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于谦写下“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近有“宜宾白毛女”罗昌秀历经十余年方才走出深山。
1958年，陈毅元帅感其坚韧品性，在自贡市亲自接见罗昌秀，她亦没有让人失望，懂得感恩，热爱劳动，后在国家的照顾下担任县政协委员，积极投身于新社会的建设之中。
提到罗昌秀，人们可能会感到陌生，但若提到八大样板戏中的《白毛女》、歌词“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人们的回忆则会被很轻易地勾起。
歌剧《白毛女》首创于1945年的延安，由鲁迅艺术学院对流行于河北一带的民间传说“白毛仙姑”改编而成，讲述了少女喜儿被地主逼入深山，在恶劣环境下变成“白毛女”，后被八路军所救的感人故事。
当时正处于曙光将至之际，距离二战的胜利并不遥远，《白毛女》将浪漫主义与共产党理论融会贯通，在解放区取得了极佳的反响。
这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但它的价值远不止于歌剧领域，还形成了一股逐渐席卷全国的旋风，深刻影响了其他艺术形式对“白毛女”题材的挖掘与呈现。
此后，1951年3月，由王滨、水华执导的《白毛女》，作为一部黑白剧情电影被正式搬上大荧幕；
1958年，由马少波、范钧宏改编的《白毛女》，作为一部现代京剧在中国京剧院展演；
1964年，由上海舞蹈学校改编的《白毛女》，以大型芭蕾舞剧的形式翩然进入人们的眼帘；
1965年，由华三川加工创作的《白毛女》，以连环画的形式再现了白毛女的传奇故事。
《白毛女》并非天方夜谭，在现实中，四川宜宾有位名叫罗昌秀的女子，她的经历与《白毛女》有着不可忽视的相似度，在上世纪中叶名声大噪。
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位“宜宾白毛女”的故事。
罗昌秀生于1923年，这是一个新旧碰撞的年代，也是一个封建残余没有涤清的年代。
罗昌秀的父母体弱多病，兼之当地的红砂土非常贫瘠，因此田地里收成不好，家里穷得揭不开锅。
在1937年父亲罗锡朋去世后，罗昌秀一家生活得更加举步维艰。与罗锡朋有着同一祖父的罗锡联，家里儿女众多，田里置有耕牛、犁耙，还在鱼池湾建起了五间泥墙房，和罗昌秀一家相比要富裕得多。
罗锡联野心勃勃，不仅将罗昌秀一家的土地收入囊中，还把罗昌秀收为丫头。
从此，罗昌秀过上了水深火热的生活。
譬如有一次，罗昌秀被怀疑偷大米，一阵毒打不请自来，她浑身是血、惨叫彻天，也没有换来半分怜悯。
三番五次的毒辣鞭打，让她又惊又惧，终于下定决心逃往深山，这一年，罗昌秀16岁。
罗昌秀逃往的深山是自家附近的乌蒙山分支断头山。当地民谣唱道：“断头山，凄惨惨，十人进山九头断！”
虽不免有夸张的成分，但足以见得断头山生存环境之恶劣。今人重访断头山，能看到一派杂草丛生、落叶堆积、罕有人迹的荒凉景象，想来当初应该与此相去不远，吃什么、穿什么、住在哪都是罗昌秀要面临的难题。
在1939-1951年的12年间，罗昌秀居山洞、饮山泉、嚼野菜，偶尔趁着夜色回家看望母亲，又因为害怕被抓住而匆忙离去。
逐渐地，罗昌秀指甲变长，皮肤变黑，长出老茧与黄褐汗毛，一头白发垂胸驼背。再加上罗昌秀的衣衫已经破得不成样子，只能用藤叶勉强遮身，她看上去俨然成了一个真正的野人。
人们大多对罗昌秀被逼上深山的故事津津乐道，唏嘘于“旧社会把人逼成鬼”，但对她下山后的经历知之甚少。
我们不妨聚焦于她下山后的经历，进一步了解“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巨大转变。
1947年10月，解放区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称：“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不过彼时的四川仍属于国统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四川地区也迎来了解放，罗昌秀家也分得了土地。
罗昌秀在山上偷偷观察到村里呈现出一派新气象，看到来来往往的人喜笑颜开，愁容不再，恰与《醉翁亭记》中“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的描写遥相呼应。
罗昌秀对此感到惊讶，胆子也慢慢变大了些，回家的次数逐渐变多，见到她并了解她遭遇的村人也越来越多。
1951年，罗昌秀的遭遇传进了村农会主席的耳中，主席不敢马虎，立马上报给了上级。
中共双龙区委与宜宾县委对此表示高度的重视，指示道：“一定要把罗昌秀接下山来！”
凤仪乡村干部全力以赴，组织上山寻找罗昌秀，但罗昌秀还是对罗锡联心生惧怕，下山后又多次偷偷跑上山。
1952年，罗锡联撒手人寰，大大减少了罗昌秀的顾虑。
1954年起，罗昌秀帮家里做饭、推磨、拾柴，但由于她习惯了深山生活，一时之间还无法适应与人群相处，因此还常常在家与断头山之间奔走。
一直到1956年，罗昌秀才彻底地离开了深山。
罗昌秀回家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喜外出，终日躲在家里，不愿与陌生人碰面。
在十余年的“野人”生活里，罗昌秀被迫习惯了吃野菜野果、忍饥受饿的感觉。
如今回家后，罗昌秀的肠胃对肉、盐、油等油烟味浓的食物、作料敬谢不敏，饭量颇小，很不适应。
关于走路姿势方面，罗昌秀一时之间也没有改过来，她双脚向内盘，双手捧肚，耸着左肩，显得与常人分外不同。
罗昌秀的故事越传越远，报社、杂志社的众多新闻记者闻讯而来，涌入凤仪村，希望能对罗昌秀进行专访。
但此时的罗昌秀还没有适应新生活，发音器官退化，且怕见陌生人，因此记者们也难以获得详实的采访资料。
凤仪乡总支书记受中共双龙区委派，对罗昌秀进行了不遗余力地帮助与教育，不仅在物质上资助她一套房子，还在精神上扶助她逐渐适应新生活。
社主任周天琴分配给罗昌秀一头母猪，想培养她喂养牲畜的技能。罗昌秀学得很快，把猪草洗净，再切细、捣匀，将母猪养得很好。
在1957年下半年，罗昌秀便获得了500余个工分，被邻居夸道：“是个勤快人，手脚闲不住”。
当地人有着一副古道热肠，关心罗昌秀的婚事，主动为罗昌秀介绍了联合社的生产队长——文树荣。
邻居将文树荣、罗昌秀都请到家里来，文树荣敬佩她的坚韧品性与无畏精神，罗昌秀也对文树荣感到心动，两人的感情在朝夕相处中逐渐升温。
1957年农历5月，罗昌秀、文树荣携手来到凤仪乡政府，共同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满怀喜悦地领取到了结婚证书。
1958年12月，罗昌秀在宜宾专区人民医院诞下第一个孩子。
自从两人结婚后，一连43年都没有吵过架、急过眼，足以见得他们情谊之深厚。
值得一提的是，当地政府还为罗昌秀办理了“农转非”，每月发放400元生活补助费，夫妻两人在政府的照顾下、两人的经营下，生活过得愈发有滋有味。
据罗昌秀的女婿王富强回忆，1958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元帅来到四川一带，在成都、自贡等地巡视。
当时歌剧《白毛女》早已唱遍大江南北，陈毅对此自然也不陌生，他在听说宜宾有一个现实版“白毛女”后，顿生兴趣，指示要见一见罗昌秀。
县委紧急遣人前往凤仪村，用小车将罗昌秀夫妇载去自贡。
陈毅见了罗昌秀，亲切问道：“二娘，你两个娃娃取名没得？”
罗昌秀回答道：“没得。”
陈毅略加思索，道：“那我就帮取一下，儿子取名文关怀，党和人民的关怀嘛；女儿取名文关容。”
除此之外，陈毅还详细地询问了罗昌秀当初受迫害的经历、解放后的生活状况等，对她顽强不屈的反抗精神表示高度褒扬。
1958年6月，宜宾川剧团自编的川剧《宜宾“白毛女”》上演，川剧团邀请罗昌秀前去观看。
据称，罗昌秀在观演时泪如雨下，演出顺利结束后还与主演沈文菊合影留念。
我们不能说歌剧《白毛女》的原型是罗昌秀，只能说她们有颇高的相似度，但是我们能说这部感人至深、轰动全川的川剧《宜宾“白毛女”》的原型正是罗昌秀。
先前提到，罗昌秀在凤仪乡总支书记与社主任的帮助下，逐渐适应新生活，在劳作上也越发得心应手。
1958年3月，罗昌秀由于表现出色，被邀请参与宜宾县的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20世纪60年代，罗昌秀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个人，之后还当选了省妇女代表会议代表与四川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据乡邻回忆，罗昌秀喜欢埋头劳动，不喜欢被围观、长久打量，面对这种情况，她会斥责道：“看啥子嘛，懒得看，我是拿给你看的呀，到街上去看嘛！”
1984年，罗昌秀已年逾花甲，不适合再参与高强度的农业生产劳作。
中共宜宾县委出于罗昌秀在全国尤其是在四川一带有较大影响力的考虑，委派她担任县政协委员。
罗昌秀深深感谢国家的关照，积极做好分内之事，认真处理分派给她的政治事务，按时出席县政协全体委员会议等活动。
关于罗昌秀的晚年生活，可谓是尽享天伦之乐。
罗昌秀曾在1978年将儿子文关怀送去部队，文关怀退役后在工商所工作；
女儿文关容在当地一家酒厂上班；孙子在2002年5月获得了全国初中化学竞赛的二等奖、全国初中数学联赛的三等奖，羡煞旁人。
每到新年之际，当地领导总会去看望罗昌秀，并带上她喜欢的蕨溪、泥溪、什邡的上等叶子烟。
在饮食习惯上，罗昌秀偏好豆豉、豆花、和豆腐乳等甜口豆制品；在身体健康方面，相关部门会不定期地对罗昌秀进行身体检查，罗昌秀一直没患过什么重病，只是肺不太好。
罗昌秀可能也会偶尔回忆起当初被无情鞭打、在深山苦熬的日子，但那些回忆已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糖果色。
因为已经饱受阳光普照、雨露滋润的罗昌秀，不再惧怕过往，也不再惧怕未来。
2002年的年底，罗昌秀犯了心肌梗塞，因抢救无效而猝然长逝。
她走过了波澜壮阔的80年人生历程，但她的故事却并没有终止，仍有无数人在了解她后唏嘘感慨于旧社会之沉重压迫，并从她的重获新生中汲取精神力量，重振旗鼓再出发。
尽管有人认为罗昌秀经历的部分细节仍需商榷，但不可否认的是，罗昌秀是封建社会穷苦人民的一个缩影，也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翻身做主人的一个代表，她是旧社会里含着血泪的野人，却是新社会下受到春风化雨关怀的文明人。
不只罗昌秀，有着这么一群人，生动描绘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现实画卷。
他们分布在全国各个地方，曾深受压迫，挣扎在暗无天日的长夜，但当新社会的钟声敲响之后，凛冬尽散，明月高悬，终于能以平等的姿态，拥抱属于个人的丰收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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