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为什么叫春秋，而不叫“冬夏”？
具体原因已不得而知，目前认同较多的说法有两种：
第一，沿袭殷商的做法
有学者研究发现，殷商时期一年只有春、秋两季，所以就用春秋纪年。到了周朝，依然沿用，进而也用它来称呼史书。
第二，错举法
这是由西晋杜预提出的，也是目前为较多人接受的说法，杜预说：“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比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意思是说，从一年四季之中交错选择春、秋二季代表一年，大概是因为“春为万物之始，秋为成物之终”，进而“春秋”也就成了历史的代称了。
据现有的研究，用“春秋”作为史书的称呼，应该是起于西周时期。
其实，我们今天见到的《春秋》，已不是鲁国史书原有的样子了。历来都认为孔子在鲁国史书或史料的基础上做了修订和删减。
所以，我们今天读《春秋》，一方面是要了解春秋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另一方面，也是要透过《春秋》看孔子以及他代表的儒家如何看待这些事件，他们的看法不但代表了当时的价值观，也一直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的我们的价值观。
要读懂过去和现在的人们如何看待事件，比事件本身更重要！
翻开《春秋》，映入眼帘的首先就是“隐公元年”，然后下面跟着几行文字，那就是当年发生的几件大事。
我猜，一见“隐公元年”这四个字，你脑子里肯定得冒出两个问题：隐公是谁？元年是哪一年？
《史记·鲁周公世家》有记载：“四十六年，惠公卒，长庶子息摄当国，行君事，是为隐公。”意思是鲁惠公四十六年，即公元前723年，鲁惠公去世，然后接班的是他的儿子，就是这位隐公。
按当时通行的做法，新君在老国君去世的当年继位，但要在下一年正月初一才改年号，称为“元年”，以表示对老国君的缅怀之情。
由此我们可知，“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隐公就是继惠公之后的鲁国国君。既然如此，明显隐公就不是鲁国第一任国君。
那么《春秋》为什么要从隐公元年写起呢？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不错，隐公确实不是鲁国第一任国君，关于鲁国君位传承，《史记》有详细记载，鲁国的第一任国君是鼎鼎大名的周公的儿子——伯禽，后面或者是父传位于子，或者是兄传位于弟，等传到隐公之时，已经是第十四代了。
孔子编订史书，既然以鲁史为依据，为什么没有从第一代国君记起，反而是从这第十四位国君开始呢？孔子的这种选择，到底蕴含了什么深意？
这个问题让历代学者大儒都头疼不已，两千年来也颇多争议。
春秋列国传 周平王剧照
一个经典的解释是，伯禽始封、鲁国建国都是西周初期的事，而《春秋》记载的是东周的史实，东周以周平王动迁为标志，而平王东迁和隐公元年基本在一个时间段内。另外，周平王是东周第一代国王，而隐公是周公之后，二人均是文王之后，如果都能开创伟业，那么恢复西周的盛世荣光也就指日可待了。所以，孔子才特意选择了这个时间作为开端，其中饱含了“成王者之义”和“垂法将来”的美好愿望，希望后世的天子可以好好地从中学习王者之道。
可惜，这个解释架不住深究，平王东迁是在公元前770年，此时对应的鲁国正是鲁孝公执政晚期，孝公后面还有惠公，惠公之后才轮到隐公，如果说追求时间接近，应该是惠公（前769—前723年在位）更合适，因为惠公在平王东迁后2年便执政了，而隐公还要再等48年。
圣人深意究竟何在？
《公羊传》在全书末尾给出了回答：“祖之所逮闻也”，意思是说鲁隐公时代的历史是孔子的祖父辈所能了解到的历史上限。
这个解释明显不能令人满意，鲁史是有史实记载的，之前的历史即便是没有听闻，按照史料照抄就好了，何必全部抹掉？
到了宋代，有学者认为，因为鲁隐公的始年大致相当于周平王的终年（平王死于隐公三年），而周朝走下坡路正是从周平王东迁开始的，王室虽然东迁，君子还是希望有一天周室能够西归，但一直到周平王去世，才发觉得复兴无望，于是才有了《春秋》。
到了明清之际，有人提出《春秋》其实不是从隐公开始的，理由是鲁国自伯禽以来一直都有完备的国史记录的，而到了隐公时代，世道乱了，史官散了，孔子担心历史记录中断，因此才开始编修《春秋》。
还有人说《春秋》从隐公开始是因为“三桓”。孔子生活的时代正是“三桓”的势力甚嚣尘上的时候，鲁国国君几乎被架空，“三桓”频频搞出超越礼制的举动。而“三桓”的出现，归根溯源恰好落到隐公头上。
那么，孔子如果想说清楚自己所处的时代，说清楚鲁国的当代史，那就怎么也避不开三桓；而要想说清楚三桓的历史脉络，就必须从鲁隐公讲起。所以，《春秋》才需要从鲁隐公开始。
还有说法是为了效法“十二”这个“天之大数”。孔子只要从自己所生活的鲁哀公时代往前推出鲁国的十二位国君，推到第十二的时候，正好就是鲁隐公。
还有一种可能，说是由于“二王并立”。意思是因为西周乱局，平王继位初年，先后有褒姒之子伯盘与王子余臣于携，分别与平王争夺天下，形成“二王并立”局势，直到平王十一年（前760年），长达十二年之久的“二王并立”局面才结束，东周大一统的局面才落实完成。
这时再看下时间，鲁惠公继位的时候，天下还是“二王并立”的乱局，而隐公继位的时候天下早已恢复一统，周平王已是无可争议的天下共主。乱局结束，新时代开始，《春秋》选这个时间作为起始，自然也是有几分道理的。
以上，就是历朝历代的各家学者付出巨大努力探索出的各种结果，我也只能把各种可能性罗列出来，因为至今，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答案，目前只能先存疑，也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的考古发现了。
我们读书，当然是希望有正解的，不过，很多时候，正解不是那么容易发现，也不容易解出，这个时候，寻求正解的过程反而是我们最愉悦的时刻。
好了，《春秋》始于隐公元年的问题就先讲到这里，明天就要进入正文了，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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