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张云雷与高以翔这两起事件固然证明了片面追求利润而损害社会风气与人民身体健康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但是其受到关注也反映了近几年来这些长期存在问题逐步被摊开到了阳光下，为解决相关问题创造了某种前提。
近几天，文艺界又出了两件引人注目的事件。一件事是张云雷因为用下流的荤段子调侃前辈艺术家，引发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一批重要媒体的批评。另一件事是年仅35岁的台湾艺人高以翔在录制综艺《追我吧》时心脏骤停并紧急送医，最后救治无效去世。随后，这一节目旋即停播。
笔者认为，这两件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背后则有着共同的黑手，在这里就简单谈谈个人的看法，未必正确，仅供朋友们参考。
一
首先说一下张云雷的相关问题。在这件事上，网友们出现了明显两极分化的看法，一部分人赞成对于张云雷的批评，认为文艺界风气不正的情况的确该整顿。另一部分人则强烈反对，觉得讲一些“黄暴污”的东西没什么大不了，还引用周总理“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来为张云雷辩护。
其实，周总理的“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指的仅仅是艺术的种类，像川剧与京剧，戏剧与绘画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应该按人民群众的需求来发展，丝毫也没有为淫秽暴力等低级趣味辩护的意思，原文如下：
【我看到四川一个材料。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到四川说：川剧落后。得罪了四川人。当时一位同志回答：落后不落后要由四川七千万人去回答、去决定。我看这位同志很勇敢，回答得好！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上海人喜爱评弹、淮剧、越剧，要你北京人去批准干什么？领导人可以有喜好，有人爱看戏，有人爱看画，有人爱古董，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了戏说好，不一定就好，我们的话靠不住，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怎能作为标准？】
不要忘了，在解放之前相声本来就是充斥荤段子的“下九流”，正是周总理任上才支持侯宝林等一批老一辈艺术家推行相声改造，驱逐了低级趣味。如果要是周总理认为色情暴力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正常现象，那还搞相声改造干什么呢？
不过，一些人把淫秽暴力等低级趣味视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正常现象，也并非全无社会基础。说到底，恐怕是文艺界乃至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太严重了，低级趣味太普遍了。在这种“黄钟毁弃，瓦瓮雷鸣”的情况之下，张云雷的表现也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
笔者在以前的文章当中曾经谈过，卓别林在50年代同周总理会谈时就指出，新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才是生机勃勃，充满生机的，而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资本势力操控的文化艺术则是病态的，只能靠贩卖色情暴力等低级趣味来攫取利润：
【卓别林越说越兴奋:“你们的国家是新生的,有前途的,你们的人民很热爱生活,你们的艺术也是蓬蓬勃勃,充满生机的,因为你们的方向是正确的。而西方则不同,笼罩着没落的气氛,他们自己也在恐惧,他们的艺术也表现了这一点。除了色情,就是凶杀、暴力,充塞着邪恶的东西,都染上了时代病,摩登病,一片绝望情绪。我不与好莱坞合作,他们很恼火,从各方面给我施加压力,想要我听从他们的指挥棒。资本主义不仅搞经济上的垄断,文化艺术上也要搞垄断,可是艺术品不能像工业品一样,搞统一化,标准化。”
陈荒煤 陈播主编,周恩来与电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191页】
而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界乃至社会上低级趣味的大泛滥，恐怕也和某些人丢掉了毛主席周总理树立的红色文艺传统，盲目模仿好莱坞那一套西方资本势力操控的“利润至上”的模式分不开吧？
二
从这个意义上讲，高以翔同样是这种病态模式的产物。正如不少网友所指出的，其悲剧说到底“都是钱闹的”。如果不是为了一期15万的收入，高以翔肯定不会接这种明显有损健康的节目;如果不是为了增加广告费等方式攫取利润，浙江卫视相关节目组肯定也不会用这种简单的感官刺激冲高收视率。说到底，这也是文艺界片面追求市场利润，丢掉了社会价值的产物。
不过，相较之张云雷事件引发的广泛争议，高以翔之死则是一边倒的普遍同情。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健康危机”已经成为了当下中国年轻人当中普遍存在，感同身受的现象。正如《人民日报》官微评论高以翔事件时指出的：
【《中国青年报》针对18-35岁青年展开的一项调查却显示：63.6%的受访青年有过害怕看体检报告的经历，62.6%的受访青年表示平时压力大，怕体检查出问题，60.9%的受访青年坦言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健康。……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社会节奏变得越来越快，许多年轻人投入到了“自愿加班”的行列之中，不惜透支自己的健康，以大量额外工时换取更多的工作绩效。也有一些年轻人尽管不想加班，但并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只能被迫“996”，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缺乏休息、缺乏锻炼、紧张不安，都是导致年轻人健康状况恶化的负面要素。
90后不敢看体检报告：谁在损害年轻人的健康
baijiahao.baidu/s?id=1651454922273962171&wfr=spider&for=pc】
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无疑也和某个时期内一部分人盲目模仿西方，片面追求利润的发展方式有关。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工作日》一章中所指出的：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但是很明显，如果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因此，在古代，只有在谋取具有独立的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的地方，即在金银的生产上，才有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但是，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象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因此对待工人就象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尽的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在这里，不是劳动力的正常状态的维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劳动力每天尽量的耗费（不论这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决定工人休息时间的界限。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象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
简而言之，“利润至上”的模式既败坏了社会风气，也损害了人民的身体健康。近日张云雷与高以翔两起事件只不过分别是前者和后者在文艺界的当中的缩影罢了。
三
幸运的是，十八大以来中央已经对相关问题有所警觉，开始努力改变片面追求利润的病态发展方式。
以文艺界而论，前几年便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严厉的批评了文艺界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现象，明确指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
【我同几位艺术家交谈过，问当前文艺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说了两个字：浮躁。一些人觉得，为一部作品反复打磨，不能及时兑换成实用价值，或者说不能及时兑换成人民币，不值得，也不划算。这样的态度，不仅会误导创作，而且会使低俗作品大行其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人类文艺发展史表明，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不仅是对文艺的一种伤害，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而近几年来，其他社会各行各业的“996”等病态的现象也受到了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引发了多次舆论风暴。像这次高以翔猝死之后，很多媒体便批评了“996”，明确指出“工作不能以牺牲个人健康为代价，更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合理界限”：
【对许多年轻人而言，过大的工作压力与不合理的生活方式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工作压力的存在，使得许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分配给个人生活，因此只能选择在一些方面“放纵”或是“凑合”，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本身，也会影响年轻人的工作状态，使得他们更加难以耐受工作压力。为此，想要化解年轻人的“健康危机”，还需双管齐下。要解决前一个问题，更多需要的是以用人单位为主的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对年轻人而言，努力奋斗固然重要，但工作不能以牺牲个人健康为代价，更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合理界限。而要解决后一个问题，则需要年轻人自己的觉悟与反思。生活上的难处和麻烦再多，身体都是自己的本钱，选择更科学、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
90后不敢看体检报告：谁在损害年轻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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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讳疾忌医才是最可怕的，承认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个人认为，张云雷与高以翔这两起事件固然证明了片面追求利润而损害社会风气与人民身体健康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但是其受到关注也反映了近几年来这些长期存在问题逐步被摊开到了阳光下，为解决相关问题创造了某种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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