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反对这类伪科学，我翻译了几篇文章，请往下看------
史蒂文森，被佛教大师们赞为“世界公认的轮回研究权威”，“用科学的方式证明了轮回的存在。”果真如此吗？有人问我，怎么看一位叫史蒂文森的科学家花了40年收集的近3000个轮回案例？
还是看看科学界的其它同行怎么说的吧。
伊恩•史蒂文森(1918 - 2007)
我们都死于某种痛苦之中。是什么决定了这种痛苦的本质?我相信，对答案的探索可能会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疾病的性质也许至少部分源自前世。——伊恩·史蒂文森，88岁死于肺炎
伊恩·史蒂文森是一位精神病学家，他放弃了医学科研，转而收集前世经历的故事(PLEs)，他认为这些故事为轮回提供了证据。1943年，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从McGill大学获得医学学位。他也在精神分析方面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尽管他后来拒绝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他更喜欢威廉·詹姆斯、卡尔·荣格和弗雷德里克·迈尔斯等人提出的无意识心理概念，这些概念“允许无意识的心理成为人类更高创造性成就的源泉或渠道(以及他的一些病态失常);他们还可被我们称之为超自然体验，甚至是灵魂体验”(史蒂文森1989)。
他同意弗洛伊德学派的一点是，他们“认识到心理过程在人类疾病中的重要性。这一因素被心理学、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的大多数研究者最小化或公开否认。对他们来说，思想是大脑运作的副产品，自由意志是幻觉”(史蒂文森1989)。史蒂文森反复出现的自画像是一个反主流的特立独行者。
他对超自然现象的兴趣来自于他母亲的影响，她是神智学的信徒。他非常喜欢心理研究协会，尽管该协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理查德·霍奇森(Richard Hodgson)已经彻底揭穿了神智学创始人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 Blavatsky)的谎言。(霍奇森的报告一直存在争议，但布拉瓦茨基的欺骗事实依然存在。)
史蒂文森最著名的研究对象是那些声称能记住前世的儿童，但他一生都对心理问题感兴趣，并相信他的转世数据可能在医学上有用。他不认为每种疾病都可以用遗传或环境来解释；有些疾病需要参考前世经验。他相信轮回可以帮助他回答困扰了几十年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人会得一种病而不是另一种病?这个问题使他困惑，因为他拒绝对疾病的解释仅限于遗传或环境污染。
史蒂文森认为人与人的身体是分开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胎记，出生缺陷，甚至一些内心的疾病都可以用基因来解释。他认为，其中一些是“通过前世人格意志的作用”产生的，是前世遗留下来的创伤的结果(Mills and Lynn 2000: 289-290;1997年史蒂文森)。他甚至推测，一个人是否转世也可能取决于意志：“也许我们的信仰决定我们的命运：如果你相信你会回来，但只是作为你自己信仰的一员，这就会发生。如果你认为自己死了，不要再回来，你就不会回来。”
从哲学上讲，史蒂文森是一个天真的二元论者。他相信肉体和灵魂有不同的进化和存在，他似乎并不关心或意识到随之而来的关于精神和肉体的哲学问题。
他的二元论在他尝试了墨斯卡灵（一种致幻剂）和迷幻药后变得更加坚定。
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如果少量的药物作用于大脑可以显著地改变我们的精神体验，这难道不能证明我们的思想只是我们大脑活动的主观意识吗？对我来说不是。我当然承认，药物在我大脑中引起的化学变化，在我意识中诱发了离奇的图像和感觉。然而，这并不能解释图像本身，这些图像(除了那些我能识别为记忆的图像)与我之前经历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对应关系。在这里我需要补充的是，我的经历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是源自我的心灵之外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是我的大脑。在药物的作用下，我没有可证实的超感官体验。我对超感知觉的兴趣并不是来自于我吸毒的经历，尽管它们增强了我的兴趣。史蒂文森(1989)。
他承认，他无法证明他吸毒经历中的图像来自于他大脑之外的任何东西，但他声称，这些图像与他所经历的任何事情之间没有对应关系。因此，他对毒品经历的超感官本质的相信，似乎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之上的。
史蒂文森是科学探索学会及其科学探索杂志的创始人之一。史蒂文森写道，后者是为了“提供一个论坛，让超自然现象的研究，可以不受阻碍或嘲笑地呈现给其他科学家。”他在自己帮忙创办的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
1957年，他成为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主任。1961年，他开始研究前世经历(PLEs)，并开始收集大约2500个故事中的第一个，他认为这些故事大多来自有他认为有前世经历记忆的孩子。1967年，他离开了主流精神病学，在弗吉尼亚大学建立了人格研究分部(现在是知觉研究分部)。2002年，他退休了，在此之前，他走访了100多万英里进行调研。
1964年，切斯特·卡尔森(Chester F. Carlson, 1906-1968)，律师、静电复印术的发明家和一个对超自然现象有浓厚兴趣的人，给了弗吉尼亚大学一百万美元来支持超自然现象的研究。*卡尔森甚至陪同史蒂文森去阿拉斯加实地考察，在那里他收集了特林吉特人的故事。他在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些同事觉得史蒂文森令人难堪，但杰斐逊创建这所大学时承诺它是“基于人类思想的无限自由”的。因为在这里，我们不害怕跟随真理的脚步，也不害怕出现任何错误，只要理性能够自由地与之斗争。
因此，史蒂文森不仅被允许继续他的精神研究，他还能把几位杰出的超心理学家带到弗吉尼亚大学工作，其中包括j·b·莱茵实验室的盖瑟·普拉特(Gaither Pratt)、雷克斯·斯坦福(Rex Stanford)和约翰·帕尔默(John Palmer)。
这笔资金来自卡尔森的遗孀多里斯(Dorris)，她一直支持他们的工作，直到1973年才切断了他们的联系。史蒂文森在很大程度上是独自工作的，尽管他偶尔也会与其他大学的人合作。他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同事没有敲他的门，要求加入他的研究项目。
史蒂文森的精神工作涵盖了各种各样的现象，包括幽灵，濒死体验，以及声称从死者那里得到信息的灵媒。然而，他的大部分精力是试图寻找人类人格在死后继续存在的证据。他认为关于死后的生命，最有希望的证据是“那些声称记得前世的儿童提供的”(史蒂文森1989)。此外，他认为轮回为“心理学和医学中各种各样尚未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解释假设(Stevenson 1989)。然而，他讨厌被记者描述为试图证明轮回的人。他相信他已经提供了一套必须认真对待的转世证据。但他承认，“证据并非完美无缺，它肯定不会强迫人们相信这一点。”即使是最好的案例，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只有那些拿不出任何证据的人才会受谴责。
他认为，证明转世的最好证据是大量“似乎来自前世的胎记或先天性缺陷”的案例。这些标记和缺陷在大小和位置上与死者的伤口(有时是其他标记)密切对应，儿童后来声称记得死者的人生。
1961年，史蒂文森第一次去了印度和斯里兰卡，在那里，他从孩子们那收集了第一批关于前世生活的原创故事。
我发现孩子们经常带着强烈的感情谈论前世，有时表现得好像还活在前世。对他们来说，它似乎仍然是现在，而不是过去。例如，一个低种姓家庭的孩子说，他记得婆罗门的生活，他会对自己的家人表现出势利的行为，甚至可能拒绝吃他们的食物：在他看来，他的食物被污染了。一个记得前世是异性的孩子可能会穿着异性的衣服，玩异性的游戏。一个记得被枪击的人会表现出对枪支和噪音的恐惧。史蒂文森(1989)。
这些关于轮回的第一印象将对史蒂文森的方法论和信念产生持久的影响。这次旅行收集的数据成为了20起涉及轮回案例的基础，这些案件的出版被推迟，因为史蒂文森的出版商在发现史蒂文森的翻译被控不诚实后退出了这个项目。史蒂文森承认这个人在某些事情上不诚实，但他不认为这个人欺骗了他。所以Stevenson没有拒绝这个翻译帮助收集的数据。美国心理研究学会于1966年出版了这本专著。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于1974年出版了修订版。
史蒂文森不仅收集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故事，还收集了北美西北部、黎巴嫩、巴西、土耳其、泰国、缅甸和西非部落的故事。他还调查了欧洲和南美的案例。如上所述，史蒂文森专注于儿童故事。他认为两到三岁孩子的故事，是最好的故事，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基于孩子正常接触到的信息，作出合理的、令人满意的结论”。这将使他能够排除其他解释，如受试者曾听过或读过关于他前世的故事。
史蒂文森将他收集故事的方法与那些研究诸如天气、火山、化石、地震和陨石等事物的人所需要的方法进行了比较。这些现象不适合在实验室里进行对照实验。他说，科学是“一种评估我们发现的证据的过程”。--他认为自己在研究超自然现象。
的确，很多科学都是观察性的，包括收集自然发生的数据。然后，科学家们检查收集到的数据，并试图从中找到意义。历史学家、记者和陪审团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他们试图对收集或提供给他们的数据作出最好的解释，这些数据包括证人或专家关于物理事实、所谓的观察结果、统计概率等证词。很多时候，数据是矛盾的或难以置信的。通常，数据是不确定的，但具有启发性。
在我看来，收集前世故事更像是历史学家或陪审团成员的工作，而不是火山学家或古生物学家的工作。火山学家不需要处理假火山的问题。尽管皮尔当人可能暗示古生物学家不得不担心假化石，但在这门科学中，恶作剧的问题是如此罕见，几乎不需要考虑。另一方面，历史学家、记者和陪审团成员必须不断地处理诸如撒谎、哄骗和欺诈等问题。然而，最重要的是，历史学家、记者和陪审团成员必须评估人们的语言和看法，而不是事物的结构或性质。史蒂文森的工作需要时刻警惕被他的受试者所欺骗。
此外，因为我们知道人可以有记忆，但却完全不知道这些记忆的来源，所以他在识别哪些记忆可能是潜在记忆的结果时必须保持警惕。还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解释一个人格如何在死亡后存活并转移到另一个身体，史蒂文森对此没有答案。最后，史蒂文森使用他收集故事的方法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统计与他的假设相违背的案例。那些被认为是骗局、欺诈、可疑、不可靠或基于此生经历而被拒绝的故事将被抛弃，但它们不会与轮回假说相违背。
对史蒂文森的方法来说，最坏的情况是，他的证据并不能迫使人们“不得不相信”，即使是最好的证据，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不幸的是，这还是他拿出的最好案例。当大多数人意识到史蒂文森在40多年的研究中所要证明的是“没有证据证明转世是错误的”时，他们可能不会太感动。声称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转世是合理的，这是个合理的结论，
Steven这样描述他的方法:
在研究自发的超自然现象时，我们通常必须采访和交叉询问在我们到达现场之前发生事件的报告者。原则上，这些方法是律师用来重建犯罪和历史学家用来理解过去的方法。一旦我们对所讨论的事件有了最好的可能描述，我们就会一个接一个地考虑各种可能的解释，并试图消除它们，直到只剩下一种可能性最大的解释。然后我们尝试用进一步的观察来证实或拒绝最初首选的解释。此外，我们通过一系列明显相似的现象来寻找重复性特征，这些特征可能为因果条件和发生过程提供线索。史蒂文森(1989)。
史蒂文森所寻找的故事，不能简单地用人格存活以外的假设来解释。他知道前世的故事会以多种方式受到污染。他们可能是由于记忆模糊。来源可能是一部电影、一本书、一部戏剧、一个广播节目、一个无意中听到的故事或对话。他认为，最好的转世证据应该是有人写下了一个孩子提供的PLE证据，随后书面记录被核实。例如，一位父亲写下他三岁的儿子说他是朴茨茅斯的铁匠乔伊，在香港的码头上被海盗刺伤了脖子。后来，人们发现朴茨茅斯有一个小铁匠乔伊在香港被海盗杀害。更让人心酸的是在孩子的脖子上发现了某种胎记。
这种方法的一个问题是，核查过程可能要十年才能完成。但若这事是记录在案几个月内，我们就必须相信父亲是诚实的。我们无从得知处于半醉状态的父亲(或叔叔)是否曾向儿子讲述过乔伊的死因，并告诉他“你脖子上的印记就是乔伊的标志”。我们无法知道父亲对我们是完全诚实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假设一个故事没有受到污染，才能宣布这个案子“解决了”(史蒂文森称“当一个人的证据与有关前世的陈述相符时”[Mills and Lynn: 290])。
在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中，贝鲁特的一个男孩说，他是一名25岁的修理工，在沙滩上被一辆超速行驶的汽车撞死。根据多个证人,男孩提供了司机的名称,车祸的确切位置,修理工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名字,以及撞死他的人名字——所有这些结果，与一个男孩出生前几年死亡的人相符，而且他和男孩的家人也没有明显联系。
米尔斯和莱昂斯指出:“仅仅因为某一特定案例似乎无法从社会结构角度来解释，并不意味着前世经历记录就是过去生活的真实残余”(302)。
史蒂文森会进行数十次采访，花数小时搜索医院和法庭记录，试图证明没有欺诈行为，故事没有受到污染，没有翻译错误，事件不是巧合，孩子不可能以任何正常方式获得信息。当他确信故事与事实的一致性没有正常解释时，他就会认为这个案子已经“解决”了，并将其视为支持轮回假说的一个积极证据。如果他得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无法用事实来证实，他就会说这个案子“没有解决”。这种方法所发现的任何东西都无法证明轮回假说是错误的。从史蒂文森的方法中，到底能推导出什么样的具备可证伪性的研究结论？这仍然是个谜。
他喜欢那些似乎需要超自然解释的案子。举个例子，一个爱达荷州的女孩两岁时指着她姐姐的照片说:“那是我。”她姐姐在出生前三年死于一场车祸。这位信徒认为这个两岁孩子的意思是:“我前世是我姐姐。”怀疑论者认为她的意思是:“那是我的照片。”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这个两岁的孩子犯了一个错误。信徒认为她是在试图传达关于轮回的信息。
史蒂文森写到另一个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小女孩，她在谈到自己的前世时，经常提到“当我还是个男孩的时候”和“当我被称为约翰的时候”。他认为她在谈论前世。怀疑论者认为她在谈论这种生活，对性别有一些错误的看法。
史蒂文森的方法有几个问题。他经常在自己知之甚少的国家和翻译一起工作。问任何人都很棘手，但问孩子尤其棘手。“采访者偏好是暗示性访谈产生的主要驱动力”(Bruck, Ceci, and Helmsbrooke 1998;引自“Mills and Lynn: 303”)。通过翻译来询问儿童和成人，还引入了另一个不确定因素，即关于提问技巧的偏好。大多数采访都是在那些相信轮回的国家进行的。因此，翻译者“通常会被灌输一种文化期望，即前世回忆是一种有效的现象”(Mills and Lynn: 303)。史蒂文森在语言和文化上都不流利，无法评估翻译者提问的可靠性。
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确认偏误。史蒂文森认为，理想的做法是找出一些简单的故事，然后试图证实它们。然而，未被确认的PLE案例，不会被统计入反对轮回的假设中。事实上，史蒂文森的方法并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否定轮回假说的东西。许多科学家认为这是他的方法论中的致命缺陷。
另一个问题是，对于他的所有数据，似乎都有其它的、非超自然的解释。史蒂文森意识到，他所详述的许多特征是由文化驱动的。他写道：
因此，这些案件的批评者认为，这都是孩子的幻想，或是假想的玩伴，可能会受到父母和同龄人的影响，通过他们的问题和暗示，直到孩子认同了死者。这样，孩子就成了一个虚构的转世轮回案例的主角。 这一论点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当我们考虑到一个案件的主体和他所指认的死者属于同一家庭或同一村庄的许多案件时，它的说服力是不容否认的。然而，这并不足以解释这两个家庭相隔很远的情况，而且从所有证据看，在案件发展之前彼此并不认识的案例数量也并非可以忽略不计。 此外，在更强的情况下，儿童提供了有关死者的具体细节(有时在核实前已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想象、混乱的记忆和作伪证是不存在的。在审查这样一组例子时，我们几乎被迫相信，儿童以某种方式通过正常手段以外的方式获得了有关死者的知识。但如果这被认可，人们仍然可以在几种解释中做出选择，所有这些解释都假设有某种超自然过程；轮回只是其中之一。(史蒂文森 1989)。
然而，我们不需要承认这些案件只能通过诉诸超自然的解释来解决。巧合，有缺陷的调查，欺骗，和其他正常的解释是可用的。“Wilson(1982)提出，报告PLEs的人的动机是希望获得更高社会阶层的认同”(Mills and Lynn: 294)。在处理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案例时，这种担忧似乎尤其重要。有时史蒂文森认为“已解决”的案例，后经他人检验，证明并非无懈可击。
例如，史蒂文森发现，巴雷利的苏尼·达特·萨克塞纳(Sunil Dutt Saxena)提出的许多说法，都与布达翁的赛斯·斯里·克里希纳(Seth Sri Krishna)生活中的事件相吻合。这两个城市都位于印度北部。然而，伊恩·威尔逊指出，当地的一名医生向史蒂文森解释说，苏尼曾由舍弗提·普拉萨德指导了关于克里希纳的细节，克里希纳的家人拒绝承认苏尼是他们转世的亲戚(凯利:91;威尔逊：1989)。史蒂文森驳回了对他案例不利的证据，认为它已经“解决”了。
把收集到的2500个奇闻轶事一一通读一遍，试图揭穿，比如说，前100个，是毫无意义的。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好处。(举例来说，史蒂文森认为在他的20个暗示轮回的案例中，这是最好的一个案例，参见伦纳德·安吉尔(Leonard Angel)对伊玛德·埃拉瓦尔(Imad Elawar)案例的解构。)我们可以在调查开始前承认轮回是可能的，即使我们不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但即使是最好的报道也可能受到污染，史蒂文森收集和验证数据的方法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例如，伊玛德•埃拉瓦尔（Imad Elawar）声称他是马哈茂德•布哈姆齐（Mahmoud Bouhamzy），一个25年前死于肺结核的卡车司机，他的妻子叫贾米拉（Jamilah）。
史蒂文森(为伊玛德•埃拉瓦尔)找到的最好的前世候选人不是马哈茂德•布哈姆齐，也没有妻子名叫贾米拉，而且根本没有死于车祸，更不用说与司机争吵之后的车祸了。然而，史蒂文森并没有给读者提供足够的信息，让读者确切地知道父母或男孩自己究竟说了什么，从而使史蒂文森有权根据男孩父母的解释对其最初主张打折扣，而代之以（他制作的）表格中给出的截然不同的主张。（Angel 1994)
史蒂文森列出了一张列有57件物品的清单，他说这些物品是在他试图核实之前由父母或孩子制作的。
但是没有给出它们最初记录的形式。检查表格中的项目清楚表明，需要记录父母所说的内容，在核实前史蒂文森应如何记录他们的数据，以及这些数据后来是如何被重新组织以表格形式呈现的。（Angel 1994)
史蒂文森的方法让人想起冷阅读（cold readings）时进行的那种主观验证过程。例如,
在史蒂文森的“评论”中，我们发现“马哈茂德•布哈姆齐是易卜拉欣·布哈姆齐（Ibrahim Bouhamzy）的叔叔。”(据史蒂文森说，易卜拉欣·布哈姆齐显然是这个男孩的前世。)因此，可以证实，这个男孩提到的一个名字与过去那个家庭的一个真实的人是一致的，似乎很明显，这个男孩提到这个名字是指那个叔叔。 ....男孩提到前世家中有一口满井和一口空井。事实证明，有两个大桶用来储存葡萄汁。到了雨季，一个缸就装满了水，另一个浅一点的缸却没有，因为水从里面蒸发了。因此，一个是空的，而另一个是满的。难道一个五岁的德鲁斯村男孩不知道桶和井的区别吗?（Angel 1994)
史蒂文森本人承认，他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轮回的存在。然而，也许有价值的是检查他数据的重复特征。
他发现的一件事是
在孩子们记起的前世生活当中，暴力死亡的发生率很高。这一特征出现在我们研究过的所有十种文化的案例中；虽然这些案例中暴力死亡的发生率因文化而异，但在这些案例中，暴力死亡的发生率远远高于一般人群。(史蒂文森1989)。
对此的一种可能解释是，暴力死亡比平静死亡更容易记忆。另一方面，如果你要记住自己已经死了，而整件事是一个故事，那么给故事加上暴力死亡的戏剧性情节是说得通的。然而，一个更好的解释似乎是，暴力死亡更有可能被媒体、酒吧、商店等报道，因此更有可能从一个村庄传播到另一个村庄，在那里它可能被孩子们听到。但无论如何解释，令人好奇的事实仍然是过多的暴力死亡事件出现在PLEs报道中。
史蒂文森发现，在不同的文化中，一些反复出现的特征有很大不同，包括梦的发生，死者似乎向做梦者宣布了重生的意图(通常是在做梦者的家庭中)。在许多文化中都有关于先知梦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一个灵魂、一个天使、一个祖先会宣布一件事。史蒂文森并没有把这看作是蒙昧时代世界观下的魔幻思维，而是认真而严肃的看待这些梦。
他还发现，男性的PLEs比女性的多：63%比37% (Mills and Lynn: 292)。他发现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年人通常会忘记他们小时候报告的PLEs(Mills and Lynn: 293)。
除了他认为当前的一些恐惧、喜欢和不喜欢可以用前世性格或经历来解释之外，史蒂文森还认为，在回忆起前世的儿童中，胎记和出生缺陷发生的频率过高。在他收集的2500个案例中，史蒂文森发现“一份医学文件，比如一份尸检报告，指出了死者伤口的位置，有时伤口似乎与婴儿的胎记或出生缺陷的位置非常接近”(Mills and Lynn: 294)。
他还声称，大约有三分之一报告中的儿童有胎记或先天缺陷，其中一些是无法从遗传学上解释的(Mills and Lynn: 298)。史蒂文森为成年人的平均身体构造了一个网格，将皮肤分为160个方格，每个方格10厘米。然后，他计算出找到与前世身体伤口相符合的胎记概率为1/160。两个相符合的伤口概率是1/25,600，他有18例是后者。
即便如此，我认为他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测量方法并不是很复杂，而是一种猜测。这些数据很有趣，但我们没有什么可比较的。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奇怪的事实是什么意思。而且，史蒂文森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肉体上的创伤会延续到一个转世的人格身上，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生命经历的恐惧或友情会传递给另一个。对于不感兴趣的观察者来说，这些想法显然属于魔幻思维的范畴。
最后，史蒂文森提出了一种主张，即xenoglossy （自称会某种陌生语言的人）提供了轮回转世的证据。我们已经注意到，他在询问中，对试验者偏好和预期偏好的问题并不是专家。他也不是语言和文化方面的专家，这些语言和文化都是他故事的来源，因此他不得不使用那些他没有资格去观察或识别的翻译者。
他不是语言专家。聘请一位语言学家来听一盘磁带，就像史蒂文森在他认为最好的特殊语言能力轮回案例中所做的那样，这是一个好主意。
但是他可能认为Uttara Huddara，孟买的一位会说孟加拉语的马拉地妇女，通过自然方式获得了这种能力。无论如何，在一个由来自不同语言群体的人组成的国家里，说几种语言的人并不少见。语言学家萨拉·托马森(Sarah Thomason)指出，孟加拉语和马拉地语是密切相关的两种语言，这位女士毕生都对孟加拉语和文化感兴趣，有很多孟加拉熟人，孟买人经常看孟加拉语制作的电影。根据托马森的说法，史蒂文森的其余案例涉及的人，他们的语言表达很少，可以用偶然接触来解释(Thomason 1987; Kelly 2004)。
一个人可能会说100个左右的非母语单词，但这几乎不能算作说或理解那门语言。史蒂文森听了一盘磁带，里面有个女人在催眠状态下说了几句德语，但不会用德语回答问题，也没有任何语法知识，他宣称这就是轮回的证据。
他把她糟糕的语言能力归咎于她前世的贫穷和文盲。一位语言学家听了同一盘磁带，发现即使是穷人和文盲也会使用一些语法。她宣称，该妇女对德语的理解很少，并且与该语言的偶然了解相一致(Kelly 2004: 95)。
一个像史蒂文森这样聪明的人，为什么会去追逐妄想，写出成千上万页的详细报告，而这些报告却只是一堆合理化的解释？正如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简明扼要的指出那样:“聪明人相信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他们善于捍卫自己出于非明智原因而获得的信念。”史蒂文森花了半辈子的时间试图为他的转世信仰及其与医学的关系寻找支持。
信仰是第一位的，智力被用来确认信念。我不认为他在这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当中那些对史蒂文森的工作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会认为，我们对这些调查的评判比他更严格，因为我们选择了对我们的研究公正和客观，而他选择了偏见。
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像史蒂文森那样结束，如果我们有他那样的才智，却被许多无法控制的意外事情所引导，走上一条不同道路的话。我只能推测，如果史蒂文森在1958年参加一项关于死后人格生存的研究后，美国心理研究学会拒绝了他的论文，他还会走什么样的道路(Wilson 1982: 2)。
如果社会不是对他收集前世经历的故事颁发一等奖，而是告诉他，这种调查是对时间的巨大浪费，甚至认为这些故事是死后生活的可靠证据，都是愚痴的。那么他是否会被激励着去花费余生，都在调查这些故事呢？
很少有评论家愿意花很多时间来研究他的详细轶事和乏味的报告。(《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汤姆·施罗德（Tom Shroder)花了一年时间跟踪史蒂文森，协助他进行调查，后来回来写了一本书，讲述自己是如何成为史蒂文森的信徒的。《老灵魂》是一本有趣的读物，但作者对他的观察并不是很重要。他只看表面价值，似乎不理解确认偏好的危险性。玛丽·罗奇(Mary Roach)和史蒂文森的一个PLEs的研究同伴一起去了现场，回来后问道：“他是在调查轮回，还是仅仅在寻找有利于轮回的证据？”他怎么能保持公正无偏呢？”(2005:48页)。)
那些相信人死后还能活下来的人，很可能会忽略史蒂文森方法的弱点，而赞扬他的一丝不苟，对细节的专注，以及他对验证或反驳每一种说法的热情。就我而言，我不得不同意史蒂文森自己对他作品的评价：他提供了证据，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轮回。我看不出使用他的方法或数据有什么进展，所以我认为他的工作是在浪费时间。
然而，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我同意他的观点，使用催眠进行前世回溯充满了方法论上的问题，尤其是“暗示”污染了任何可能被发现的前世存在证据。因此，催眠看前世，并不能为轮回提供很好的证据。除非有更好的方法来记录、询问证人和所谓的经历者，和更成熟的核查机制，否则，从声称曾有前世生活的儿童那里收集再多的故事，也无济于事。
作者简介：Robert T. Carroll博士
从1977年到2007年退休，我是萨克拉门托城市学院哲学系的全职教师。1974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获得博士论文。我在大约50年前开始调查有争议的信仰，并在20多年前在互联网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我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宗教哲学，17世纪哲学史，认识论，怀疑论，批判性思维和信仰心理学。我不仅对人们的信仰感兴趣，而且对我们为什么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兴趣。我对认知偏见和逻辑谬误特别感兴趣，这些谬误无意识地推动了我们最关心的主题---人类思维。我的教科书“ 成为批判性思考者”由Pearson于2000年出版。第二版于2005年出版。
英文原文：Ian Stevenson (1918-2007)
以下来自维基百科“Ian Pretyman Stevenson”：
《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将史蒂文森的“转世案例”(1975年)称为“勤勉而不带情绪”的案例集合，“除了转世之外，任何假设都难以解释”。1977年9月，《神经与精神疾病杂志》将一期的大部分篇幅用于史蒂文森的研究。精神病学家哈罗德里夫(Harold Lief)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称史蒂文森是一位有条不紊的调查人员，并补充说，“要么他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要么他将被称为(我对他说过的)‘20世纪的伽利略’。”事实证明，这个问题很受欢迎:《华尔街日报》的编辑、精神病学家尤金·布罗迪说，他已经收到300到400份重印申请。
尽管早期有这种兴趣，但大多数科学家忽略了史蒂文森的工作。根据他在《纽约时报》上的讣告，批评者认为他“认真、顽固，但最终被误导了，误入歧途，倾向于把他人视作迷信的东西当做科学”。批评者认为，这些孩子或他们的父母欺骗了他，他太愿意相信他们了，而且他问了他们一些诱导性的问题。此外，批评人士表示，研究结果还存在确认偏好，即不支持该假设的案例没有被视为反对案例。宗教哲学家伦纳德·安吉尔告诉《纽约时报》，史蒂文森没有遵循适当的标准。“但是你必须仔细才能看到；这就是为什么他对许多人都很有说服力。”
怀疑论者写道，史蒂文森的证据都是些坊间传闻，通过运用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就可以对这些案件做出平淡无奇的解释，而无须引入超自然现象概念。
科学作家Terence Hines写道，史蒂文森工作的主要问题是，他用来调查所谓轮回转世的方法不足以排除一种可能，即：声称自己是死后转世的孩子们讲述了一个简单而富有想象力故事。史蒂文森(1975,1977)报道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是，声称转世的孩子认识死者的朋友和亲戚。那么，孩子们对这些人的事情有了解，就算不得是转世的确凿证据了。
罗伯特·贝克写道，史蒂文森和其他超心理学家调查的许多所谓的前世经历，都可以用已知的心理因素来解释。贝克将对前世的回忆归因于记忆模糊和虚构的混合。
伊恩•威尔逊(Ian Wilson)认为，史蒂文森的案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穷人家的孩子回忆起富人的生活或属于更高种姓。他推测，这些案件可能是一个阴谋，从所谓前世的家庭中获得金钱。
金奈(Chennai)马德拉斯基督教学院(Madras Christian College)的哲学家c·t·k·查里(c.t. K. Chari)是灵异学专家，他认为史蒂文森很幼稚，他缺乏当地知识，这削弱了案例研究的可信度。
Chari写道，许多案例都来自于，比如印度，那里的人们相信轮回，而这些故事只是文化产物；他认为，对许多亚洲国家的孩子来说，回忆前世的生活就相当于想象中的玩伴。哲学家基思·奥古斯丁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史蒂文森回答说，正是这些社会听取了孩子们关于前世的说法，而在欧洲或北美，这些说法往往不经调查就会被驳回。为了解决文化背景的影响问题，他撰写了《欧洲转世轮回案例》(2003)，其中介绍了他在欧洲核查过的40个案例。
麦克米伦哲学百科全书的主编、哲学家保罗·爱德华兹成为史蒂文森的主要批评者。从1986年起，他针对史蒂文森的研究工作撰写了多篇文章，并讨论了史蒂文森的《转世，一道关键的考试》(1996)。他认为史蒂文森的观点是“荒谬的无稽之谈”，如果仔细研究他的案例，会发现其中存在“巨大的漏洞”，“甚至还没开始对最初反对转世的假设形成有意义的制衡。”爱德华兹写道，史蒂文森“显然生活在一个幻想之中。”
史蒂文森在上世纪70年代聘用了尚普·兰塞姆(Champe Ransom)担任助理，他撰写了一篇关于史蒂文森工作的未发表的报告，爱德华兹在《不朽》(1992)和《轮回》(1996)中引用了这篇报告。爱德华兹写道，根据兰塞姆的说法，史蒂文森向孩子们提出了引导问题，填补了叙述中的空白，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对他们进行采访，在声称的回忆和采访之间留下了太长的时间；史蒂文森常常是在第一次提起回忆的几年后才知道这件事的。在调查的1111个案例中，只有11个案例是在面谈之前死者家属和儿童家属之间是没有任何联系的；此外，根据兰塞姆的说法，这11起案件中有7起存在严重缺陷。他还写道，史蒂文森陈述案例的方式存在问题，因为他只报告证人的结论，而不包括结论所依据的数据。案件中的弱点将在他书的另一部分中报道，而不是在案件本身的讨论中。兰塞姆的结论是，所有这些证据都是最薄弱的。
在《死亡和个人生存》(1992年)一书中，Almeder认为，兰塞姆是错误的。据Almeder说，两个家庭之间事先完全没有联系的案例有23个。
爱德华兹引用了阿拉斯加安古恩的小科利斯·科特金(Corliss Chotkin, Jr.)的例子，史蒂文森在1966年出版的《二十宗暗示轮回的案件》(Twenty Cases of of renation, 1966)中描述了这个案例。这个例子完全依赖于一个女人的话，她是渔民维克多·文森特(Victor Vincent)的侄女。(维克多·文森特似乎是小科利斯·科特金记起的前世。)爱德华兹写道，在本案的诸多弱点中，家族成员都是转世的信仰者，科特金的胎记据说类似于文森特的疤痕，但史蒂文森没有看到文森特的疤痕，所有重要细节都依赖于这位侄女。爱德华兹说，史蒂文森没有提供关于她的任何信息，只有几个人告诉他，如史蒂文森所说，她有美化或编造故事的倾向。爱德华兹写道，在史蒂文森的所有案例研究中都可以发现类似的弱点。Robert Almeder在1997年为史蒂文森辩护时写道，科特金案是史蒂文森研究中较弱的案件之一。
爱德华兹指责史蒂文森自称为科学家，但行事却不像科学家。爱德华兹说，他没有对重大反对意见作出回应，甚至没有提及；史蒂文森的《记住前世的孩子们》(1987)一书中，大量的参考书目没有一篇来自他对手的论文或书籍。
为了支持史蒂文森，Almeder在《死亡和个人生存》书中指出，爱德华兹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在前后世的间隔中没有大脑，却存在意识的想法令人难以置信。爱德华兹的“教条唯物主义”迫使他认为史蒂文森的研究一定是欺诈或妄想。根据Almeder的说法，在爱德华兹提到的案例中，欺诈的可能性确实被调查过。
史蒂文森在《 Second Time Round》(975)一书的序言中，英国人爱德华·赖尔（Edward Ryall）在书中讲述了他作为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前世的记忆。弗莱彻于1645年生于英格兰汤顿，40年后在萨默塞特郡韦斯顿佐兰的家附近去世。史蒂文森调查了这个案例，发现赖尔书中的一些历史特征是准确的。史蒂文森写道:“我认为他很有可能对前世有过真实的记忆，他确实是约翰·弗莱彻的重生，就像他相信自己的那样。”然而，1976年，约翰·泰勒发现，从1645年到1685年，韦斯顿佐兰教堂现有的教堂记录中，没有一份有关弗莱彻这个名字的出生、婚姻或死亡的记录。由于找不到约翰·弗莱彻这个名字的踪迹，他得出的结论是，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叫约翰·弗莱彻的人，这些所谓的记忆只是赖尔多年来形成的一种幻想。史蒂文森后来改变了他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在《欧洲转世案例类型》一书中,他写道,“我不再相信爱德华.赖尔所有明显的记忆来自以前的生活了，因为他的一些细节显然是错误的。”但他仍然认为赖尔通过超自然的手段获得了一些关于17世纪萨默塞特的信息。
Xenoglossy（自称具有讲陌生语言的能力）
虽然史蒂文森主要研究的是那些似乎还记得前世的儿童，但他也研究了两个被催眠的成年人似乎还记得前世的案例，并展示了他们对今生未学过语言的初步运用。史蒂文森称这种现象为“xenssy”。语言学家萨拉·托马森对这些案例进行了批评，她写道，史蒂文森“对语言缺乏经验”，这些事例缺乏说服力。托马森的结论是:“语言证据太薄弱，无法支持‘ xenoglossy’的主张。”多伦多大学的语言学家威廉·j·萨马林写道，史蒂文森与语言学家的通信方式是有选择性的、不专业的。他说，史蒂文森在六年的时间里与一位语言学家进行了通信，“没有对语言学家需要了解的问题进行任何讨论”。另一位语言学家威廉·弗劳利写道:“史蒂文森在这些例子中没有足够的语言学证据，来证明他的形而上学。
以下摘自：伊恩史蒂文森的来世案例：我们怀疑论者真的只是愤世嫉俗吗？
史蒂文森是心身医学专家，他怀疑强烈的情绪（某种程度上）与孩子保留前世记忆有关。他认为，创伤性死亡留下了情感烙印。实际上，他研究的大多数孩子都声称他们之前遇到了暴力的结局。生命之间也存在几年的间隔; 转世永远不会立刻发生。在大多数情况下，灵魂似乎留在了当地。也就是说，“前世人格”通常居住在一个遥远的村庄，但并不会遥远到需要护照。史蒂文森经常观察到，孩子的习惯、恐惧与死亡的本质有关。那些说他们在前世溺水身亡的人，会对水的恐惧异常强烈； 那些被刺伤的人，表现出一种致命的刀恐惧症，等等。甚至还有三个孩子在与他们的前世“凶手”意外地相遇时，发生了激烈的反应。
有趣的是，调查结果与大多数宗教的转世观念相反，没发现因果报应的证据。总的来说，它似乎是一个相当机械的灵魂重生过程，而不是一个道德决定的过程。
我们从这些反方观点中，可以看到：
1.史蒂文森本人承认，他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轮回的存在，虽然他找了很多例子，却无法推导出轮回。这与很多宗教人士鼓吹的“科学证明了轮回的存在”相反。
2.科学界普遍认为史蒂文森的研究不严谨，原始数据存在问题，不能排除确认偏好，也无法被证伪。科学最重要的是经得起质疑者的检验。不能被证伪的，基本上属于伪科学系列。
3.史蒂文森的方法论存在问题，只能证明“没有证据证明转世是错误的”，却不能排除其它合理解释，证明转世轮回是这些案例的唯一解释。
3.就算是史蒂文森的2500多案例全都是真实的，却反而证明了因果报应根本不存在，投胎也不是立刻发生、最多49天，而是可以无限推迟，这不是在拆佛教的台吗？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值得佛教徒去宣传的。反而是怀疑论者可以拿着这些案例怼佛教徒“你看，科学证明了因果报应不存在！”
下面是从科学角度批判以催眠看前世而闻名的布莱恩.魏斯的，魏斯医生写了本《前世今生》，在全世界颇为流行，这是书评。
以下内容来自英文原版翻译：魏斯医生的研究并无科学方案或同行审评，但作为一名“科学家”，魏斯医生理应具备得当科学地实施其“调查”的技能和资源。而我认为，他未选择如此行事这一事实导致他的书成为妄言般的虚构之作，实在难以令人相信。我并不打算做一次常规的书评，相反，我准备一页页地浏览该书中所声称的一些内容并证明其间满是胡言乱语。第27-28页 – 一名不透露姓名的病人凯瑟琳通过催眠回到了“前世”，魏斯医生称凯瑟琳能够“生动地”看到前世，“那一年是公元前1863年”。但这一日期在当时并不可能存在，所以凯瑟琳是如何可能看到它的？在之后的催眠治疗中，凯瑟琳仅能在她可以“看到或听到”的情况下揭示她前世的日期：如何能够“看见”当时并不存在的一个日期？这一点完全让历史变得荒谬不堪。第28页 – 在另一次催眠治疗中，凯瑟琳称她在公元前1863年的女儿克莱斯托是她现世的侄女雷切尔。魏斯医生为何没有更进一步地询问凯瑟琳这一惊人的言论？这很可能仅是凯瑟琳过于生动的想象导致的。她到底如何知道的？没有提供任何细节、科学依据或实质内容；这仅是被魏斯医生作为事实呈示出来。第29页 – 凯瑟琳说她现在在公元1756年，她的名字是路易莎。为什么没有提到姓氏？在像18世纪这样一个更现代的年代，如果有姓氏，我们就可能验证是否存在这样一个人。贯穿全书，凯瑟琳从未说过姓氏，也从未被问过这个问题。凯瑟琳也没有给出、魏斯医生也没有询问任何具体的地址，而这是能够进行实际核实的。第30页 – 魏斯医生问凯瑟琳他是否有在她的前世出现过。她回答说是有的，魏斯医生在公元前1568年是她的老师。又一次地，对于凯瑟琳如何能够认定此并无任何质疑。魏斯医生直接接受了这一点并将其当作事实呈现出来，无任何质询。这里又呈现了一个在当时并不存在的日期，而更近代的日期却无法揭示，因为凯瑟琳称无法“看到”它们。第36页 – 魏斯医生称轮回转世曾在圣经里提到过，但在早先时候被删除了。这一言论的来源是什么？对于一名宣称已撰写很多科学论文的医生而言，这是一本写得最不科学的书。魏斯医生并未提供来源或参考资料清单来支持其在书中宣称的任何观点。第42页 – 这里凯瑟琳宣称她在1473年被人杀害，杀人者是她当时的男朋友斯图尔特。魏斯医生再一次未问询她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同样，魏斯医生也并未给出凯瑟琳的原话，即使魏斯医生称其已记下或录下她的话语。这是凯瑟琳的关键回忆，而魏斯医生本应直接引述她的话。第43页 – 凯瑟琳称她前世的母亲也是她现在的母亲。同样，没有提供任何准确的细节。未提及这发生的时间或地点。所有都略过了。既没有清晰描述她当时的母亲，也未清晰描述她现在的母亲。魏斯医生对此全盘接受，毫无疑问。这以令人惊叹的信息透露在一段话中就讲完了，没有再被提及。魏斯医生本应有的作为科学家的寻根问底到哪里去了呢？第43页 – 魏斯医生说道，“根据大部分作家的观点，一群群的灵魂往往会不断转世轮回...”大部分作家？可能魏斯医生可以是在指撰写转世相关内容的大部分作家吧？因为肯定不是整体上的大部分作家。正是这种不准确撰写方式使魏斯医生的书仅是不准确的陈述，而非科学检验和调查。这里还是没有任何来源来支持他关于“大部分作家...”的主张。第43页 - 魏斯医生陈述道，“我感到需要应用科学的方法，我曾在过去十五年中在我的研究里严格使用的方法来评估从凯瑟琳口中说出的最为不同寻常的材料。”好主意。然而，在该书任何地方魏斯医生都未应用任何科学方法来评估他的病人凯瑟琳所做出的言论。他仅是在说科学方法而已。第44页 – 魏斯医生写道，在催眠治疗后，凯瑟琳获得了“特异功能”。但是，凯瑟琳的父亲（现世的！）对凯瑟琳新的能力存疑。魏斯医生写道，“为向他证明这是真的，凯瑟琳将他带到赛马场。那里，就在他的眼前，她持续挑中每一次比赛的获胜者......她将赢得的所有钱都给了她离开赛马场后在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穷人。”这个故事的来源和独立验证在哪里？如果是真的，它应该很容易检验和证明这一叙述的真实性。不这么做，甚至没有解释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魏斯医生侮辱了每一位读者的智商。第44页 – 魏斯医生陈述道，“这是实实在在的证据...我无法否认她的特异功能。”魏斯医生将这一唯一的未经证实的关于赢得所有比赛的陈述称为特异功能“实实在在的证据”。魏斯医生的科学培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根本就不是证据。第46页 – 被催眠时，凯瑟琳“回到”历史中一个的未知日期，到一个她认为叫做“布雷宁顿”的镇子上。魏斯医生陈述道，“这时，她（凯瑟琳）说了一些我分辨不清的话。是盖尔语或者别的，我并不知道。”魏斯医生不知道？他录下了催眠过程。可以肯定的是，对他而言，识别凯瑟琳所说的是盖尔语或别的，本应是很简单的；而且如果他不能，则要明确解释原因。魏斯医生所书写内容缺乏准确性、细节或质疑，这使他的医生头衔含金量存疑。第47页 – 魏斯医生描述凯瑟琳，“她从未听说过《西藏亡灵书》（Tibetan Book of the Dead）。但她将类似的体验与这些著作中所描述的关联起来。这是某种证据。”某种证据？这完全不是证据。魏斯医生如何确定凯瑟琳从未听说过《西藏亡灵书》？他的科学培训本应教会他是不可能证否的。将之称为证据，他再次使真正的科学调查变成笑话。第54页 – 魏斯医生陈述道，在催眠中，凯瑟琳告诉他关于他父亲和儿子的事情，而这是凯瑟琳不可能事先知道的。如果这经过独立验证，可能会让人印象深刻。没有办法判断整本书是不是完全是虚构的，如果是虚构的，那么，魏斯医生当然能够轻松地虚构任何东西来撼动轻信的读者。毕竟，凯瑟琳的存在与否都没有得到证明。她可能是一个编造的人。我们不知道她的全名。为什么她不直接现身来支持魏斯医生所写的关于她的内容？这本书已经赚了很多钱。有谁知道魏斯医生写它的真实动机是什么？第57页 – 魏斯医生提到“在科学文献中记录有成千上万的”儿童奇迹般地说“他们从未接触过的外语”的情况。又一次地，魏斯医生的言论并无原始来源。他甚至都没提一本书来证明有无任何——更别说成千上万——关于儿童能够说他们还未被教过的语言的科学研究。我向魏斯医生提出质疑，请求他提供如此随意提及的所谓科学研究。第66页 – 另一次催眠治疗中，凯瑟琳回到了威尔士一个名字可能为“汉斯泰德”之类的镇子上，当时凯瑟琳是个叫“克里斯汀”的男性，又一次地，从未说到姓氏。魏斯医生说道，“她不能看到年份。”她不能看到年份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凯瑟琳仅能够在她看到年份被写下来时才能告诉年份，但对于她可说清的公元前日期，这是不可能的。这看起来是无稽之谈。而后，魏斯医生引用了凯瑟琳说的话，“这是一个港口，威尔士的一个海港。他们说不列颠语。”不列颠语？未曾有过且现在也没有一种语言叫不列颠语。也许她周围的人在讲威尔士语或英语，但没有不列颠语。为什么魏斯医生不质疑这一点？第82页 – 催眠时，凯瑟琳描述了前世的一个婚礼。魏斯医生问她报纸上是否有谈及婚礼的任何内容，因为如果有，他本可以查看日期。“没有，”凯瑟琳回答道，“我认为他们并没有报纸。”魏斯医生写道，“证明文件在这一世很难出现”。魏斯医生如此陈述实在是非常荒谬，就像相信曾有文件证据支持凯瑟琳所描述的任何其他前世一样。事实上，魏斯医生在他的书里根本未提供任何文件证据来支持凯瑟琳所描述的任何前世。第88页 – 魏斯医生写道，他被“驱使着以谨慎、科学的方式向凯瑟琳求证体验”并“客观地”看待信息。在书中，魏斯医生数次提及以科学方式以及客观性探索一切事情，但他未曾这么做过。这不过是种老把戏。向容易受影响的读者提及科学审查的必要性以及不断重复他是一名科学家，就会造成一种他正在进行经过同行审查、实证性可重复科学实验的表象。但魏斯医生实际并未做这样的事情，他只是写明它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实践它。魏斯医生并未在对凯瑟琳的研究中遵循任何科学原则。第106页 – 魏斯医生仅陈述说他知道凯瑟琳的信息“从直觉上讲”是真实的且“我的骨头知道”。这就是他不得不提供的最好的论证。这和科学证据不是一个东西。第116-117页 –催眠中，凯瑟琳将自己描述为二次世界大战时一名35岁德国飞行员，在法国被击中。又一次地，魏斯医生的询问未探得任何本可毫无疑义地证明该名飞行员是否实际存在的具体细节；如飞行员的全名以及军衔和中队？这实在不像是真正科学家的工作。第117–118页 – 魏斯医生写道，“在和凯瑟琳的这一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一直都不愿意和其他专业人士讨论她的启示。...我完全不曾和其他人分享过这一不同寻常的信息。”一名真正的科学家会坚持和其他专业人士分享自己的数据以进行讨论和验证。不允许数据进行独立审查，我们仅有魏斯医生一个人关于他与“凯瑟琳”之间所发生事情的叙述，且我们仅有他一个人关于结果的解释。这远远不够。任何药检、谋杀审判、甚至连新闻故事都不应依赖单一未曾核实的来源作为证据。第129页 – 魏斯医生列出了数个曾有“特异功能体验”的人士，但未说明他们的姓名或提供任何验证或证据。得到已逝世父亲保护的一家医院的科室主任；一名由梦提供研究实验答案的教授；一名在接电话之前知道谁来电的“知名医生”（哈，这不就是“来电显示”吗？！）；一名之前从未到过罗马但在实际到访时知道每一条街、犹如她之前曾住在那里的妇女。全部都是小道消息；魏斯医生准备引述这些示例而未提供任何实质内容这一事实意味着他根本没有遵循科学原则。整本书都是这个情况，对于科学不过是动动嘴皮子，就像这足以让书变得科学一样，而事实当然并非如此。第159页 – 在多次催眠治疗中，魏斯医生说道，凯瑟琳用“大师”（即某种控制精神世界且为所有智慧源泉的神）的声音说话。当然，魏斯医生没有任何质疑就接受了这一点。一位被魏斯医生称为“诗歌大师”的大师提供了如下的对所有智慧的总结，“所有事情必须得到平衡。大自然是平衡的。野兽们和谐地生活。人类还未学会这么做。他们继续毁灭自己。他们的行事无和谐之处，没有计划。但在大自然中一切非常不同。大自然是平衡的。大自然是能量和生命...和复原。而人类只是毁灭。他们毁灭大自然。他们毁灭其他人类。他们将最终毁灭自己。”这全部不过是旨在吸引最不成熟的人类头脑的保守、充斥着悲观的废话。“野兽们和谐地生活？”动物的世界充满邪恶，包括因食物、性、领地和权力所进行的任意残忍的杀戮...动物毁灭彼此且对大自然的其余部分可能极具破坏力。例如，可以看看蝗虫、蚂蚁或狐狸造成的伤害。人类也是动物，所以不能期望我们有任何不同，或者，说实在的，有好到哪里去。然而...有多少动物已发明法院和议会来解决争执、创造法律和以文明的方式管理自己？有多少动物在红绿灯前驻足？什么动物为工业、交通、学校、医院和图书馆制定计划？普通蚂蚁的生活标准未曾改善过...但人类已在生活方式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将人类描述为比动物更糟就是魏斯医生认为真正来自宇宙“大师们”的智慧，那么，在我看来这并不那么明智或明悟。第199页 – 魏斯医生描述了凯瑟琳曾如何去见一位叫艾丽斯•萨尔兹曼的通灵占星师。据魏斯医生所说，萨尔兹曼认可了凯瑟琳在被催眠时所揭示的一切。这根本就不是科学验证。魏斯医生如何知道凯瑟琳和萨尔兹曼之间的治疗真正发生了什么？甚至，他是如何知道这到底有无发生过？第203页 – 魏斯医生描述了在提供前世记忆方面将如何取得进展。他写道，“这一领域即将取得的重要进展将通过科学的方法取得。在科学中，先创建假设来解释现象，即关于一系列观察的初步猜想。从这里开始，假设必须在控制条件下进行检验。这些检验的结果必须在形成理论之前进行证明和重复。科学家一旦使其思想成为成熟的理论，该理论也必须由别的研究者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检验，而结果应是相同的。”我说，听听这些话！但在他的整本书中，魏斯医生未曾使用其宣称遵循的任何科学方法。事实上，他的方法是如此的不科学，导致任何科学报告都会排除他向我们所呈示的所谓“证据”，这些完全是弄虚作假，与真正的科学调查背道而驰。第203页 – 魏斯医生引述了曾发布“详细、科学可接受研究”支持转世的多位科学家。例如，超心理学的先驱约瑟夫•班克斯•莱茵医生的工作。但是，尽管有魏斯医生所同意的实验应“可重复”的要求，莱茵医生的结果永远都不可能被重复，且他的数名助理被指控欺诈。魏斯医生将伊恩•史蒂文森博士称为另一名已证明轮回的科学家。但史蒂文森博士公开发表承认其研究中的“明显缺陷”：“缺乏关于人格可以在死亡之后继续存在并穿越到另一具身体中的生理过程的任何证据”。第217-218页 - 魏斯医生解释道，在凯瑟琳之后，他已通过催眠让12名别的病人回到前世。他叙述说一名犹太人家庭主妇曾于19世纪在新奥尔良经营一家妓院（肯定可以验证，但未提供任何实际内容）以及具备“更多的准确预测未来事件的天赋”。魏斯医生称“我仍是一名科学家。她的所有材料都必须经过审查、评估和验证。”但目前为止，魏斯医生未能对他所呈示的任何材料做此处理。至少在他书的开头部分，在第10页，魏斯医生承认“我对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个科学的解释”。在读《前世今生》（Many Lives, Many Masters）一书时，本人持开放心态，且准备考虑所提供的任何证据。对于一名医生以如此不科学的方式进行著述并在实际上本可以提供大量证据对已发生的事情进行验证或批驳的情况下不提供任何证据，我感到非常失望。例如，为什么不公布对客人治疗过程的录音？或者，至少证明病人真的存在？我们如何知道这不是虚构作品？根据已撰写的内容，我们无法分辨这一点。这一切可能完全都是编造的，都只使用了名字。魏斯医生未曾尝试验证他的病人凯瑟琳所做出的惊人言论。在第11页，魏斯医生辩称，“在整个历史上，人类都拒绝改变和接受新的思想。历史传统中全是这样的例子。在伽利略发现木星时，当时的天文学家拒绝接受、甚至是观看卫星...现在的精神病医生和其他治疗师也是如此，拒绝检查和评估所汇聚的关于身体死亡后继续存活以及关于前世记忆的大量证据。他们的双眼紧闭。”魏斯医生如此狡猾地将其发现与伽利略的发现相比、称存在“大量证据”可证明死后的生活。伽利略的发现由现实证据进行了证明。目前为止，并无类似的经过科学验证或接受的证据证明死后的生活或前世记忆。企图暗示该等“证据”等同于伽利略的发现只不过是旨在欺骗盲目、无科学知识的公众的准科学。仅仅因为“凯瑟琳”是在催眠下说话，为何这些言论就应被视为比她在完全清醒时讲的故事更有依据或可信？对我来说，她的故事看起来就是想象虚构；我不能将其与我读过或听过的众多其他捏造的故事区分开来，但这并不能让它们变成真的。人从开始讲话就在讲故事。凯瑟琳的故事中没什么真正特别的东西。她对过去的所有提及（不管如何都相当模糊不清的）可能是对学校课程或记录片或她之前看过的其他书的记忆，或者纯粹来自她的想象。魏斯医生只称自己在咨询室里、在私密状况下认识凯瑟琳，而在私下或“外部世界”，他并不认识她。魏斯医生如何知道凯瑟琳有无暗藏、或者甚至是公开的讲故事才能？我也曾被催眠过多次，它并没什么真正特别的东西，我完全知道我在催眠期间所说的话且能够在之后记得所有。正如我在书评一开始写的，魏斯医生的研究并无科学方案或同行审评，但作为一名“科学家”，魏斯医生理应具备得当科学地实施其“调查”的技能和资源。而我认为，他未选择如此行事这一事实导致他的书成为妄言般的虚构之作，实在难以令人相信。
催眠看前世最大问题还不止于此。我曾看过一本《催眠医生手记》，里面记录了大量的荒谬的前世，如桌子、石头、花草树木、孙悟空等等的，这些不合理的前世，其实占了绝大部分比例，他们是不会展示给你们看的，只精心挑选一些看起来合理的，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案例，这绝非客观、科学的过程。
另外，同样的，前世后世有的相差几百年上千年，这中间阶段，灵魂又在哪里呢？岂不是跟佛教的轮回观冲突？钟茂森博士该怎么解读？
最后，附上几个链接：
alphago：轮回的前世今生 ---讲述了轮回观的起源，发展。
人死了真的会去往另一个世界吗，如果有是去往不同维度的世界吗？ ---讲述了科学对于鬼魂、离体、幽灵现象的调查结论。
相信很多人都玩过“笔仙”和“碟仙”，各位能不能用科学的角度分析一下原理呢？ ----科普下笔仙游戏的起源，发展。
濒死体验背后的科学解释和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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