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罗马的教皇和红衣主教们在十六世纪晚期来到遥远的东方，或许会被自己在中国的兄弟时尚品味给吓掉高帽下最后一圈的头发，与其说那些在中国内陆的神父是修道士，倒不如说他们更像和尚或者儒士。
比如说，在16世纪80年代前期有一位叫做罗明坚的耶稣会神父跟随澳门市长前往广东巡抚的官邸，那时候他的形象就是一个穿着僧服，没有头发和胡须的蓝眼睛和尚。
肇庆位置
而当另一位耶稣会神父郭居静在1592年秋天从日本来到澳门时，他提出在中国的传教士应该养长头发，蓄起胡须，毕竟上一个美髯公都几乎成了神。当时中国耶稣会的领袖范礼安也同意了这一决定，这也有了后面利玛窦长发美髯，身着儒家士子深紫色的丝绸衣服，甩着又长又大径直垂到腰部的袖子，一边任由下摆拖到脚边，一边像个儒士一般和中国的达官显宦交流的有趣画面。
当利玛窦声望的逐渐累积，他的会客厅也由南至北，从韶州、南昌、南京一路跑进了北京，甚至连皇帝也开始听到了这个外国人的传说，对利玛窦感到好奇的万历帝虽然没有亲自接见他（毕竟一个翘班的就得有个翘班的样），但仍然接受了利玛窦的礼品，并恩准他在北京设立教堂传教。在一个东方文化帝国的核心地带宣扬异教，这无异于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和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允许罗马的使者在巴格达和君士坦丁堡树立起十字架。这个惊人的成就也被后来的美国神父邓恩形容为“登上了月球”。
当然利玛窦能够实现这么大的突破不仅仅因为他会cosplay，而是有三大武器在手。
本土化首先人与人交往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诚信吗？不，是你先要能听懂对方在说什么。1582年的夏天，利玛窦刚从果阿来到澳门就开始了他的汉语学习。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自带天赋的，能学成啥样，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巧了，利玛窦的修行就被这么一位好老师给领进了门，肇庆当地一位官员王潘不仅提供了居住的许可，还充当了利玛窦中国官话的老师。
到了1585年，利玛窦甚至自信的声称：“我可以没有翻译就与这里的每一个人交谈，而且可以相当熟练的写作和阅读。”在这里，我相信利玛窦肯定没有来过大浙江吃过苦头，不用温州出马，什么金华、丽水、宁波就够他吃一壶了。不过作为一个十六世纪的外国人来说利玛窦的水平已经足够令人称道了，1594年的时候，他甚至开始着手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而在1595年的时候，他的中文著作《友论》诞生。平心而论，利玛窦的中文功底并不足以让他在科考的实战中脱颖而出，但是作为一个西方僧侣，这种儒学功底已经足以使利玛窦能够像一些有名的佛教高僧一般被接纳为士大夫们的同侪。也正是在这种由点及面的引荐，利玛窦开始在中国的儒士中间建立起了庞大的人际关系网。
到了后来，慕名而来的士子更是挤破了他在北京的教堂，据说利玛窦的死因中有一部分就是因为频繁的社交活动加重了他的身体负担，1610年因为是举办会试的年份，他需要在原有的客人以外接待许多应考的的考生，这让他作为西士站上声望之巅的同时，也感受到了高山之上凛冽的寒风带来的压力。
虽然主动融入中国为利玛窦极大的降低了沟通的壁垒，但言之有物才是持续发展人际关系的根本。人们往往不会特别看重已经拥有的东西，而是会在未曾知晓的领域倾注所有心血，这不仅适用于爱情，同样适用于知识。
现在知道那些未婚的科学怪人为啥要青灯古卷，终老一生了吧，那是因为光是对知识的渴望就足够令他们兴奋。同样的，中国的士大夫们对外国人说中国话，穿中国衣服那也只会是一时新鲜，那么利玛窦又是凭借什么使得自己始终魅力在线呢。
就是一举口诀——我有你没有，无论是时钟、多棱镜、西洋乐器还是油画都会令来访的宾客啧啧称奇。甚至连统御天下，拥有无数珍宝的万历帝也会因为自鸣钟让手下的太监三天两头的往利玛窦那边跑，学习自鸣钟的操作方法。也正是有着这层关系，利玛窦与大内的侍从建立了联系，其中有不少人也在后期对他的事业发挥了正面的作用。
皇帝这么稀罕西洋物件，士大夫自然也不例外，利玛窦拜访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沈一贯时，用的敲门砖就是一个乌木制作的日晷仪，沈一贯时如此的开心以至于他强烈挽留利玛窦在家里介绍西方风俗以及基督的故事。至于礼部尚书冯琦，显然也在利玛窦的公关下对其存在好感，以至于他一反以往的惯例，支持利玛窦及其他天主教徒滞留北京，为其传教事业起了保护伞的作用。
而在后来这把保护伞就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接过。吸引这些眼界更为开阔的士大夫，光是新奇的器物已经不够了，他们需要更深层次的东西。这中间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宗教上的需求，一个就是求知欲上的需求。
徐光启和利玛窦
宗教上的需求很容易理解，就是利玛窦的本职工作——传教，拿徐光启举例，科场失利17载，经济重担迫使他南下打工，误打误撞进了郭居静神父为代表的韶州天主教社群，算是基督的人生初体验。后来虽然遇到了伯乐，乡试拿了第一，但是信心满满冲刺会试的时候再次不幸落榜，这其中的落差迫使他开始向未知的神学领域求助，郭居静、罗如望，利玛窦都在他皈依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至于求知欲的需求，则如我们上文所说，人类对什么最贪婪，有时候是金钱，有时候是权力，而有时候则是知识。文艺复兴后的欧洲，科学在各处开花结果，而依仗着中世纪以来的资源累积，教会一直是科学财富集中管理者，因此作为精英选拔出来的远东修道士往往也具备着一定的科学素养。利玛窦来到中国后最早接触的学术名流瞿汝燮起初就是因为想学习在水银中提炼白银的方法而接近他的。当然这种行为就是加上十个诺奖获得者也不可能成功。
也正是在瞿汝燮身上，利玛窦发现中国人的数学基础并不落后，只是没有将其用在天文学、地理学等学科上。经过利玛窦的引导，瞿汝燮开始专研欧几里得的理论，绘制各种日晷图形用来记录时间，运用几何法测量物体高度，也正是这些闻所未闻的知识帮助利玛窦获得了第一个显贵的信徒。
西方科学在东方的应用拓展相比较之下，利玛窦与徐光启结识的时候，徐作为一个偏远地区的教书匠远没有瞿汝燮这么高大上，但是徐光启本人的知识储备却远远高于瞿汝燮，使得利玛窦本人都不得不写信给罗马教廷，希望派几名好的天文学家来中国。而在徐光启、李之藻和利玛窦合作翻译西方数学著作时，徐、李二人在天赋上对利玛窦的压制则表现的更为明显，尽管如此，利玛窦对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来说仍然是一个引路人，其身上有着许多中国没有的科学闪光点，让人久久不能移开目光。
为了将这些闪光点兑现成普罗大众都能读懂的东西，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和利玛窦一道对其进行了翻译整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都是对西方理论进行中国语言改造的典型案例。
《泰西水法》虽然是熊三拔和徐光启合作翻译的产物，但是其刊发也离不开利玛窦大力推荐，他曾对徐光启说：“薄游数十国，所见中土土地人民、声名礼乐，实海内冠冕，而其民顾多贫，一遇水旱则有道殣，国计亦拙焉，何也？”利玛窦认为这是农本水利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利玛窦特地向他举荐了具有水利知识的熊三拔。
利玛窦虽然在1610年就离开了人世，但他的影响力显然持续了数代人，除了水利以外，天文学由于历法，测算天象，预估夏至冬至的需要一直是朝堂之上最为关注的实用科学，而利玛窦也是凭借着16世纪欧洲突飞猛进的天文学敲开了中国的朝堂厚重的门扉。他自己当然也清楚的知道这种学术威力。因为利玛窦曾经在1605年写了一封信给罗马教廷：“由于我的地图、时钟、地球仪、星盘以及其他教授的东西，我已经获得了世界上最伟大数学家的声誉，并且不用任何的星占术书籍帮助下，依靠葡萄牙人简单的星历表我就能够比宫廷中最资深的学者更准确的预测日食或者月食。”也正是中西方方法在预测结果上的差异，使得朝廷有了进行历法改革的声音。
1598年，利玛窦首次北京之行，就是源于礼部认为他能在历法改革中有所帮助，遗憾的是在1610年他就因为身体原因告别了这片成就了他也埋葬了他的土地，而他在士大夫心中种下的天文学种子则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持续的生长，一部《崇祯历书》就是利玛窦通过天文学影响中国士大夫阶层，将西方科学在中国实际应用拓展的最好见证。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
一个人的成功其实并不复杂，主动融入了解是一个前提条件，如果利玛窦不去学习汉语，不去做一个西儒，他又怎么知道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在想些什么；如果他不把西方的器具、思想和知识当做奇货，那么那些士大夫又怎么能够在短暂的热度之后继续维持兴趣；如果利玛窦不去思考怎么样将西方的知识在中国进行实际应用拓展，那么他的价值也不会由点及面成几何倍的扩散。简单来说，融入当地，保持国际视野，再将本土化和国际之间，东方文化和西方科学之间的锁链不断加固，这就是利玛窦在中国赖以生存的三板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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