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制的消亡是人类社会从封建时代步入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还保留着权力可以代代世袭、根据血统出身来看待他人身份的传统。
那么就会被认为是一个不够现代化的国家，例如在不少地方还保留种姓制度残余的印度就被常被看做是不够进步的代表性国家之一。
不过令人感到好奇的是，作为全世界最早进入现代化的西欧，却仍然保留着远远比中国多的封建残余，诸如贵族爵位、血统出身、君主制等等，出入上流社会时，人们往往以拥有一份贵族爵位为荣。
其中又以英国最具代表性。戴安娜王妃是欧洲家喻户晓的人物，被人冠之以“平民王妃”的称号而深受英国人爱戴。
可令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平民王妃竟也是出身显赫、祖上权势非同小可的重磅贵族后裔。
戴安娜所在的斯宾塞家族，是英国中世纪时期富得流油的一名羊毛商，通过捐钱买来了一个伯爵爵位，在英国政坛有着不俗的影响力，家族做过海军大臣、财政大臣、总督等职位。
戴安娜的父亲就是第八代伯爵，在现任英国女王手下担任过侍卫官，如果不是这层贵族身份，她是连和查尔斯王子见面认识的机会都没有。
而在政治上来说，英国、荷兰、瑞典、西班牙仍然保留着可以世袭的王室，国家元首仍然由国王担任。
其中一些国王并不是如普通人所想象的吉祥物，例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具备相当大的理论权力，在脱欧进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从社会人才选拔上，贵族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例如英国2500多所私立贵族学校，以占7%的学生数量占据了全国高中三分之一优等生（“3A”成绩）的比例。
即使是以扫荡了封建余毒、爆发了大革命的法国，贵族的影响仍然持续至今，21世纪后仍然有上万人编造了各类家谱以伪造贵族身份。
与之相比，西方意义上的这种贵族在中国虽然很早就出现，但是随着朝代的推移，贵族的影响力愈发地减弱，以至于步入近代以后，在政治上的贵族制是完完全全不复存在。
那种几百年前延续至今、代代辉煌的政治家族更是不复存在，最近的爱新觉罗家族在辛亥革命后就退出了政治舞台，其后裔现如今也主要沦为平民阶层。
为什么首先进入现代社会的西方国家仍然保留了比中国更严重的贵族政治残余呢？难道是西方革命不够彻底吗？
（英国女王在国会致辞）
（一）愈加完善的中央集权VS屡屡失败的大一统贵族主导政治在人类文明历史上的常见现象，从夏商周三代开始中国也出现过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贵族政治，其中最为经典的属于西周的宗法分封制，政权被垄断在贵族手中，平民既没有参政权也没有当兵的义务。
（西周分封制）
周王对于各地方的统治依赖于世袭的诸侯，这一点与西方中世纪非常相似。理论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诸侯都要对周王效忠，但在现实中周王的权力有限，加上交通条件落后，无法对法理上的土地做到长臂管辖。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随着血缘愈发地久远，各大诸侯王与周王的关系渐渐疏远，到了春秋时期终于演变成为了小邦林立的时代，正如神圣罗马帝国权力迅速分散开来一样。
但是与西欧不同的是，中国的贵族政治时期发展得相对短暂，到了战国时代就出现了明显的大一统趋势，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西欧大部分地方尚处于“日耳曼森林”的蛮族时代，中国就完成了初步的大一统。
（秦始皇）
尤其令至今所有中国人受益匪浅的是，在完成统一时，秦始皇选择了崭新的郡县制而非传统的贵族分封制。
郡县制，意味着统治机构的位置除了皇帝以外，今后原则上不再由血统决定，根据才能、品德而非血缘的观念渐渐深入了中国人的大脑之中，这直接使得贵族在政治上遭到了釜底抽薪的打击。
同时由于郡县制下地方人事权、财政权大幅过渡给中央，地方上的割据分裂势力所掀起的叛乱成功率迅速下降。
也就是说，在郡县制确立后的2000年后，中国贵族政治被剥夺了土地统治权这一土壤，就无法形成深厚的势力。
与之相反，西方的贵族却与土地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紧密关系。即使如查理大帝统一了西欧大部分地区，也因为技术的限制而不得不将手下的土地一层层地分封出去。
（查理大帝）
国王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实力最强的贵族，他能从地方上得到的主要帮助为各个诸侯战时的必要军事援助（一年40多天的义务军役），除此之外便从一块王室土地得到收入。
任何试图收回贵族土地进行中央集权的做法将要面临着贵族强有力的反抗，离开了贵族的支持，国王自己就成了无根之木。
（西欧农庄）
虽然有不少雄心壮志的统治者准备干出秦始皇那般的伟业，但基本下场如同拿破仑一样遭到西欧诸国组建的包围网群殴，尤其是以英国为敌手的制衡。
无法实现高度集权，地方上的贵族势力愈发根深蒂固，地方与中央的分离主义倾向始终存在，一旦中央崩塌就很容易出现国家解体的现象，例如奥匈帝国这个保留了大量贵族特权的二元制国家，一战战败就立刻四分五裂，形成了捷克、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
（二）天街踏尽公卿骨——灭绝贵族的总体战vs 小规模的“村战”战争既是产生贵族的最重要来源，也是消灭贵族的最快途径。
中国的贵族虽经秦始皇郡县制的打击而势力大减，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凭借着九品中正制继续演化为垄断官位的世家门阀大族。
“上品无寒族、下品无士族”，每逢乱世，这些士族就修筑碉堡抵抗战乱，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中华文化的种子，但也极大地阻碍了阶层流通，即使隋唐推行了科举制也未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唐太宗对此也颇为无可奈何：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凌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
（黄巢起义）
直到唐朝末年，一场席卷全国的动乱，方让中国彻底走出了贵族社会的阴霾而迈向了宋朝及其以后的平民地主政权时代。
公元881年，黄巢起义军进入唐帝国的心脏，此时的长安洛阳聚集了全国绝大多数的门阀精英，他们和普通长安民众一样成为了黄巢大军随意烧杀抢掠的猎物，黄巢本人无法制止，只能任由乌合之众大开杀戒。
一首诗句如此描绘：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黄巢入长安）
积攒了数百年的世家大族在这次动乱中几乎遭到了团灭的结局，家族传承数百年的典籍财物丧失殆尽，彻底失去了在中国政坛上翻云覆雨的影响力。
以至于此后的朝代，平民地主阶层终于取代了士家大族成为了中国官僚阶层的主体部分，中央权力进一步加强。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将其称之为“唐宋之变”，即“从政治上讲，是贵族政治的衰落，君主政治的兴起。”
及至宋元明清，中国贵族屡屡在朝代灭亡之时遭到前朝的毁灭性打击和农民起义军的疯狂报复，能够活到下一个朝代已是相当难得。
那么，欧洲呢？
与中国相比，西方中世纪时期的战争类似于春秋时期的一种“宋襄公式”战争，虽然战争次数频繁，但是每次发生的规模都远远逊于人们印象中那种十万人以上的大战。
在著名的英法百年战争时期，法国在阿金库尔战役中仅仅损失了六千多人就元气大伤。
对于多数国家来说，能够动员出五万人以上的作战部队就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国力承受上限，更多时候是几百人甚至几十人的小规模“村战”。
（波兰翼骑兵）
战争规模小，意味着贵族的损失可以有及时补充的空间，又由于贵族多分散在全国各地，不像唐朝后期集中在首都地区，故而即使一个国家的心脏被占领，全国其他地方的贵族仍然可以保留元气。
所以直到一战二战之前，贵族仍然可以在政治上保留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纵使像法国这样经历启蒙运动、大革命洗礼的模范国家也避免不了君主复辟。
既然贵族的势力无法铲除，那么出于社会现实考虑，中央就不得不以与贵族共存而非消灭贵族的方式进入近代化社会，在贵族的配合之下进行相关社会变革，这就是英国贵族至今仍然繁衍不息的原因之一。
不过一战二战的爆发，西欧贵族在空前残酷的总体战面前迎来了自己最后的辉煌时刻，在无情的炮火中一批批地倒下。
据统计，一战中，英军士兵战场死亡率高达12%，而贵族的死亡率更是达到20%，其中光是首相的儿子就直接战死3人。
（一战英军）
时人这样形容：即使你赢得了整个战争，但你失去了一代人。
战争结束后，西欧各国的贵族力量不复从前，平民阶层崛起的趋势再也无法阻挡，诸如福利国家、全民选举的时代正式到来。
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的历史普遍比中国要短，当西方贵族正沉浸在小规模的春秋式战争之时，中国贵族已经在恐怖残酷的战火中被血洗了无数次，所以自然西方保留了更多的贵族元素。
王侯将相 宁有种乎陈胜吴广的一句口号堪称刻印在中国人思想里的平民主义精神代表。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面就充满了一种实用主义、现实主义的精神，对于君权神授、血统高贵继承的概念屡屡嗤之以鼻，内心并不真正认同那些为贵族服务的虚假意识形态宣传。
（陈胜吴广）
历朝历代的贵族尽管为了渲染自己地位的合法性做了无数神话、宗教上的修饰，但中国人只认定一条标准：有枪便是草头王。
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神州六亿尽尧舜，没有谁是与生俱来的贵族，没有什么万世传承的血统，如果一个统治者既做不到体谅人民、顺应天命，又丢掉了武力成为一个光杆司令，那么随时会有人取而代之。
遍观史书不难发现，当西方人执着于迂腐的宗教观念将贵族血统奉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时，中国人已经打碎了这种窠臼，在残酷的竞争中，将一个又一个不合格的血统家族赶下了政治舞台，换上了更有能力的统治者。
结语总而言之，因为缺少中国那样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制度、决绝暴烈的社会变革强度，西方固然保留了一些有价值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
甚至于帮助巩固国家凝聚力、确保国家外交实力（例如英国女王），但也为此付出了社会封建残余过多的代价，多多少少留下了一套贵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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