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实习生 彭茸雯

光溜溜的,几个锡纸包装袋放在会议桌上,里面装着一根长长的辣条。

业务部员工程露吃下去那一刻,不知道辣条还有个外包装,写有“严禁食用”的警告。

这天是2020年5月7日,每月一度员工口中的“惩罚日”,公司领导心中的“激励游戏”,让员工吃辣条是对上个月业绩不达标的惩罚。

程露没想到,一根辣条将她卷入接踵而至的麻烦:持续的胃痛、隐匿的针对、被迫离职。

回过头看,辣条惩罚更像是海上的浮冰,深海之下,是职场上围绕业绩延伸而来的种种权力机制。

面对不公,程露一度和所有员工一样,以漠然、玩笑和沉默应对,直到那阵抓住胃的刺痛,让她豁开了胆公之于众,“要一个说法。”

今年25岁的程露出生于四川绵阳,大专毕业后,她待过工厂流水线,在不同城市间漂荡。

2015年,她偶然进入一家开发财务管理和培训软件的公司做销售。近三年里,程露从普通员工做到了主管,又升至网销经理,薪资每月有两到三万,后来离职创业。

创业因为资金和经营问题失败了,程露形容那时候还欠着债的自己“迷茫”、“好高骛远”。

她不得不重新求职,面试了多家公司,最后抛出橄榄枝的是一家财税公司的成都分公司,当时成立一年不到。

公司负责人在面试时许诺程露,如果她做得好,会晋升到更高的职位。加上男友是成都人,程露“确实也找了很多工作,很累,就留下了”。

2019年5月,她入职这家公司,任客户经理,负责销售业务,一个月底薪3000,工资根据业绩提成发放。

对程露来说,这也意味着“从底层做起”。程露每天打电话、发帖,每每碰到开公司的朋友,就会介绍自己的业务,天天见客户,时常也需要喝酒应酬。

好在同事们热情,都是一群95、96年的年轻人,她有专业知识不懂,公司也提供培训。最初,每天最多加班到晚上八九点。

变化出现在去年9月,集团总部CEO来分公司开会后,考核与工作量调整。随之而来的,是公司负责人在每个月的启动大会上强调的企业文化,“要我们提高积极性,要有狼性团队的意识”,程露说。

吃辣条被辞退的后果(一桩因辣条而张扬的职场维权)(1)

办公室白板上的激励。

加班时间跟着延长。业务部员工冯雪梅是在2019年11月入职的,刚来那阵的加班让她老是赶不上末班车地铁,要自己打车回家。面试时说的“弹性加班”经常兑现,哪天业绩不好,主管就会要求统一加班。

多位员工告诉记者,周六也常常要上班,平日里早上8:50打卡,除了中午休息的一个半小时,到月底冲刺时,会持续工作到晚上12点。“很晚打给客户,(客户)有人把家里面祖宗都给牵扯进来,骂得特别难听”,冯雪梅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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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在群里发布业绩目标,称如果完不成每个周末停休一天。

吴帅在这家公司工作了3个月后离职,他有4年销售经验,“这个行业加班是很正常的”。但“7点过后工作的热情就没有那么澎湃了,都是在处理一些收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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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在业务部的群里提出临时加班。

曾在该公司待过10个月的员工凌遥遥则说,一个分公司20-30人左右,“只有那么点人能做多少事?”她认为,“销售公司也没有核心的东西,所有的收益都靠业务部门来赚钱”,导致一切以业绩为导向。

凌遥遥回忆,负责人会时常鼓励员工,“你可以的,没问题”,但也会透露“做不到就走人”,让她很没有安全感。

对加班,程露起初并不很在意。她性格大大咧咧,被同事评价像“二哈”、“脾气好”、“开朗”,同事说她工作卖力,对客户负责,脑子活泛。

即便如此,她仍旧被工作量追着跑。最多一天打过700通电话,很多接不通。累了就去厕所蹲一会儿,洗个脸,回来继续打,嗓子生疼,精神状态也有些紧绷、惶恐。

程露家里离单位远,每天六点多起床,回家接近午夜,混混沌沌,“特别累。”此前她一度注重大单,被称赞“扛起公司大梁”,现在,她在超时又琐碎的工作中找不到自己的价值。

对于加班,该公司总部赴成都调查小组的一名工作人员称,公司不主张强制加班,但她又表示,销售的目的是多赚钱、做业绩,“如果说TA自己对本月的业绩不满意,或者还想要多赚一点,我觉得不用任何人说,TA都有这个内驱力。”

而就狼性团队的企业文化这一说法,该工作人员表示,“任何一个销售团队都应该具备狼性精神”,狼性精神指的是“拼搏努力、不屈不挠”。

紧跟着工作量的是每月一次的惩罚。

程露回忆,2019年10月的一天开会,负责人对比了别家公司的工作量,忽然提出根据业绩多少,要有奖惩。

一开始,没人把惩罚太当回事儿,程露也觉得,只要不罚很多钱就行。

多位员工表示,在惩罚制度之前,公司实行过针对员工业绩不佳的罚款制度,如果未完成定量任务,会罚款50-300元。除此之外,还有PK金的规定,即每个月员工要掏出200块,作为该分公司和其他城市分公司业绩的“PK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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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绩定量考核,如果不能完成将罚款。

冯雪梅说,如果不交pk金,助理会在微信上催,有时主管会垫付,再来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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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催促冯雪梅交pk金。

程露第一次的个人惩罚内容是请客吃饭。之后团队业绩不达标,整个部门需要接受惩罚,内容渐渐偏向体罚。有四名员工告诉记者,每次惩罚的内容不一样,包括上下蹲,俯卧撑,绕写字楼跑20圈,吃苦瓜、柠檬等。

冯雪梅、吴帅和凌遥遥都提到,最多的时候做过100个深蹲。

对于惩罚,总部赴成都调查小组的工作人员认为这是“激励性的游戏”,不是体罚,“如果说我们体罚的话,我觉得都已经涉及到犯法了吧”。根据《劳动法》第96条,用人单位有体罚行为的,由公安机关对责任人员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罚款或者警告;构成犯罪的,对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对于PK金,她说这是一种激励方式,是良性的PK,“如果说赢了,那大家就拿这个金额一起出去团建,或者把这个PK金分给大家。”

惩罚项目和数量通常由员工自己选择。选择惩罚内容时,程露和其他员工一般低着头,使劲划手机,不搭理,到最后一刻才决定。

惩罚过程中,程露和同事也会说说笑笑,互相打趣,拍对方的丑照。领导会拍视频发在公司大群里,作为记录。

“我们都觉得这就是公司的一个游戏规则,像柠檬,平时喝水也泡,就当美容了,吃就吃呗”,程露慢慢适应了强压的状态,她试图理解公司的考虑,“想咱们把业绩给做好,不要亏损嘛”。

更多时候,她以敷衍来应对惩罚,“做完了能早下班就早下班,不想一直在公司跟领导周旋”,团队一起受罚也减轻了她心里的不适。

程露说,除了惩罚,公司有相应的奖励,业绩目标达成,会有孝心基金或者现金奖励。

今年1月,因为疫情,程露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家上班。2月24日复工后,负责人在会上强调,疫情期间很多公司都倒闭了,要大家珍惜现在的工作。

程露依然卖力,工作上有不顺心的事,只是跟丈夫吐槽,“太烦了,我要离职”,但她从未想过真正离开,“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平台。”

2020年5月7日的辣条惩罚是在一个月前早就定好了的。

主管给出两种选择,喝1.5升的矿泉水或吃辣条,程露的第一反应是选辣条,她小时候经常吃,四川人本来也能吃辣。经过投票,最终大多数人选择了辣条。

这天开完复盘会,主管扔了几包在桌子上,说要兑现一下惩罚,“一人两包,吃完了该忙啥忙啥去。”时间到了6点半,程露想着能下个早班,她给丈夫发了条消息,“今天可以早点回家吃饭。”

冯雪梅先拆开一包,舔了一口,程露从她的表情中读出来“很辣”,同事们互相看看,没人动手。

程露记得,公司负责人走过来拿起一包:“真的辣吗?我不信。”她打开尝了尝。

知道逃不掉,程露直接一口吞了。

不到10分钟,程露感到从嘴巴到胃,一股强烈的疼痛袭来,胃仿佛要裂开。一名身高近一米八的男同事,吃完后一屁股坐在大门口,满头大汗地说,“太他妈难受了。”

程露不停喝温开水,趴着趴着,想坐,又想要站,又想蹲着。她尝试跳,跑,胃依然疼得不行,浑身冒冷汗,从座位上蹲了下去。

程露晕倒了。

醒来时已经在急诊室,程露摸肚子,跟火一样烫。

她看到丈夫和主管在门外争执,丈夫称对方做事不靠谱,主管道了歉并报销了医药费,“先把程露照顾好。”丈夫最后表示,如果处理得不好,有什么健康危害,会追责到底。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的CT报告单显示,程露当天被诊断为“小肠炎性激惹表现,上腹腔少许积液”,需进一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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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辣条当天,程露在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的CT检查报告单。

冯雪梅则经历了两小时的腹痛,当天去了天府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急诊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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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辣条当晚,冯雪梅在天府新区人民医院就诊。

另一位业务部员工告诉记者,7名员工吃了辣条,当时大部分人疼得无法站立。吴帅在回家途中,胃里开始翻涌。

晚上回到家,程露翻来覆去睡不着,翻出手机在网上搜“辣条”,想不明白,第二天,她从同事口中得知,这种辣条用于挑战,不能食用,含在嘴里20秒就算“挑战成功”。

程露止不住生气。她在家带薪休养的一周,疼痛捉摸不定,有时吃完东西,程露会呕吐。

总部赴成都调查小组的工作人员出示辣条包装说,5月7日员工服用的这款辣条食用方法为“开袋即食”,但在包装下方又标注了“警告”,“严禁食用,负责出现的所有后果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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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赴成都调查小组工作人员提供的辣条外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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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赴成都调查小组工作人员提供的辣条外包装,警告中写有“严禁食用”。

“它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导致我们在买到的时候产生误区。当时也给这个辣条厂家发了信息,TA说是可以吃的,后续我们也问药监局要到了许可证跟营业执照。现在店铺已经下架了,我们这边会追究(商家)责任,也会正式地去起诉这个辣条厂”,该工作人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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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赴成都调查小组工作人员提供的与卖辣条商家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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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赴成都调查小组工作人员提供的商家食品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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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赴成都调查小组工作人员提供的商家营业执照。

在家的日子,程露觉得很煎熬。同事告诉她,负责人还在工作,一切如常。丈夫听后,给总部打投诉电话,得到回复,“会调查。”

负责人随后打来电话,丈夫质问为何现在才打来,负责人说:“我们在开启动大会,比较忙。”丈夫问,“是员工的命重要还是你们开会重要?”

程露躺在床上,听到了一切。挂完电话,程露还安慰丈夫不要生气,她还想着上班。

但丈夫脾气硬,马上报了警,父母也再次和总部投诉。5月9日,人事、主管、负责人拎着一篮水果和一箱牛奶来家探望,程露虽然心里不快,还是笑脸相迎。一群人寒暄,坐了三十分钟不到,主题是问候和道歉。程露在一旁没有说太多话,有一点心软。

双方最终达成一致,在丈夫的客套话中,她把三人送走了。

她和冯雪梅私下商量,还希望公司赔偿一些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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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冯雪梅的复查结果为胃炎。

5月中旬,还在病假期间,人事在微信上回复冯雪梅,没有营养费和调理费,“别因为这几千块钱大家闹得这么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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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回复冯雪梅称没有营养费和调理费。

5月19日,程露复查的胃镜报告单显示结果为慢性非萎缩性胃窦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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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露5月19日在天府新区人民医院复查的胃镜报告单。

算了,继续上班吧,程露想。

5月底,程露回到公司上班,她依旧想着寻找工作状态,领导有什么就“积极配合”,回去那几天,她也连续签了好几个业务单子,“特别担心失去这份工作”。

最初回到岗位,主管很关心,时常从三排远的工位跑来,特意问候,“今天身体有没有感觉好一些啊?还有没有吐的症状啊?”

那阵子,喝水的水温稍微偏凉一点,她就会有干呕的冲动,好在见客户戴口罩,没有太大影响。

加班时间依然不减。辣条事件后,公司重新以罚钱替代体罚。吴帅记得,6月底出现了人员调整的迹象,负责人两次在会上透露,公司有考核,没有达标的可能会做一些调整。

而程露经办的业务也不太顺利,客户的款项审批多次被驳回,她询问主管,对方每次都耐心地指出一个新的问题。

正是在那时候,因为上班早高峰挤地铁,无意间被推下楼梯,程露脚踝崴了,请了三天左右的假,一直到6月24日去公司上班。

这天,程露忙着催款,下午5点多开完会,人事把她叫去办公室,桌上放着一张反扣的纸。人事突然说,因为她综合KPI不达标,公司不录用了。

“KPI每个月截图有发给你们,上面写着两个月小于70,公司有权降职和辞退”,人事说。

“大家都没有达到啊”,程露懵了。

吴帅告诉记者,业绩的目标很高,通常情况下大家都很难达到,“一个月只有一两个人完成。”

凌遥遥也认为业绩太难达标,除非每个月来一个大客户,“突然爆发一下。”这让她虽然加班到9、10点,还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

“你不用考虑所有人”,人事对程露说,“可能公司现在也遇到了一些经营困难啊,因为这个疫情,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程露说自己“感受到了公司的无情”,她想到入职的第二个月,因为跑外勤意外流产,她在家休息了半个月,负责人也曾流露出要辞退她的意思。

谈到一半,程露情绪激动起来,一直哭,“觉得特别无厘头和委屈。”谈话分了两次,第二次持续到晚上9点左右,双方不欢而散,最终商议端午节之后再谈。

这天晚上,程露丈夫跟总部CEO打电话说程露被强制辞退,CEO表示不知情,会派人调查。区域总监打来电话,告诉程露照常回去上班,她以为问题解决了。

到了6月28日,人事再次找到程露提出离职。

她很纳闷,但打算退一步,提出可以离职,但要当天结算工资、没完结的业绩提成完结后发放,并要求公司出具辞退报告。

人事列举了公司对程露不满的诸多原因:日常工作不积极,迟到多,请假多,身体也不是很好,“每个销售公司有业绩不好的做人员调动,流失,优化,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人员都快养不起了。”

“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整那么复杂呢?……体体面面地走不好吗?”人事问了好几遍。

她跟程露强调,如果无法接受,会有其他人继续沟通。看着人事已经把离职协议书上的信息填好,时间接近晚上9点,程露无奈,最终签了字。

6月29日中午,她正在去公司的路上,准备做最后的交接,没想到同行(即客户)发来聊天截图,其中主管称此前款项审批迟迟未通过是因为程露业务有“不正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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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给程露发来和主管聊天记录的截图,主管称程露业务有不正当操作。

程露气往上冒,那天丈夫正好出差不在成都,程露走在路上,太阳刺眼,她四顾茫然,感到无依无靠。

走到一条小河边,程露盯着河水,“真想一下跳下去”,她给丈夫发了消息:“照顾好自己,帮我照顾好我妈。”直到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路过,把坐在桥上的她拉下来。

回过神来,她听到对方劝,“你应该维护你正当的权益,找公安部门或者劳动局。”

她跑到劳动局填资料,劳动局给公司打电话,公司否认了她反映的强制辞退、加班、离职未结工资等情况。

她心灰意冷,回到家,焦虑地拨打12345投诉,无果。

对于程露所说的针对及主管言论诋毁的情况,总部赴成都调查小组的工作人员说,款项审批没有通过是因为员工流程没有写清楚,而且“主管说她没有(向客户)发过这样的信息。”

关于是否为强制辞退,该工作人员说,今年4月21日,程露在微信和主管提过离职,“她说年前的愿望实现了,要回家收租、结婚。”

她表示,程露6月的离职是因为个人原因,“离职申请单,离职协议、离职证明也都给到她,走的时候谈得还很愉快。”

记者问到人事多次劝退的情况,该工作人员说,“我拉了一个1月份到2月份的排名,她的业绩是最后一名。”根据她提供的表格,五人中,程露的排名为1月第3,2月最后(该月因疫情,5人业绩皆为个位数),3月第4,4月第2,五月第4,6月排最末。

程露则告诉记者,“这个表格是她们说了算,6月24号那一天还出了两单。”

7月7日,主管回复《封面新闻》称,程露的离职不是辞退,而是“优化”,她说,这不是吃辣条这件事引起的,“主要是她处理这件事的方式方法,感觉对公司太无情了。当然,除了这件事,也(还)有很多(其他的)事。另外,她的业绩也不全是她自己的业绩,很多也是分公司转过来的,公司资源什么的。”

人事则在回复《封面新闻》时称,劝退程露是因为她业绩不佳,“她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业绩很好,但是经常被客户投诉。我们此前也跟她多次沟通。”

7月初,程露在今日头条、抖音、微博上发“员工因业绩差被罚吃辣条进医院”的言论,接受媒体采访。说起离开公司的事,时有哽咽。

她不是没想过打官司,咨询律师,对方建议尽量协商解决,起诉是最后一搏,“时间周期很漫长,耗不过公司。”

这期间,公司没有回应,7月8日,公司在抖音官方账号上发布声明,称网络上出现公司惩罚员工吃“死神辣条”夸大言论,意图诽谤公司并误导网民,将追究法律责任。

冯雪梅记得,她曾在新闻里看到销售业绩不达标,让员工互扇耳光的事,“我当时还在想,这种一点尊严都没有,要是我的话早就离职了,结果没想到发生在自己身上并不是想象那么简单。”

她身体已经好转,犹豫过后,7月23日从公司离职。

程露想过,自己的性格要强、认道理、实在、大大咧咧,其他几个吃辣条的同事还在职,仍有顾虑,怕被开除或影响今后在行业的发展,不敢曝光,而她气愤、不服,一下子全说出来了。

那段日子,有之前关系好的客户不再回复她的消息,她也打算过,以后就在家待着或者改行。她每天在微博上搜辣条事件,怕舆论冷了,公司就不重视了。

身体上的疼痛还未消失。到7月中旬,程露去工商局转移社保,在门口,突然胃疼得蹲在地上起不来。

7月13日,在成都石羊场街道劳动监察大队的调解下,她与公司签了和解协议,公司承诺支付赔偿金。14日,公司发布声明并致歉,表示负责人“因对员工采取不当负激励的方式,并且在事件发生后未及时妥善处理,已采取撤职处理”,公司将成立监督监察委员会,加强公司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总部赴成都调查小组的工作人员在7月19日告诉记者,公司在14、15日给辣条事件受罚员工发了每人5000元的慰问金并签订和解协议,带员工去检查身体,3名在职员工身体无恙。

7月30日,该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后期员工如有确认因辣条直接导致的身体伤害,公司将继续承担全部责任;今后将着重让每个员工都有话语权,鼓励员工对不合理要求说“不”。

这名工作人员还说,近期,公司有相关员工和负责人收到威胁短信,严重危及到员工的正常工作状态和公司的正常运营。

拿到钱那一刻,程露心里还有一点忐忑,和解像是悄无声息地结束,但只有她自己知道,“没有放松的时候。”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程露、吴帅、凌瑶瑶为化名)

责任编辑:彭玮

校对: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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