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1日公映的电影《闪闪的红星》，在中国影坛掀起了一股“红星”热潮，片中主人公潘冬子更是家喻户晓。至今，它仍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
电影是根据李心田的同名小说改编。当代作家李心田（1929—2019，7，3），江苏省睢宁县人，1950年毕业于华东军政大学并参加人民解放军。曾任济南军区前卫话剧团副团长。
小说《闪闪的红星》要比电影早10多年。当时初稿和后来的书有很多内容不同，因为初稿里李老师是从人性写起，写一个孩子跟亲人的生离死别，是一种自然感情的描写。
《闪闪的红星》这部小说被翻译成了十一种语言，再版了几十次，是李老师个人创作的一个高峰时期。创作《闪闪的红星》是在1961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两个小八路》，责任编辑约李老师再给孩子们写一本书。
那时，教学工作很紧张，这本书稿写了两年多，到１９６４年才完成。誊清之后，题名《战斗的童年》，寄给了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小说创作完成后，“文革’也开始了。由于担心小说中对人性人情的描写会遭到批判，李老师便连写两封信，从少儿社把书稿要了回来。”
直到197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谢永旺向李老师约稿，这部作品才重见天日。“当时把劫后余生的《战斗的童年》交给编辑。他认为可用，要带回去研究。要不是‘留一手’，也就没有这本书了。”
1971年11月，李老师被请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稿，编辑谢永旺认为书名《战斗的童年》有点俗，应该更改书名。“我苦想了两天，提出了《闪闪的红星》，谢永旺马上拍手叫好，但考虑到当时‘红星’一词是苏联的惯用，他建议改名《闪闪的红五星》。”
虽然李老师感觉多了一个“五”字便减了神，但还是同意了。“清样印出来后，封面上还是《闪闪的红五星》，然而，出版社主持工作的王致远编审时把那个‘五’字去掉了，这才有了书名《闪闪的红星》。”
红色经典诞生了“红星符号”。书出版后不久，报纸上发表了原北京市教育局长、儿童文学作家韩作黎的评论，称《闪闪的红星》是对儿童教育的好教材。
接着，中央广播电台广播这篇小说。引起了电影界的关注。八一厂最先向李老师提出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想法。
当时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找到李老师，要改编成电影，并让他参加编剧。李老师在北京与王愿坚、陆柱国等人研究编写剧本。
最后以陆柱国同志的初稿为底本，由王愿坚统梳筹定稿。电影放映时打出字幕‘根据李心田同名小说改编’。
电影剧本创作期间，八一电影制片厂革委会主任彭波也开始物色摄制组的主创人员。他把八一厂的名导演在脑海中过了一遍，觉得李俊导演最合适。
其一，李俊早已从牛棚中解禁出来，现在可以进行创作，政治上是可以打保票的；其二， 李俊拍摄过《回民支队》《农奴》等优秀献礼片，业务上是过硬的，为了加强创作力量，彭波还在导演组里加进了因为拍摄《苦菜花》而出名的李昂。
影片摄影，彭波自然想到了张冬凉，他为《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费了很多心思，而且又是“样板戏”的当红摄影。同时还配备了年轻的摄影师蔡继谓作为副摄影，他此前已经拍摄过《海鹰》《槐树庄》等影片。
摄制组敲定下来，《闪闪的红星》作为八一厂的第一部“文革”故事片便拉开了拍摄序幕。
摄制组在选演员时也充分尊重作者的意见。“在电影剧本的创作过程中，剧组已经开始挑选演员。据说潘冬子这个角色有100多个孩子候选。
最后是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孩子很接近潘冬子，导演便跟踪查寻，找到那孩子家里，发现了9岁的祝新运。祝新运在八一厂试装后，导演们都很满意。
潘冬子的原型是鲍声苏，鲍声苏是湖北麻城籍开国中将鲍先志将军的儿子。鲍先志，1911年3月6日生于湖北省麻城市顺河镇西张店鲍家湾一个贫农家庭。1926年秋，鲍先志投身革命宣传活动，并加入少年儿童队，任队长。1930年曾当选村苏维埃主席，当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红军长征后，国民党还乡团将鲍先志的妻子贩卖到了外地，将儿子鲍声苏贩卖给了地主。鲍声苏在地主家中受尽折磨。解放后，鲍声苏找到了父亲鲍先志。由于鲍声苏文化水平低，1961年，鲍先志便让鲍声苏到南京军区举办的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
当时李老师是部队文化速成中学的教员。由于鲍声苏在学生当中年纪较大，课余便经常与李老师聊天。当时鲍声苏向讲述了自己童年的成长经历、地主和还乡团的狠毒、麻城满山红杜鹃（映山红）的美丽，讲到了盼望红军回乡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李老师。
“潘冬子”的形象终于跳到了他的面前，为他后来创作《闪闪的红星》提供了素材。“冬子”实际上是鲍声苏弟弟的昵称。鲍声苏的弟弟叫鲍冬冬。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如今，这部优秀的爱国主义教育影片所蕴含的正能量永远激励我们向前。
让我们向这部作品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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