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由北京三多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制作的5集电视纪录片《从〈中国〉到中国》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10月,在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开幕式上,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范卫平提出了关于纪录片讲述“中国故事”的三个维度: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从现实的视角看中国和从全球的视角看中国。这三个维度恰好可以《从〈中国〉到中国》中一一得到印证。该片创意源自于四部创作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纪录片,分别是1972年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1971年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与夫人法国导演玛塞琳·罗丽丹拍摄的系列纪录片《愚公移山》、1979年美国导演默里·勒纳拍摄的记录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访华之旅的《从毛泽东到莫扎特》、1978年日本导演牛山纯一拍摄的《上海新风》。四部作品,临摹了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国。40年后,《从〈中国〉到中国》重回当年纪录片的拍摄地,寻访故人、体悟变革。正是在这种时空对话、中外对话、影像对话的语境中,当今中国的形象被真实揭示并释放出强大的说服力。

京腔京韵北京城最早(京声京视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1)

别出心裁的“影像中国”

中国形象和中国主题是我国纪录片创作者艺术创作的文化自觉。提及纪录片中的中国形象,上个世纪80年代的系列纪录片《话说长江》《望长城》《黄河》《话说运河》等以长江、长城等地理符号为叙事线索和精神意蕴,用宏大叙事的讲述方式展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展现中国人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的生动写照。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中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如今的中国应如何表达?如何规避宏大叙事的抽象和局部写真的片面?《从〈中国〉到中国》采用历史叙事的方式,将40年前的中国与当今的中国置于同样的观察视域中呈现。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发展、看到了中国的传承、看到了中国人的真实生活。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当今的中国。

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尚未拉开。纪录片《中国》《愚公移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上海新风》从不同视角观察中国,向西方世界展示当时的中国,也成为了《从〈中国〉到中国》观察当前中国的线索。第一集《寻找〈中国〉》随着意大利记者老高寻访的镜头,受众看到曾经的北京京棉三厂的转制,从工厂变成了文化园区;走进了河南南阳大菜园村马雍喜老人的家中,听他讲述从当年的小平房住进了舒适卫生的楼房的变化;站立在安东尼奥尼当年入关的深圳罗湖口岸,见证一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深圳的崛起;第二集、第三集《又见愚公(上、下)》中,镜头关注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郎”的代际传承、观察国家京剧院、北京杂技团历经岁月变迁始终坚守传统文化的努力,体悟中国人的精神传承和文化自信源泉;登上大鱼岛探访由纯女工组建的打渔船“三八船”、前往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家庭感受他们的定居生活、采访大庆由“铁人”王进喜曾经担任队长的1205钻井队队员,则从中感受中国四十年间在民族、性别、产业等层面政策发展的脉络;第四集《中国有知音》从古典音乐的视角看中国日益走上国际交往的舞台中心;第五集《似是故人来》走进上海的寻常巷陌张家宅街道,以小见大地反映上海、中国40年的发展变迁、改革开放的实绩和国民日益丰盈的幸福感。通过《从〈中国〉到中国》的讲述,工业农业、城市乡村、物质精神、国计民生等元素有效聚合,传递出一个真实的当前中国形象。

力透纸背的“真实感”

纪录片的生命是真实。纪录片的真实品质,既来源于拍摄者对于细节的精致掌控,来自对事实素材的精心比对,来自于视听艺术的有效还原,更来自于纪录片艺术表达的“真实感”营建。所谓真实感,不是纪录片创作者单方面对作品的真实表达,而是从传播者和受众双向沟通的理念中所形成的关于作品真实程度的共识。这种共识就是创作者真实地创作,而受众能够通过自己的感官感受,感知到纪录片的真实性。

《从〈中国〉到中国》的真实感营建,来自于作品内涵表达的三个层面。一是真实影像的跨时空对比。40年前的四部纪录片,为人们理解当时的中国提供了珍贵的、具有史料意义的影像。《从〈中国〉到中国》对于当前中国形象的表达和国人幸福生活的讴歌,并未使用华丽的辞藻和主观的表达,而是“用事实说话”。同一地点,镜头从40年前瞬间切换,四十载沧桑巨变倏忽而至。从低矮的平房到拔地的高楼,从简陋的陈设到殷实的生活,从躲避的目光到自信的笑容。镜头切换间,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跃然眼前。二是亲历式的观察和寻访。与躲在镜头后的旁观者视角不同,《从〈中国〉到中国》采用了亲历式的视角。对于当前中国的观察,影片邀请了4位与40年前的纪录片作品有紧密关系的外国人进行实地探访,他们的加入不仅是当年创作者的精神延续,更使该片增加了代入感的受众视角。当这些寻访者踏着前辈创作者曾经的足迹,走上存在于影像当中的土地,感受真实的镜头当中人物的手掌温度时,这份温度自然也传递到了受众掌心。三是深刻的直视。1972年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应邀访华,拍摄记录电影《中国》。然而,局隅于当时的局势和视野,《中国》并未得到中国的认可,甚至引发了对其的批判。时光荏苒,《从〈中国〉到中国》直视了“文革”时期人们局隅的思想和眼界,直面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创伤,受众体悟到的是作品力图传达的中国经历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取得社会发展巨大进步之后直面创伤、直视问题的自信心。当一度回避的问题通过作品正面表达,这种真实就是一种深刻的真实,从而令受众产生发自内心的真实判断和信服感。

叙事结构的“情感和张力”

中国主题和中国形象的宏大,往往容易使纪录片产生自上而下的疏离感,而使受众信息认知有余,而情感认知不足。《从〈中国〉到中国》在揭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绩、讲述今日中国之故事的国家线表述之外,以寻访者为中心还铺陈了一条情感线,使作品保持高昂的主旋律表达外,还充盈着饱满的情感感动。第五集《似是故人来》的寻访主人公是58岁的日本纪录片导演牛山徹也。40多年前,同样作为纪录片导演身份的他的父亲牛山纯一,来到中国上海,拍摄了纪录片《上海新风》。父子二人由于距离的阻隔,似乎成为熟悉的陌生人。40年后,牛山徹也沿着父亲的足迹,重新探访这片土地,寻访当年镜头中的人们,终于理解了父亲多年前探寻这片鲜活的土地的价值和意义。跨越四十年的探访,两代纪录片导演的对话,一对父子的情感和解。此外,第一集当中的两代意大利媒体人、第二集和第三集中的两代法国导演、第四集中的美国音乐家艾萨克·斯特恩和大卫·斯特恩父子,均是透过两代人的有机关联,实现了跨越时空交流。由此,《从〈中国〉到中国》也成为温情的发现之旅,不仅在于发现中国,更在于发现亲情、表达挂念和传达致敬。

《从〈中国〉到中国》结构作品的创意,源自于40年前的四部作品。40年后的重新探访,使该作品的内涵范畴,不仅仅是2018年的中国,而是成为从1970-2018年的中国。时空对比中,作品呈现出巨大的结构张力。如果说,先前的探访,导演是陌生的闯入者和窥视者;而今当下的寻访者是则是带着问题的提问者和采访者,是镜头前面的思考者。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两代纪录片创作者却高度统一,共同思考和回答着“什么是中国”的问题。真实的中国,由一个个具象的中国人构成,是镜头中呈现出的寻常巷陌和熟悉自信的笑容。如此来看,《从〈中国〉到中国》像是一个续集,是40年前四部纪录片的思考延续;《从〈中国〉到中国》更是一个答案,一个关于中国是什么的回答。该片的双线叙事和时空对话的结构形式,赋予了影片更深层的人文魅力和结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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