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我读札记之十一卫灵公第十五，共四十二章卫灵公问孔子军事方面的事情，“子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第二天就走了孔子在这一点上知行合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润芝先生则不然，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习而时学之，比孔子的学而习之高妙许多，虽然是被逼的，但大多数人的人生，不都是被逼出来的吗？人生充满偶然性，习而时学之是常态疫情三年了，房地产这个行业已江河日下，恒大只是个导火索，我的下一站在哪？该学点啥才好呢？，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曾仕强无为而治?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曾仕强无为而治
--《论语》我读札记之十一
卫灵公第十五，共四十二章。卫灵公问孔子军事方面的事情，“子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第二天就走了。孔子在这一点上知行合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润芝先生则不然，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习而时学之，比孔子的学而习之高妙许多，虽然是被逼的，但大多数人的人生，不都是被逼出来的吗？人生充满偶然性，习而时学之是常态。疫情三年了，房地产这个行业已江河日下，恒大只是个导火索，我的下一站在哪？该学点啥才好呢？
“…君子固穷，小人斯滥已”，程子解“固守其穷”，朱子解“固有穷时”，从朱子不从程子。君子固然有山穷水尽弹尽粮绝没有办法的时候，却不会胡作非为。第三章“…非也，予一以贯之”中的“一”多解为论语中常出现的“忠恕”，当然说得通，我在此处却想，孔子是对《周易》做过注释而成《十翼》的，这里的“一”，是否可解做“天人合一”的“一”？姑且存之。“子曰：由！知德者鲜矣。”，知德者其实应不少，似为“有德者鲜矣” ， 不仅在那个时代，在任何时代，都是知德者多而有德者少。但如果放宽标准，不伤人不害人，则有德者甚而居多。德也不好说，有天德地德人德，有大德中德小德，有私德公德，大德当然少。我以为，或此句的“知”译为“智”，则表示“智德兼备者很少”，就没有什么歧义了，比李泽厚先生译为“知道”，似乎要略好一点，不知孔老夫子是不是这个意思。
“子曰：无为而治者…”，原来“无为而治”，并不是道家的专利，儒家也讲，听说法家也是讲的。这里的“无为而治”其实是指舜帝分权而治，权力充分下放，则君可无为而治。李记里进一步点评：法家起源于道家，上升为“无为而治而无不治”，表面上无为而治，实际上为“无所不治”创造了无限可能的条件，是一种权术，如今的英日等国的君主立宪制莫非就是？前几天英国伊丽莎白国王去世，英国及英联邦哀荣备至，除了人格魅力，隐约亦可见“无为而治”的影子。儒法互用的圣君贤相，皇帝逍遥乐，宰相苦劳死，是一种治术，这是儒家自讨的，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然也是御史台给逼出来的，相互牵制。明朝朱重八废相后，皇帝才忙碌起来（万历中后期几十年不上朝，却也奇葩，算是特例；清雍正殚精竭虑也是特例）。儒与道均起源于远古巫术（祭礼用），巫术的核心是法术，以前的氏族或部落首领既是大头领又是大巫师，上沟通于天，下服务（管理？）于民。三皇五帝自不必说，尧舜也是，夏商周已是政祭分离，君是君，祭天祭祖有专人负责，与商朝差不多同时代的三星堆古蜀文明，则还是神权社会。
第十一章“…郑声淫，佞人殆…”，陈启源《毛诗.稽古篇》：淫者，非专指男女之欲也，言过其常度耳，沉溺而忘返，故曰淫。故“万恶淫为首”之淫也取此意，就是过度贪婪，沉溺于万恶之中（其中之一或若干），不能自拔之意。李记于此章谈到了儒学的宽容性以及在各个时期的发展：董仲舒吸收墨家的“力田”，于是成为汉惠帝时“孝弟力田”取仕标准，从此有了读书人的“耕读为本”，直至市场经济大潮来临之前。孔子本来却是不屑于樊迟的问稼问圃的，在此篇第二十三章还在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䘵在其中矣。君子谋道不谋食”，说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还有诸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引诱之语，因“有教无类”，又使后世许多寒门，节衣缩食促其子弟发愤读书。曾几何时，读书无用又盛行一时，“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也能没马蹄”，不过，随着时代发展，读书虽也不至完全无用，却也不是禄在其中，更难天下知，只是谋食的基础了。故芸芸众生，皆成孔子口中的小人了（普通老百姓）。其实没什么不好，社会发展进步使然。董仲舒又吸收阴阳家的阴阳五行，成为儒家的“仁，天心也”，儒家的“为天地立心”即来源于此：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为阴阳之合，五常（仁义礼智信）与五行的木金水火土（五行顺序为木火土金水，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相合（仁合木，木又在五行中东南西北中的中间，所以仁为天心）。又吸收道家的“道”“有无”等思想，从而有了儒家的“故元者，为万物之本…”，以及天人感应、君王顺天行道等理念，将儒家的仁礼与道法自然联系起来。又融合法家思想提出了德主刑辅、大德小刑、引经决狱等儒家思想。从此儒道互补、儒法互用。唐及南北朝时期佛教鼎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从官方到民间影响极大。儒学则因缺少本体论和思辨而式微，由此宋明理学兴起，从周敦颐的“太极”本体论，到张载的“气”本体论，再到二程的“理”本体论，从宇宙生成到万物化生，形成了基本的理论框架。朱熹是集大成者，儒学从此有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彼岸的人皆可成佛，由借鉴而创造性地转化为此岸的人皆可以成圣，儒学重又复兴崛起。宋明理学的基本内涵，就是以道体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居敬明诚为存养工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定位、以成圣为目标。从元仁宗1313年恢复科举开始，科举基本上以朱注四书（《孟子》、《大学》、《中庸》、《论语》）为主要教材，直至1905年清末取消科举。当然，一方面是弘扬另一方面亦是束缚。李泽厚先生在思想史里是不太注重阳明心学的，常笼统称之为宋明理学，当然，王阳明自己大多数时候也是尊崇朱熹理学的，虽然可能只是口头上。冯友兰先生则将理学心学分得很清楚，朱熹与二程中的小程程颐是一脉，一物便有一理，王阳明则与二程中的大程程颢是一脉，与万物融为一体。李先生寄希望于今日儒学，如何融会马列、海德格尔以迎接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的挑战，我猜测李先生的意思，就像当初以道释佛、以儒释佛以及以儒释以道为基础的佛，从而为儒所用。冯友兰先生其实亦有此理想，只不过李泽厚先生讲究“情本体”，冯先生讲究“以负的方法”求得“不知之知”而已。康有为、梁启超，曾经在儒学与西学的连接上下过一番功夫，对孔孟之道的世界意义、对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做过一些比较。新儒家则是指熊十力、梁漱溟、当然也包括冯友兰以及牟宗三。手头已有一些资料，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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