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受过义务教育的人应该都知道王安石，一提起王安石，想必大家都会想到他是一个文学家，一个政治家，当然，更重要的，他是一个改革家。普通的历史爱好者们对王安石可能会更熟悉些，知道王安石变法和王安石本人在历史上有毁有誉，甚至可以说毁誉参半。但是，这些“毁誉参半”的评价到底由何而来？他们与历史的发展到底有何关系？本文，就对此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和评价。
<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发生与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目的在于整顿财政，王安石变法于十六年后失败，王安石本人也于元佑年去世。 但是，在王安石死后，不同时期不同派别对他的历史评价却几经转折。而且，这每一个转折之下，都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元佑元年，王安石去世，司马光统领的旧党则对他的遗产进行了大清算，司马光个人正面评价了其文章人品，却对他政治进行了几乎全盘的否定。而邵圣年间又行新法，蔡京为相，一时间元佑党人受到清算，司马光名声受污，王安石又受到推崇，不过这次的改弦更张仓促僵硬，以至于这次重新评价没有得到成效，反倒是蔡京等人因为反攻倒算而进了奸臣传，王安石名声也因此受污。 而到了北宋亡国，在靖康之耻的沉重打击之下，社会开始思索“大宋失败的原因”，最终，社会把这个“罪魁祸首”的帽子安在了王安石身上。南宋高宗称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与安石” 有这么一个令箭在，社会自然开始了对王安石的大批评。史学家们称王安石缺乏政治能力，如史官赵鼎直接称其“不宰”。哲学家则开始评价其学所的“学术不正”，甚至评价其“杂糅佛道”，通过证明其与正统学说“儒学”的偏离来评价其背叛了圣人之学，继而评价其“非正义”，继而，理学家们更进一步，通过批评其为人治学的能力来对其进行批评。 比如朱熹：“然其（王安石）为人，质虽清介而器本偏狭，志虽高远而学实凡近。……今谓安石之学，独有得于刑名度数，而道德性命则为有所不足……夫以佛老之言为妙道，而谓礼法事变为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
<朱熹>
理学家们在“正统”“正义”和“个人人品”的层面对其进行评价，而到了民间，人们则通过编造一个又一个王安石的“趣闻”来对其进行批评甚至诋毁，比如至今仍流传下来的“王安石不洗澡”系列故事，“王安石执拗”系列故事，应该就可以向我们展示从南宋开始的那段历史中民间对于王安石风言风语的“私德”批评。 在这种全社会性的批评之下，王安石已经跃然成为了一个“小人权奸”的形象，甚至险些被列入贰臣传。而到了元修宋史，有那么多“实录”资料在手，王安石自然也落得了“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的负面评价。 这种观念也直接被明人继承，明太祖朱元璋称其变法导致了“小人竞进，天下骚然”，“王安石”一度成为奸臣的代称，若有士大夫提出改革之亿，则群臣即刻竞称“又一王安石也”。 不过，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大环境下，王安石和他的变法名誉就这么永远直线下降么？并不是，景泰成化万历三朝年间，朝野掀起了一股对王安石的犯案风，这段时间里，朝野的士人开始了对于王安石变法的重新评价。 此前的士人常将王安石变法之失败归咎与其在儒学上的不正统性与不正义性，继而论证“变法”本身的不正义性。从而归于“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结论。 而此后的士人，则开始使用新的归因，不再将变法失败归因于变法本身，而是归因于变法的具体操作，从而肯定其变法本身的正义性，如名儒胡居仁称：“王介甫保甲法非不善，但小人为官，虐害百姓，训练频数，有违农时，骚然成扰，民不堪苦，若得人行之，因农隙田狩以讲武事，有何不可。”而成化大吏何乔新则称王安石“知良方可以疗病，而不知非良医不能用方也”
<胡居仁>
而民间方面，也可以看到警世恒言中“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的桥段，即可看出彼时民间对王安石存在的正面评价。当然，这个犯案风并没有改变朝野总体对王安石的负面评价。
翻案风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国内土地兼并严重，同时在气候上灾荒频发，彼时世界市场开始建立，大量白银流入国内造成通货膨胀。同时天气逐年变冷，北胡南侵不断，甚至愈演愈烈。 内忧外患之下，自然人心思变。不久，张居正就开始了继王安石以来最大的改革，推行“一条鞭法”。也是这个社会局势的印证。 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负面评价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整体的保守趋势，而张居正变法的最终失败，也印证了社会从结构上存在的保守。 但彼时，王安石的形象已经基本焕然一新，从警世恒言中“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的桥段，即可看出彼时民间对王安石存在的正面评价。 而到了满清，由于小族临大国，清帝格外重视对于儒学“忠”的强调，重视君臣之礼，故而清前期，朝廷对王安石的评价自然是负面，明中后期对于王安石的“犯案风”也在严肃讨论中基本消失。 清中期，社会舆论些许放宽，赵翼，蔡上翔等对于王安石的正面评价零星的冒了出来。但这些也基本上都只是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并没有形成趋势。 而王安石的历史评价再一次得到转变则是到了清末时期。随着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打开了清国的人心，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下，人人思变，“王安石”的形象从“奸臣”一跃成为了“改革家”，时人开始整体的推崇王安石，龚自珍在殿试对策中即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写《御试安边抚远疏》，梁启超更是直接写了一部《王荆公》，力陈变法之宜。
<梁启超>
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对于王安石之推崇更是在彻底脱离儒家史观之后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已经发展出了对于王安石推崇的同时否定司马光的现象。 历史似乎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些重大人物的历史的评价随着社会的需要而时刻变化，飘忽不定，王安石作为历史上的改革家，他的历史评价经理了多次起伏，这些起伏之下的，是社会深层次的需求与秩序的变化。不同层次的评价者对他的评价方式也不同，政治家看到的是政治的利弊，哲学家看到的是正义与正统，民间看到的是关于他私德的段子。 作为历史洪流下的齿轮，大多数人都只能对于王安石与“王安石们”窥见一孔。但我希望大家能尽量跳出时代的局限，去仔细思考每一次社会对于王安石们重新评价潮流的社会内涵和意义。而不是甘于成为“当局者”沉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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