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秦二世时期有一位奸臣叫赵高，凭着自己的奸佞和手腕一步一步上位，最终独揽大权，官拜中丞相，朝中事无巨细全部由他一人裁决，可尽管如此，他还日日夜夜思量着把秦二世赶下来，自己当皇帝。
尽管他已经是朝廷中说一不二的人物了，但他还是想试试“有几个敢跟老子唱反调的”，于是他心生一计，一天他往朝堂上牵来一头鹿，指着这头鹿对秦二世胡亥说：陛下，我想献给你一匹好马，秦二世虽然糊涂，但不至于鹿和马都分不清吧，他失声笑道：“丞相你搞错了，这是鹿，不是马”，可赵高却一口咬定“这就是一匹马”，陛下您若不信可问问朝堂上的文武百官，这到底是鹿还是马。
虽然是鹿是马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但是赵高的手腕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他连秦始皇的长子扶苏都敢迫害致死，你们这些眼皮子底下的芝麻小官他想要碾死你还不跟碾死一只蚂蚁一般容易？讲真话就意味着挑战赵高，站在他的对立面上，保不准下一秒钟你就能被满门抄斩、诛灭九族，因此所有人都哑口无言了。
可即便如此，还是有那么一两个不怕死的站出来直言不讳“这乃是一只鹿”，哪怕是明知道自己不是这位老奸巨猾家伙的对手，至少不能助纣为虐，而通过这种手段，赵高也明白了哪些人是自己必须铲除的异己，哪些人是即便自己颠倒黑白也不失与自己狼狈为奸的同党。
这就是指鹿为马的故事，后人引用这一成语常常带有贬义，当我们形容某某人指鹿为马时，指的明明是一件有悖于道德、法律和优良传统的错误观点或行为，却在此人的巧言令色中被洗白成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比如说你用刀捅死了一个人，在法庭上，你辩解“他是个人渣、他是社会的毒瘤，我这是在为民除害”；你在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孩身上发泄了自己的兽欲，当法官判你十年有期徒刑时，你却振振有词地辩称“这女生自己活该，她穿得太少了，她身上的香水味儿太重了，你穿那么少、涂那么浓的香水不是逼着人家去犯罪吗？”
但是我们不妨把这个概念稍微延伸一下，我们假设在某个领域内或某个文化体系当中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标准，所有人都将此标准视为天经地义、恒古不变，当砖家大佬千方百计地寻找各种论据捍卫它的合理性时，你却作为那个“不怕死的”站出来挑战它，尽管你为你自己的论点提供了能够自圆其说的论据，而且你提出的见解也貌似不无道理，但是因为那套标准看上去坚不可摧、无法撼动，当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你一根筋地要跟传统对抗时，所有人就是认死理将你视为异端，你的那套“蛊惑人心的学说”在他们眼里本质上讲就是指鹿为马。
历史上不乏指鹿为马的例子，比如孔子认为道德是人的本质规定性所在，一个人若是缺了道德就跟一只畜生没有区别，中国人向来奉行孔孟之道，因此在才华和道德发生冲突时，价值的天平总不免偏向道德那一边，就拿李云迪来说吧，虽说他是中国人一块响亮的名片、他在古典钢琴领域内的地位举足轻重，可一旦失德，立马就跌入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地，可见孔子所谓的“德为人之本”之说何等深入人心。可道德真的是人的本质规定性所在吗？卢梭大家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卢梭年轻时干尽了各种鸡鸣狗盗之事，他先被富婆包养，后五次搞大了旅店女仆的肚子，将自己生下的五个孩子全部弃之于育婴堂（就类似于今天的孤儿院），可他的思想却着实影响了一代人，他的专著《爱弥儿》在教育学领域内掀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死后他的遗骸被安放在先贤祠当中，要知道，只有法国文化中最顶尖的人物才能入先贤祠，由此可见他的影响力何等之大、他的思想是何等深入人心，卢梭道德高尚吗？卢梭没有任何污点吗？显然不，假如摆在中国，他肯定是千夫所指、万人唾骂：“就这种狗屁玩意儿还能进入先贤祠？开玩笑，这种人要能被列为圣贤不知道得荼毒多少后辈！”
综上所述，孔子所谓“道德是人的本质规定性所在”就是一种有失偏颇的说法，它仅仅是对人性的一种解读，而不能被当作天经地义、恒古不变的金科玉律，如果你非得说“道德就他妈的是人的本质规定性所在”，那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你，你这就是在指鹿为马、混淆视听。
弗洛伊德我们也并不陌生，他最最惊世骇俗的学说就是所谓的性欲说：将性本能视为人类一切行为的基础和动力，一旦人的性冲动受到了压抑就会导致精神疾病，虽然他口中的“性”与其说是交欢倒不如说是一种快感，比如说婴儿吮吸手指的快感、排泄大小便的快感、美食摆上桌后大快朵颐的快感，但人若是任由自己的本能、欲望和冲动所驱使，那他跟动物还有区别吗？我曾经观察过游荡在我们小区里的流浪猫，它活着的唯一目的是保证一日三餐、困了能找一个避风避雨的地方睡觉，但是人之为人难道不应该有更高的追求吗？人活着若仅仅是为了温饱那跟一只吃了睡睡了吃的猪还有什么区别？艺术创作、科学研究、道德献身，只有这些才是人之高于动物最最本质规定性的所在。
其次，弗洛伊德忽视了人的社会心理，一个人只要身处在某个小团体当中就不免会就他的才华和品德而被评价，换句话说，他要么“被看得起”，要么“被看不起”，当一个人遭到鄙薄时不免自尊心受挫、产生消极厌世的负面情绪，而我们又不可能脱离社会，跟任何一个小团体都搭不上边，因此“努力争取得到别人的尊重”、“努力在一个小团体当中站稳脚跟”就成了继性欲和快感之后存在在世最最根本的动力。
在传统观念看来，性乃是洪水猛兽，一旦涉及到性所有人都讳莫如深，恰恰就是在这种保守的环境当中，弗洛伊德敢为人先，提出了他的性欲说。我们不难想象当初他揭竿而起的时候，所有人是如何将他的那套荒诞理论视为歪理邪说的，他又遭到了多少专业团体的抵制和污蔑，但是他锲而不舍地坚持了十多年，最终成功让人类文明向前迈进了一步，起初人们总坚持鹿是鹿、马是马，可恰恰是他的坚持不懈、滴水石穿让人们模糊了鹿和马的界限，甚至将原本分属两类的鹿跟马并为一类。由此看来，指鹿为马真的只能被当作贬义词使用吗？当我们形容一个人指鹿为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说他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吗？
在我看来，指鹿为马是一种本事，它意味着你的名气和威望达到了一定的地步，从你嘴里脱口而出的东西没有人敢反驳，正如我刚刚提到的，孔子高扬道德，有失偏颇地提出了所谓的才性相配：一个人的道德必须跟他的才华并驾齐驱，德不配位的人必须被赶下来、逐出文明社会，他不仅没有因此而遭到口诛笔伐，反而一跃而成了中国文化的老鼻祖；弗洛伊德以偏概全地发扬他所谓的性欲说，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一种无意识的原始冲动和本能欲望，他不仅没有被所有人当成下流胚而骂成狗，反而成了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三位伟人之一。
那有的同学可能会疑惑了：同样是指鹿为马，凭什么孔子和弗老爷子被奉若神明，而赵高却落下了千古骂名？在我看来，指鹿为马的前提是不伤天害理，就比如我提出一种对人性的解读、我开创一个前人从未设想过的音乐流派，这并不涉及到善恶，而赵高呢？先逼死了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再设计害死了李斯，最后逼得秦二世自杀，再到最后他自己也不得好死，这种人之所以留下千古骂名并不单单是因为指鹿为马，而是因为他大逆不道。在某些领域当中，鹿和马之间并没有清晰可辨的界限，就比如钢琴家在舞台上弹奏一曲肖邦的革命练习曲，你可以说它是鹿，也可以把它看作是马，任何一种解读都没有是非对错可言；而在某些领域当中，鹿和马的界限泾渭分明，鹿就是鹿、马就是马，正如我上文提到的“你捅死了一个恶贯满盈的流氓”，不管怎么说，你杀人了就是应该伏法；“你强暴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无论你如何狡辩，本质上说你就是强奸。
在《伪善的基督徒》那篇文章中，我提到了自己早在念中专的那阵子就已经对一些终极关怀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比如说基督教所谓的天堂地狱论：天堂和地狱是否真的存在？人总是通过对立面而认识一种概念，比如上进和堕落、善良与邪恶、好与坏、美与丑、冷与热、是与非，仅仅当我流落街头，被小混混揍得皮开肉绽、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时，我才深切体会到当初父母为什么用尽一切极端的手段逼着我把游戏机戒掉、逼着我努力学习考个好大学，为什么在南林附中求学的那阵子，班主任甚至用体罚逼着我吃学习那一剂苦药。任何一对相互对立的概念总是一并出现，离开了地狱的痛苦，人类真能在天堂中享无穷无尽的乐吗？
我自以为自己提出了非常高深的理论，但是当我将自己那些年苦心研究的成果向那些高学历的基督徒和盘托出的时候，所有人都骂我是神经病，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人卑言微：当时的我在所有人眼里仅仅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中专生，因为学武术耽误了三年，所有同龄人该读大学的读大学、该找工作的找工作，而我却还在一个小破中专里鬼混，因此即便是我脱口而出了惊世骇俗的理论、指鹿为鹿、指马为马也不免被当作一块破石头弃之如敝屣。
恰恰是因为我吃尽了苦头后意识到了这个世界的不公平、恰恰是因为我深切体会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所以我才憋足了劲儿发誓要闯出一片天，如今的我终于功成名就了，一言九鼎的我也具备了指鹿为马的能力，这时候我就不免要对那些曾经鄙薄和伤害过我的人开炮，首当其冲的就是南艺和基督教，因为我的威望高、因为我的影响力大、因为我有话语权，所以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往那些跟自己结过仇的人身上泼脏水，同时我的脏水泼出去对方即便是长了一百张嘴也无从辩驳：你没我厉害！我现在是独霸一方、说一不二的旷世大奇才，你算什么狗屁玩意儿？老子黑你你有什么资格跟老子辩驳？就算你辩解了又有谁会听？
为了让自己说出的话更有分量、为了给自己争取到足够的话语权，我必须不断地把自己做强做大，我感觉在很多时候别人听你说并不是因为从你口中吐露出来的东西有多大的价值，而是因为你的某些特别之处引起了别人的注意：或许你在某个领域内有很高的造诣，或许你颜值逆天，或许你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你有一个备受追捧的老爹，亦或许你只能以各种出格的言行来哗众取宠博眼球而已，当你成了所有人注意的焦点后，你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推上热搜，你言之凿凿的那套东西就算是一派胡言也会被许多人奉为金科玉律。
为什么爱因斯坦演奏小提琴的录音被视为珍宝？难道他锯两下木头就能跟小提琴演奏家媲美了吗？为什么李云迪秀两下厨艺就能让《澜厨房》的收视率飙升？难道他真的达到职业厨师的水准了吗？凭什么周杰伦表演魔术会屡屡登上热搜？难道他的魔术表演真的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地方吗？为什么张爱玲的那句“出名要趁早啊”会成为绝大多数年轻人的座右铭？难道她对“出名要不要趁早”真的做过社会学研究吗？她追踪过年少成名的那些人40年并就他们的案例做过统计学调研吗？
绝大多数弱者都幻想着一种所谓的公平，正如我当初被那帮高学历的基督徒泼脏水的时候，我心里面感到尤为忿忿不平：高学历怎么了？高学历就能颠倒黑白吗？基督徒难道不是最应该践行公平公义的吗？但是当我读了足够多的书、经历了足够多的事以后，我才发现公平只是强者为弱者编织的童话，在强者的世界中从来就没有公平可言，正所谓成王败寇，成功者一言九鼎，即便是指鹿为马也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失败者总免不了被污名化，即便你有天大的道理说出来也没人听。
正如鸦片战争后被洋枪洋炮敲开大门的中国，让你割地你就得割地、让你赔款你就得赔款，你敢跟老子说半个不字，你信不信老子揍得你满地找牙。
又如魏永康17岁考上中科院硕博连读的时候，即便他放个屁都是香的，周围的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向他的父母取经“如何才能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但是当他20岁因为生活不能自理而被中科院劝退的时候，他成了一个少时了了大未必佳的伤仲永，连他妈妈都把自己之前引以为傲的那本写了几十万字有待出版的《魏氏成才之路》撕得粉碎，以免成书后落成了所有人的笑柄。
这就是我对指鹿为马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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