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在冬尽春来、新旧交接的时节人们迎来春节这一盛大的民族节日，春节是新生的节日，是欢快的节日，喜庆祥和是现代春节的主题。
作为新年的春节，在辛亥革命以前称为新正、元日、元旦、正旦、三元日等，自汉武帝颁行《太初历》始，新年就定在正月初一，此后历代相沿。辛亥革命以后为了改封建正朔，打破王朝纪年，于是推行西历，使用公元纪年，在时间上与世界同步，由于夏历合乎农时，便于民生，因此农历与公历并行，并将公历一月一日定为元旦，旧历的正月初一称为春节。
其实，春节的本义并不是岁首，虽然她也曾作过历年的开端，但岁首很早就被确定在夏历新年，古代的春节为立春之节，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中首节，她是迎春的节日。立春在传统社会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农业是民生的主业，农业有很强的季节性，春天对于传统社会的民众来说是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时节，“一年之际在于春”。古代帝王为了表示对天时的尊重，在立春到来之前的三天，即开始斋戒，“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礼记·月令》）。在基层社会有“鞭春”的习俗，鞭打土牛的仪式一般有地方官员主持，以显示政府对时间的把握及对农功的督导。农历是阴阳合历，人们在历法创始时就注意岁年与时令的配合，“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尚书·尧典》）。由于用闰月的方法，弥补了历年与太阳年的岁差，所以农历岁年与四时节序基本上是同步循环，就是说新的年度周期的开始，新一轮季节循环的开端。这样，立春与岁首或前或后相差不过几天，新年适逢立春的时节比较少见，俗有“十年难逢初一春”之说。但立春与新年毕竟在同一时段，而民俗又重新年，所以人们在庆贺新年的同时喜迎新春。天时与人时即自然时序与人文时序交融，因此说现代的春节包括了近代以前的立春与岁首两大节日，而这两大节在民间很早就有了交涉与勾连，所以以春节名新年可谓名正言顺、合情合理。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就过节的人口与民族、地区数量比例及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而言），她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内涵。春节凝结着中国人的伦理情感、生命意识、审美趣味与宗教情怀，年节仪式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集中展示，人们在享受着年节文化的同时也表演着民族的节日文化。民族文化正是在节日这一特定的时空设置中得到传承与弘扬。
清·佚名《福贵岁朝图轴》中古代宫廷贵族欢度春节景象
广义的春节包括年前岁后两个部分，在这岁时循环的转换时节，驱旧与迎新构成传统春节的两大主题。以岁首为线，岁前驱邪除秽，岁后迎新纳福。这种时段的切分是基于民众传统的时间观念。在中国民众的传统时间观念中，时间类似生命机体，它有善有恶，有生有死。岁时循环以年度为周期，循环不是追随旧轨的重复，而是新一轮的循环，中国民众有着较强的更新意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因此，在岁末年根举行一系列严肃的仪式将旧年送走。
传统的年节从腊日开始，腊日在魏晋以前日期不固定，根据王朝的行运而定，盛日为祖，衰日为腊，如汉朝火德，火衰于戌，故以十二月戌日为腊。南朝时腊日已定在十二月初八。腊日在古代主要是祭祀百神之日，它来源于丰收后的赛神狂欢活动，孔子的学生子贡目睹了腊祭盛况，“一国之人皆若狂”（《礼记·杂记下》）。当时行周历，以十月为岁末，因此丰收之庆与改岁之喜合而为一。汉代改用夏历，十二月为岁末，腊祭与丰收祭在时间上已经脱离，“腊，接也，新故交接”（《风俗通义》）。接近立春的腊日虽一如既往地祭神、祭祖，但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逐除以迎新春的傩仪活动上。
驱疫行傩的时间或在腊前一日、或腊日、或除夕之前，是整个腊月的主题活动。在驱疫的仪式中有两类法器必不可少，即鼓与面具。鼓在古代是撼天动地的神器，鼓声如雷，而雷是上天的特定语言，“动万物者，莫疾乎雷”（《周易·说卦传》）。鼓声是对雷鸣的巫术模拟，腊鼓召唤着春天。南朝梁代荆楚地方民谚云：“腊鼓鸣，春草生。”村民在腊日这天都敲起细腰鼓，戴上异形面具，“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荆楚岁时记》）。以咚咚腊鼓驱送旧岁的习俗在中原得到传承，在河南濮阳一带，腊八傍晚，许多村落要擂起大鼓，有的从此日开始，每天击鼓直至除夕（《河南省志·民俗志》）。面具在傩仪中有着神异的意义，驱傩活动的参加者只要戴上称为胡头或戏头的变形面具，他们就不再被当作常人，在这一神圣的仪式中，他们代表神的力量，以驱除疫鬼。周人以时行傩，傩仪模拟战斗的方式，一人扮方相氏，身蒙熊皮，头戴四只眼的黄色面具，上身穿黑色的衣服，下身着红色的裤子，执戈扬盾，率领上百个扮十二神兽的仆隶，鼓舞而行，“索室驱疫”（《周礼·夏官司马第四》）。东汉驱傩的场面更为壮观，方相氏持钺，巫觋操桃木帚，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童子一百二十人，人人头扎红头巾，身穿皂色衣，手持桃弓棘箭，击鼓呼噪，逐射群鬼，“以除疾疫”。甚至动用上千的骑士，传递火炬将疫鬼驱入洛水之中。这是宫中的“卒岁大傩”。
民间的岁末傩仪，虽没有皇家如此气派，但同样隆重、热闹，先秦“乡人傩”，孔子朝服而观。晋朝时荆州人因驱傩发生斗殴，荆州刺史不得不派军人维持秩序。可见民间驱傩的规模也不小。南北朝以后，驱傩活动逐渐渗入了游戏的性质，如南朝梁人曹景宗腊月借“邪呼逐除”的机会，“遍往人家乞酒食”（《南史·本传》）。宋朝岁末驱傩称为“打野胡”或“打夜胡”，它的得名显然是来源于驱傩的鼓噪邪呼。这时的傩仪已渐变为傩戏，每至腊月，乡村、都市都有人例行舞傩，贫者还扮成神鬼模样，敲锣击鼓、以此为岁末乞讨的方式。这时仍具有驱疫的意义（《东京梦华录》卷10）。明清时期傩舞的表演性更强，宗教意义趋淡，但它始终具有驱避疫邪的原始意味。
腊月除了借集体力量驱恶逐邪外，民户人家还通过扫除屋尘，照虚耗，沐浴、理发等方式除旧迎新。即使是世间正神，在改岁之际，也得回归上界，对于这些神灵自然不能以武力驱赶，最好的方式是礼送出境，让他们离开世间、返回天庭。腊月二十四是送百神的日子，宋人在这天要备茶果、烧纸钱送神，包括灶神在内七祀诸神及百神都在礼送之列，似乎此一任期届满，新年重授新职。其中祭送灶神最为隆重，虽然灶神形象由老妇人变为灶王爷，祭祀日期由腊八改为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但民间祭祀热情不减，至今部分乡村农家仍在中堂上供有“东厨司命”的神位。民以食为天，灶神与民生最为切近，祭灶自然要盛大其事，古代一般以美酒佳肴祭灶，正如范成大《祭灶词》所描绘：“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圆。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近世祭灶花样翻新，不仅要以酒醉司命、灶糖沾嘴，还要为灶神上天准备灶马、草料。河南唐河旧时送灶神，不仅由主祭家长将雄鸡献给灶神作灶马，而且还准备两套黄纸马，一套送灶神上天时用，一套在元日黎明时焚化，以作为迎灶神回宫之马（《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南）。交年之后百神上天，人们忙着筹办大年的团圆饭。
明·李士达《岁朝图》除尘场景（局部）
年三十是旧年的最后一天，所谓“月穷岁尽”，也是新年的前夕，是除旧迎新的重要时间界点。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除夕的“团年饭”，也称“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菜肴中必备丸子一类（如肉丸、鱼丸、藕丸等），以为完完全全、团团圆圆的象征，不仅家人欢聚共宴，而且要将祖先请回团年。鬼魅逐出，天神送走，祖先请回，体现了中国人的伦理情感。团年饭后，长辈要给小儿压岁钱，这既是喜庆的贺岁之礼，也是长辈给予幼儿以保护力量。人们依靠家族的集体力量共度年关。现代人欢度的年节在传统社会（特别在早期社会）人们的时间观念中，更多的是时间转换阶段的危机意识，过节与度厄在他们那里是融为一体的。大年夜灯火通明，全家人围炉夜话，通宵不眠，名为“守岁”。晋朝已有守岁之俗，周处《风土记》说蜀人“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守岁”顾名思义是守候新岁，在新岁降临之际，人们应及时燃鞭接年。
正月初一凌晨，新年真的来到，人们开门鸣鞭燃烛迎接新年。荆州沔阳人新年开门很有意味，家长快速而有力地拉开门闩，并不停口地颂念：“开门大发财，元宝滚进来！”同时家人一涌而出，在大门外偏东方向燃放鞭炮，点“发宝柴”（即芦炬），称为“出天行”（见调查笔记）。旧年紧闭的大门，这时刷地打开，一关一开之间，已将民众的时间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年夜关门团年，意味着人们与旧年联系的隔断，此时新年尚未来到，人们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的时间空档状态，这对于将时间视为生活参照系的传统社会的人们来说，无疑有些诚惶诚恐，急切盼望新年。因此，子时一到，即刻开门迎年，人们重新回到了时间之中，而且是拥有新的时间。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新岁之初，人新物新事事新，一切都在更新之中。大门是人们进出的通道，也是家与外界的联系点与分隔点，因此门口是人们着意标新的地方。首先用新桃换下旧符，宋代以前人们在门户上方钉桃木板，书辟邪字样或刻门神。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在桃符上写的字越来越多，并形成对仗工整寓吉祥意义的联语，于是出现了春联这一新年门饰。相传五代后蜀国主孟昶是第一幅名联的作者，他撰写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联语，开创了雅俗共赏的文学新体裁。明朝之后，春联更为普遍。门神形象也很早从桃木走到纸上，新年贴门神在唐宋成为年节习俗。门神形象各异，主要有神荼、郁垒及秦叔宝、尉迟恭等新老门神，打鬼的钟馗也在民间被奉为门神。威猛的门神给人们以安居的心理保证。随着神异色彩的淡化，门神像逐渐衍为祝吉的年画。在清代已形成了三大年画生产地：天津的“杨柳青”、苏州的“桃花坞”与山东潍县。年画题材有“推车进宝”、“四季平安”、“麒麟送子”等，表达了民众的祈福的愿望与迎新的旨趣。
明·朱见深《岁朝佳兆图》中的钟馗形象
与新年相应，物事惟新，人亦“从新”。人们不仅要着新衣新帽，插花戴胜，“形容改从新也”（《荆楚岁时记》）。而且要饮春酒，食春盘，保健身体，以从岁时变化，所谓“正旦辟恶酒，新年长命杯”（庾信《正旦蒙赵王赍酒》）。拜年是岁首的主要活动，人们在度过旧岁迎来新年之际，互相庆贺，以祝新生。同时它亦隐含了人伦关系再造的意义，朝廷有盛大的“元会”，君臣相贺，确定新的君臣之义。民间人们以拜年的形式更新家族、乡邻的伦理关系以及与神灵的关系。广东海丰有一首新年歌唱得好：“初一人拜神，初二人拜人，初三穷鬼日，初四人等神。”（娄子匡编《新年风俗志》）初一祭拜天地，家内拜贺，定尊卑长幼之序；初二拜亲戚邻里，联络亲情、乡情，整合乡里关系；初三送走穷鬼，以祈丰年；初四接回新神，人们以新的面貌、新的精神重新缔结人神关系。年节活动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以舞龙灯、玩社火的形式将整个社区联系起来。人们由家内到家外，由亲友到乡邻，由近及远，由里及外，将节日时间活动变成社会关系更新的进程表。由此可以看出传统中国人的深层意识。所以说在传统社会民众的时间意识中，春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吃吃喝喝的游戏玩耍的娱乐日，她有着很强的伦理意义。即使在今天以娱乐休闲为主的春节，其中仍有着再造与整合社会人伦关系的意味，只是它没有乡村社会那么浓烈而已。
春节是热闹的，脆响的爆竹，大红的春联，喜庆的年画，翻腾的龙舞，都昭示着盎然的春意，一切烦恼与霉运都留在了旧岁，人们在新的岁月里追寻新的希望。从人们饱含情意的新年祝福中，我们真的为这古老民族不息的生命意识所感动。在中国走向世界的今天，我们拿什么奉献给世界，只有保持我们民族的文化特色，我们才能为世界文化增添色彩。年节是民族情感的凝聚点，又是有声有色、动人心魄的文化风景，我们保存她、珍重她，让这一世界华人共享的民族文化节日，成为解不开的民族心结。不要因为她老而说她旧，不要因为今天已进入后工业时代而嫌其俗，我们是中国人，就该过自己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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