南长沙府湘潭(今湖南湘潭)。原名纯芝,字渭青,号兰亭。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白石山翁、老萍、饿叟、借山吟馆主者、寄萍堂上老人、三百石印富翁。
本文节选自《齐白石自述:画出苦滋味》(齐白石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15年9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和交流;020艺术观察编辑整理,转发需标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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