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百家，各先进思想层出不穷，为何唯独儒家传承下来，贯穿了中国历史中长达两千年的“中世纪”呢？
为了写好这篇文章，笔者特地重读了《资治通鉴》，重点梳理了诸子百家衰落及儒家崛起的过程。在诸子百家发展的过程中，各学派逐渐分裂成支脉，这种现象尤以儒家及墨家最为明显。
《韩非子·显学》记载：“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
身为法家代表的韩非子，无疑处于儒、墨两大学派的对立面。法家门生无疑会收集儒家、墨家的内部信息，并在长久的分析中，对敌对的学派了若指掌。韩非子给出的观点可以说是相当客观了，足见儒家、墨家这类受到统治者欢迎的显学有极其复杂的派系结构。
儒家在孔子过世之后，由其八个弟子组建了八大学派，其思想虽有分歧，却个个被冠以儒家正统的头衔。
至于其它学派，在传承过程中没有出现惊世骇俗的开拓者，后人在发展学派的过程中提出的零散思想，被收录进原本的学派典籍中。例如，兵家的《孙子兵法》、杂家的《吕氏春秋》、纵横家的《鬼谷子》中，就收录有大量学派后继者提出的新思想。
这种现象对于文化的传承来说并非坏事，反而促进了各思想蓬勃发展。有些学派专注于某一领域，在某个方面有所长，例如：农家、兵家等。一些学派，则将思想发展成辅佐君王治国的立国之基，如：儒家、道家、法家等。不过，短暂的繁荣之后，百家争鸣的开放环境便迎来了灭顶之灾。
嬴政奋六世之余烈，靠着老祖宗留下的家底战胜了六国诸侯，一统江山。实际上，“六世之余烈”只是个空泛的概念，嬴政之所以能扫清六合，靠的还是商鞅及其背后的法家思想。大秦因何而强盛？以人头换爵位的军功制，动辄斩首弃市的严刑峻法，这些都是法家所倡导的思想。
秦国统治者独尊法家，并将法家奉为唯一合法的学派。统治者的支持，使法家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唯一的显学。作为胜利者的法家子弟，自然要不遗余力地打压其他学派，对儒家、墨家这两大敌对学派的压迫更甚。儒、墨两家首当其冲，成为诸子百家中最先遭殃的学派。
法家子弟给出的理由相当充分，“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首先将目标指向了组织纪律性极强的墨家。很多现代人将“侠以武犯禁”与武侠小说中的大侠理论归为一谈，其实，这种认知是非常狭隘的。墨家之侠，与世人所理解的“侠客”尚有区别。
秦惠文王时期，墨家的第四代掌门巨子带着墨家子弟入驻秦国，为大秦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墨家巨子的愿望，无非是让墨家思想在秦国落地开花，让兼爱、非攻的思想传扬开来。殊不知，秦国统治者看重的并不是墨家之思想，而是墨家子弟扎实的手艺。因此，墨家虽入驻秦国，但却只被安排在工匠阶层，成为秦国对外战争的武器。
可悲的是，后来的墨家子弟为了在秦国落脚，不得不放弃了最基本的操守，不再向统治者倡议推行兼爱非攻的思想，而是向秦国提供新式武器装备。核心思想的崩塌，使无数墨者丧失了信仰，墨家亦失去了让墨者靠拢的向心力。至此，春秋战国时期最严密的组织结构——墨家土崩瓦解，逐渐消失于史册。
诚然，法家的打压是墨家消失的重要因素，但亦不能排除失去了根本信仰的墨者、墨侠与学派离心离德，从学派中主动脱身。
那么，一度兴盛的墨家没落到什么程度呢？
据文献记载，西汉建立之初，诸子百家得以在相对宽容的环境下复兴。然而，大多旧日遭受打压的学派重新崛起，偏偏不见墨者的身影。在司马迁修撰《史记》的过程中，关于墨家后续发展的文字只有只言片语，可见，此时的墨家已名存实亡。
在战国时代，儒家无疑是兴盛的显学。因此，在秦朝建立以后，嬴政也曾向儒家子弟敞开大门，邀请他们来到秦朝的中央系统，让他们为秦朝的未来发展献计献策。对于儒生来说，这无疑是天大的机会，只要能说服秦王，他们就可以后发制人，取代法家成为新一代显学。
然而，儒生的幻想止步于李斯。在探讨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可行性时，李斯紧抓住儒家“不法先王”的观点不放，扼杀了儒学崛起于秦朝的希望。在李斯的建议下，秦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焚烧诸子百家的典籍，并废黜各地孔子门生开办的私学，禁止人们谈论与诗、书相关的过程。
在这一法令的执行过程中，避免不了一番血腥冲突，所以，“焚书”过后又发生了“坑儒”这种残忍的屠杀事件。虽然，这种类似文字狱的白色恐怖仅持续了短短几年，但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儒家乃至其他学派积累了数百年的典籍却毁于一旦。
以至于，活在当代的我们，只能从秦朝宫廷及民间留存的少量“禁书”中，一窥先秦时期的思想繁荣了。
在汉朝建立之初，儒学同样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当时有一群儒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面见刘邦，然而刘邦向来瞧不起这些只会空谈误国的读书人，认为他们是百无一用的“腐儒”，对他们极尽羞辱和嘲讽。不过，后来发生的一起事件改变了刘邦的观点，亦使儒学得以重新成为显学。
刘邦是我国历史上首个以草根身份登基的布衣天子，追随他打天下的除了一些旧六国贵族之外，亦是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的草台班子。某次刘邦在宫中大设宴席，款待群臣，这些没有礼仪概念的大臣当众喝得人仰马翻，闹出不少乱子。有的大臣喝高了，拔出宝剑砍向宫里的柱子；有些大臣喝高了，朝着刘邦大吼大叫；有的大臣喝高了，对倒酒的宫女上下其手。
可以说，这是封建时代最离谱的宫廷宴会，大臣没有大臣的样子，肆无忌惮地撒酒疯。但此时的刘邦已不再是早年那个与部下平起平坐的沛公，而是君临天下的皇帝，身份的转变使他无法容忍大臣们的失礼。然而，这些大臣无不是在战争时期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元勋，刘邦无法因为这些小事对他们加以惩处。两难之下，刘邦只好坐在龙椅上生闷气，不知如何是好。
值此之际，不显山不露水的叔孙通站了出来，向刘邦兜售儒家尊崇的礼法，并为刘邦规划了君臣有别尊卑有序的政治前景。刘邦本对儒生没什么好感，但此时的他只想让大臣的行为有所收敛，只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叔孙通规范礼制。叔孙通在秦礼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制订了符合汉朝的礼制。经过一番排演过后，大臣们井然有序地向刘邦行礼，没有丝毫僭越。
之后，在又一次的全国性大朝会里，刘邦看到文武百官和各诸侯谦恭地站在大殿上，终于体会到了君临天下的满足感。对于帮助他规范礼制的儒家，刘邦只给出了一句评价：“直到今天，我才明白皇帝有多尊贵！”显然，这是对儒家最大的鼓励。至此，刘邦终于意识到儒学才是封建集权最需要的思想。在平定英布叛乱后，班师回朝途中刘邦特地绕路来到山东孔庙，以礼祭祀了圣人孔子。
从这以后，历朝历代的皇帝们皆沿袭了这一传统，定期祭拜孔子。
有了刘邦的表率作用，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均接受了儒家思想，促使儒学得以蓬勃发展。那些在秦朝时期饱受欺压的儒生，凭借记忆重新抄写了儒学经典。到了汉武帝时期，儒学正式取代了黄老学说成为当世第一的显学。在董仲舒的倡议下，汉武帝废黜了除儒学之外的百家思想，使儒学成为汉代唯一的主导思想。
那么，曾经凌驾于儒家之上的法家又去了哪里呢？
其实，法家思想早已融入到帝王的霸道之中，成为帝王术的一部分。自汉武帝之后，汉朝皇帝开始采用儒家之王道糅合法家之霸道的统治思想，也就是汉宣帝口中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在未来的朝代里，虽然，统治者仍沿用这一治国方针，但以法家为代表的司法吏逐渐沦为没有上升空间的“底层事业编”，反观儒生几乎垄断了朝野要职，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清统衰落。
参考资料：
【《儒家的发展历程》、《资治通鉴》、《史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