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关羽，世人皆不免想起那个生擒于禁，水淹七军，一时之间威震华夏的将军，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关羽墓出土怪事?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关羽墓出土怪事
提到关羽，世人皆不免想起那个生擒于禁，水淹七军，一时之间威震华夏的将军。
也不免嗟叹，如此威名赫赫的一代虎将会因为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走投无路，兵败身陨。
但是，关羽失了荆州真是单单由于其大意所导致的吗？这似乎从关羽死后的二百年左右至今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认识。
然而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其绝对不是单纯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其必然存在支撑这样一个事件爆发的内外客观条件。
在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后，我们从竹简中的21个字里再次证实了关羽之死并非仅仅是大意而已。
一、败走前后公元219年，关羽北伐襄樊，连连得手，围困曹仁，水淹于禁七军，斩庞德。
一时之间把曹操逼得甚至要迁都，拉着自己年过六旬的身子，拖着自己的同族兄弟夏侯惇，集结了半个国家的兵力，试图南下拦截关羽。
关羽和曹操这边杀的天昏地暗，孙权这边也没有闲着。
孙权君主向来是三国之中最为务实，哪边能够有利于吴国，他便向哪边靠，在关羽和孙权撕破脸皮后，孙权顺理成章地和曹操勾搭在了一起，魏吴之间为了联合打败关羽而互相利用。
关羽势如破竹之时，危机在后方也悄悄显现。
主力北上，后方空虚，兵家之大忌。
继而后面就有了吕蒙白衣渡江，来到了关羽的后方，使得关羽的地盘一夜间如雪崩般丢失，身处前线的关羽无心再战，最后败走麦城，落得了个兵败身陨的结局。
我们往往将关羽的败走归结于后方的空虚以及用人不当，使用糜芳和傅士仁二人，不战而降敌，使得南郡落于孙权手中。
实际上，南郡和公安两处的失守并非导致荆州全线沦陷的真正原因，而是南郡、公安两地降吴后，竟然引发了一系列海啸般的连锁反应，荆州全境7郡119邑尽皆望风而投。
并且在关羽丢失根据地决意率军南下与孙权相斗夺回荆州时，一路上军队数量越来越少，几万大军几天的时间土崩瓦解，最终在孙权的埋伏中寡不敌众而被杀害。
我们不禁有些疑惑，为何糜芳、傅士仁的倒戈会造成荆州全境降敌的后果，为何关羽士兵欲图夺回荆州的过程中，士兵四下溃散。
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使得人们更为深入地认识了彼时荆州的真实情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读视角。
剧照
二、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三国时期，长沙属于古荆州地界，作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其常常在考古工作中发掘出许多极具历史研究价值的文物史料。
1996年11月，长沙五一广场附近的工地上一片忙碌，这里即将建立一座外商投资的商厦。
长沙这座古城实际至秦汉以来一直未曾迁徙移动，尽管新的城市在旧的城址上不断扩张，但其城市中心的大概位置一直在五一广场一带。
17日时，在该工地搞发掘工作的考古人员路过工地正在挖掘的蓄水池时有了意外的发现，蓄水池挖出的淤泥之中显露出一篇带有文字的木板。
带文字的文物是考古研究当中极为重要的发现，考古人员慌忙向上级汇报，并且立刻停止了该区域的施工。
考古团队的仔细查看后发现了这是三国时期吴国的文物。
经过一系列的抢救发掘，最终发现了大约十四万片的木片，这种木片称之为简牍，是一种用来记录的文书档案。
走马楼吴简便是当时孙吴当地的政府机构用来记录的一种档案形式，在地底下历经一千七百多年的岁月变迁，再次重现人间。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些竹简记载了当时吴国荆州地区下属各郡县的赋税、户籍、司法等情况，这一出土对于研究三国东吴时期的历史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三、推断根本原因走马楼吴简中的信息显示在公元229年之后，蜀军尽皆退出了长沙，恰好与史料所记载孙吴杀掉关羽逼退蜀军的时间吻合，亦反证实了史料记载的真实性。
“上中下品户数薄。其七户为上品，其一百一十九户下品。”这是竹简上被发现的一段文字。
专家们通过研究可以大概得知如下的信息，在彼时荆州城内的百姓被分为三类，对应着上中下三品，其中上品的意思即为富户，下品也就是普通穷苦的百姓。
深入研究相关的竹简信息后发现，在关羽雄踞荆州时期，荆州地区穷苦人民的户数占到了约莫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二，并且富户与穷户之间的财产数额差距极大，贫富差距极为严重。
更为严峻的是，在关羽尚且掌握荆州的时候，富户和穷户之间虽有矛盾，但却井水不犯河水，而在关羽出兵征伐曹魏的同年，上品和下品之间就爆发了严重的冲突。
可见关羽掌管荆州之时，表面上太平，实际上早已暗流涌动，荆州内部社会矛盾那时已颇为激烈。
荆州的内部问题如此严峻，关羽却依然欲图带兵征讨，这自然便留下了安全隐患，并且给孙吴、曹魏带来了机会。
我们知道荆州其实一开始是刘表的地盘，建安十三年的时候，曹操起兵南征想要一统全国，这时候刘表已经死了，刘表的次子刘琮投降曹操。
赤壁大战后，刘琦成为了荆州牧，但是刘琦不久后就病死了，刘备才被一众人推举成为荆州牧。
但是，刘备在接替刘琦的位置后，实际上他和原刘表手下的荆州水军、臣僚就已经出现了一些矛盾，毕竟在刘表在世时期这些人就一直认为刘备有窃取荆州的意图。
这意味着实际上刘备关羽在荆州的统治根基并不深厚。
这也就为后面荆州军队的叛逃埋下了伏笔，以走马楼吴简上的内容为证：“军故吏，东阳里，增丁一万。建安二十四年，秋，叛出走。”
这句的意思是在东阳里，关羽在荆州当地招募了一万军队，但是等到建安二十四年的时候，也就是关羽北伐那一年，这些当地招募的士兵全部都叛逃了。
综合判断，在关羽北伐后，荆州的内部问题给了孙吴方面施展的契机，首先是荆州的驻守的将领们与关羽皆有一定的旧隙，而荆州内部的百姓们也并不安稳，时刻预备着爆发冲突。
因而在吕蒙携军秘密渡江以后，甚至都没有什么激烈的战斗，仅仅派遣虞翻做说客去劝说一番，傅士仁、糜芳等一众将领就都投降了。
并且吕蒙偷袭荆州以后，对于当地的人民更是以礼相待，秋毫无犯，给予种种抚恤，安稳民心，当地人民也就压根没什么反抗了。
就好像推翻了荆州的多米诺骨牌，荆州属地尽皆降敌，
吴简上记载曰：“羽使人与蒙相闻，羽人还，私相闻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
也就是说，在吕蒙偷袭荆州以后，关羽派遣下属前去质问吕蒙，下属回来以后，私下之间相互交流，知道士兵们的家眷大都安然无恙，而后就都丧失了斗志了。
《三国志》中有相关的记载，“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
刘备让关羽、诸葛亮等人据守荆州，自己则率领数万尖锐士兵进入了益州。
因而关羽北伐前大肆征兵，其所征的大多都是荆州本地的民兵，荆州是交通要道，四战之地，各方势力都曾经在荆州统治过一段时间。
这些势力来了去，去了来，百姓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忠诚于他们，只求他们不祸害人就行，毕竟生逢乱世，市井小民的愿望无非就是能够安稳生活，有一栖息之地。
回过头来，关羽的士兵大多为荆州本地士兵，其大多一家老小都是在荆州的。
由于荆州当时实际上尖锐的内部矛盾，民众上下品之间冲突不断，吕蒙瞅准这个机会，在入荆州后及时抚慰各方民众，深得民心，荆州城四方皆降。
而关羽的军队中，这些土生土长的荆州士兵们本就不情愿抛妻弃子长途跋涉去搞什么北伐，听闻吕蒙对自己的亲人都这么好，自然就斗志全无，纷纷跑回荆州城去了。
吕蒙手段高明就高明在瞅准机会巧妙地缓解了荆州的内部问题，这使得本就在荆州根基不深的关羽，直接在吕蒙入城后变成了一个荆州的局外人。
历史从来都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糜芳与傅士仁的倒戈只是压垮荆州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内部早已日益激化的民生问题或许才是关羽失荆州的根本原因。
四、关羽之死给蜀汉造成的尴尬关羽失荆州对于蜀国的打击无比巨大，甚至可以说关羽之死称得上是蜀国由盛转衰的标志。
《隆中对》中可以看出诸葛亮对于蜀汉的预先策划，“外结孙权”“内修整理”，等待“天下有变”从荆州、益州发兵夹击魏国。
关羽原本应当要做的是“内修政理”“外结孙权”。
但从荆州日益激化的内部矛盾来看，关羽并未做到“内修政理”，从孙权联合曹操偷袭荆州来看，其孙权也并未结好。
事态发展不尽人意，刘备虽占益州，关羽却失了荆州，从而使得《隆中对》中所策划的第一步“跨越荆益”直接流产。
关羽之死给刘备留下了一个烂摊子，蜀汉最终都未曾找到出路，依然走上了覆灭的道路。
结束语关羽之失荆州，绝非仅仅是由于“大意”所致，“失荆州”是大势之所趋，即使吕蒙未曾进行渡江偷袭的行动，荆州内部恐怕也要由于种种暴动而易主，荆州仍然是“难逃一失”。
参考文献：《走马楼吴简上中下品户数簿整理与研究———兼论孙吴的户等制》《中国经济史》20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