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官员选拔方式，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科举考试，也就是当时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但是科举考试是在隋朝时期才出现的，一般将隋炀帝开进士科视为科举制度的开端。
而在科举考试出现之前，各个朝代对于官员的选拔方式各有不同。
秦朝之前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也就是所谓的“父死子继”，只要祖辈上是官员，那么这个人的后代都可以继承官职。
从公元前356年开始，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商鞅主持了一场较为彻底的封建化改革运动，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
商鞅变法的目的是要实现富国强兵，主张奖励耕战，官职的大小要与取得的功劳相关联。这样一来，“世卿世禄制”就不太符合当时的机制，于是就将这个制度废除了。
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举孝廉而到了汉代时期，朝廷选拔官员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 第一种：察举
这种方式首先需要有地方官员的推荐，根据推荐的标准又分为举孝廉、举茂才和举贤良文学。
- 第二种：征辟
征辟的意思是说，需要有一个人有出彩的地方，才能被皇帝或者王公大臣看中，若是被看中就可以直接当官。
- 第三种：杂途
杂途是指除了察举和征辟以外的选拔方式，例如任子、赀补等。只要官员任职满三年的时间，就可以保举自己的一个子孙做郎官，称为任子。而赀补就是花钱买来的官，这是给有钱人提供的一种当官途径。
相比较来说，通过杂途的方式做官，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被人看不起，因为它不像举孝廉这种出自正途获得官职的，但同样也是汉代官吏选拔当中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汉代有很多著名的大臣都是举孝廉制度出身，例如萧望之、何武、公孙弘等人，也就是以道德品行作为选拔标准，这种制度和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有一定的关联。
从汉武帝之后，正统的儒家思想开始作为当时社会上的主流价值观，而儒家思想中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孝”，并逐渐形成了“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针。
纵观汉代的皇帝谥号，其中有许多带“孝”字的，汉文帝刘恒的谥号是孝文皇帝，汉景帝刘启的谥号是孝景皇帝，汉武帝刘彻的谥号是孝武皇帝。然而，这种“孝”并不仅仅局限于皇族，普通的官员和百姓也被列入其中。就像《孝经纬》中所说的“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一个人只有在家庭当中尽孝，才有可能在朝廷当中尽忠。
举孝廉制度
在《汉书·武帝纪》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从中可以看出，起初的时候，“孝”和“廉”是分开执行的两个标准，“孝”指的是孝敬尊长，“廉”指的是廉洁正直，直到后来才把这两个标准合为一体。
按照当时的规章制度，能够被举孝廉的人，必须要满足以下四个标准当中的其中一个，分别是德行高妙、学通行修、明晓法令、刚毅多略。
一般来说，推荐人通常是地方的长官或是当地有影响力的人，被推荐的人则是地方的儒生或者官员。一旦推荐成功之后，儒生可以获得一官半职，官员可以获得更高的提拔。
但是，若是被推荐的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推荐人是需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每个地区推荐的名额并不是相同的，而是按照当地的人口基数来决定的。比如，一个达到20万人口的郡县，每年可以推荐一个人；人口达到40万的，每年可以推荐两个人。若是人口不满20万，以及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那就另当别论了。
根据历史学家的统计，在西汉和东汉时期，总共约有7万多人通过举孝廉制度得到了朝廷的任用或提拔，钟离意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钟离纵囚”、“钟离委珠”等事迹更是闻名一时。
怎样判断一个人的孝和廉？根据《后汉书》中的记载，东汉有一个官员名叫钟离意，在如今的浙江绍兴一带做督邮。有一次发生瘟疫，很多官员由于害怕被传染，而不敢前往去赈灾。钟离意则不怕，他随身携带了食品和药品前往瘟疫区，许多人在他的救治下活了下来。
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开了，钟离意也因为高尚的品德而被举为孝廉，先后被朝廷提拔了两次，一直晋升到在当时的大司徒侯霸府里任职。
孝敬尊长
还有一次，钟离意接受了一项任务，负责将一批囚犯押解到河内，也就是如今的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带。当时正赶上寒冬腊月，天气寒冷，当途经弘农县的时候，钟离意就给县里的官员下发了一份公文，要求给囚犯做一些御寒的衣服。
然而，有一些官员却不乐意了，偷偷向朝廷上书弹劾钟离意。但钟离意却不怕别人打小报告，他甚至主动向汉光武帝汇报了这件事情。
看到钟离意呈上来的奏折，汉光武帝对他的行为大加赞赏，还特意表扬了一番。
得到了汉光武帝的赞赏，钟离意似乎有点得意忘形了，做出了更加匪夷所思的举动。在押解途中，他对囚犯们说：“你们都有特别想去的地方吧？我现在就让你们去，但要约定一个时间和地点，按时回来。”
汉光武帝刘秀画像
钟离意私自放囚犯们回家的行为，也是冒着非常大的风险。一旦囚犯们一去不复返，他必定要承担刑事责任，甚至还可能葬送掉自己的仕途。最终，钟离意的信任和仁慈也换来了回报，囚犯们一个个信守诺言，在规定的时间返回了规定的地点，一个人也不少。
而且，钟离意做过同样的事情还不止一次。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钟离意在堂邑县（如今的南京）担任县令。当地有一个名叫防广的年轻人，由于替父报仇而被捕入狱。就在监狱期间，他的母亲也病逝了。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身在狱中的防广悲痛不已，每天以泪洗面，不吃不睡。看到这种情形，钟离意认为，防广是一位大孝子，应该让他回家料理母亲的后事。
钟离意的属下极力劝阻说：“这可使不得，这样做实在是太不合规矩了，如果防广就此跑了，这责任怎么承担啊！”
而钟离意回答说：“囚犯是我放走的，跟你们都没关系。”
当防广回家安葬完去世的母亲之后，又回到了监狱继续服刑。钟离意将这个事情告诉了自己的上级，建议免除这位大孝子的死罪。
从对待囚犯的态度中可以看出，钟离意非常看重守孝道的人，只有守孝，才能有诚信。
汉明帝刘庄继承皇位的时候，钟离意的名声已经很大了，于是就被擢升为了尚书。在处理一件地方太守贪污的案件中，追回了贪污的上千两黄金，皇帝则下诏将这批赃款赐给大臣们。
钟离意却与其他的大臣们不同，他对汉明帝说：“我不要这些钱财。”
举孝廉出身的钟离意不仅注重孝道，而且为官清正廉洁，对百姓和囚犯怀有一颗仁慈之心，无疑是一个品德高尚的官员。
汉明帝刘庄
举孝廉制度存在的弊端举孝廉作为汉代时期最常见的一种官员选拔方式，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大批孝敬尊长和政治廉明的人，也都获得了朝廷的重用。
随着这个制度的实施，不仅扩大了汉朝的统治基础，也在社会实践中确立了以忠孝为核心的价值观。然而，由于这一要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一系列的弊端也逐渐地显露了出来。
举孝廉出身的汉代官员中，也有一些名声不好的人，在《后汉书·酷吏传》中就记载了一个酷吏，名叫阳球，酷吏指的是生性残忍、手段严酷的官吏。
阳球从小生活在一个名门望族的家庭，但他并不认同儒家学说，反而喜欢看申不害和韩非子的法家书籍。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位官员侮辱了他的母亲，他立即召集了几十个人将官员一家全部杀害，而且还没有坐牢，从此名声大噪。
阳球之所以可以免除牢狱之灾，这还要与当时的制度有关。
西汉时期，汉武帝推行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其中倡导的“春秋决狱”，就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据来判决刑事案件。
虽然阳球杀了人，但他的杀人动机是为了替母亲报仇，这是一种“孝”的体现，不仅免除了牢狱惩罚，甚至还让他做了官。
由于阳球自幼喜欢法家学说，对朝廷的典章制度非常精通，任职期间采取了严苛的判案手段。在审理宦官王甫一案的时候，阳球愤怒地拍着大腿说：“若是我做了司隶校尉，绝对不会放过王甫这种人。”
司隶校尉是当时的一种官职，主要负责监察京城和地方的官员。
后来，阳球果然如愿以偿当上了司隶校尉，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逮捕了王甫和儿子王萌，并亲自来到监狱里严刑拷打，把各种酷刑全部用了一遍。
王萌苦苦哀求说：“既然我们父子俩一定要死了，还希望对我的父亲（王甫）手下留情，让他少受一点罪。”
按照常理来说，阳球也是一个举孝廉出身的人，对于王萌提出的这种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阳球却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并回复说：“像你们这些罪恶滔天的人，死不足惜，竟然还想求情。”
说完，阳球派人堵住了王萌的嘴巴，将他和父亲王甫活活打死。更加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将王甫的尸体大卸八块，放在城门口当街示众，还挂了一个牌子，写着“贼臣王甫”。
所以说，尽管阳球是通过举孝廉当上的官职，但是他信奉的是法家思想，崇尚刑杀。而举孝廉制度是以儒家崇尚的道德标准来选拔官员的，与他信奉的法家思想不相符，这也是举孝廉制度存在的一个弊端。
在举孝廉制度刚刚确立的初始阶段，并不需要通过考试等程序，只要地方的长官推荐即可。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以弄虚作假的方式取得官职。
根据《后汉书·许荆传》一书中的记载，东汉时期，许荆的祖父许武通过举孝廉做了官，他就想让自己的两个弟弟也走这条路。所以，在兄弟三人分家的时候，许武主动挑选了家里面积最大的房子，以及土壤最肥沃的田地。但他对外宣传时却说：“都是两个弟弟礼让给我的，弟弟不争不抢，品德高尚。”
这个方法果然让两个弟弟出了名，全都通过举孝廉当了官。
直到这个时候，许武又声称：“我是牺牲了我的名声来成全弟弟的”。而且，他还拿出自己的财产分给两个弟弟，结果又获得了一片赞誉，还升了官职。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完全是许武自己精心布置的一个局，充分利用了举孝廉制度的漏洞，从而让兄弟三人全部都迈进了仕途。
以“孝廉”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也确实给朝廷挑选了许多品德过硬、孝顺清廉的官员。通过这种举孝廉制度，成功建立了当时以“忠孝”为核心的主流价值观。
在举孝廉制度的早期，其中的规则还不太完善，只需要有地方长官的推荐就可以做官。但这个标准也相对比较主观，所以就会有很多弄虚作假、沽名钓誉的事情发生，导致一些举孝廉出身的官员名不符实。
汉代时期，在民间甚至还流传着这样的童谣歌曲：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这首歌谣的意思是说，举秀才出身的官员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举孝廉出身的官员不赡养父亲，让父亲住在其它地方。
通过这首歌谣，很形象地讽刺了当时察举制当中存在的漏洞。正是由于存在了太多名不符实的官员，汉光武帝则要求，一个人在被举孝廉之后，还要有一段时间的试用期，具体观察这个人的品行究竟如何。
而到了汉顺帝刘保的时候，举孝廉之后还增加了考试，实际上是从一种地方的推荐制度开始向中央的考试制度过渡了，说明这个制度本身也在不断寻求完善。
不论是汉代的举孝廉制度，还是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它们都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一种探索模式。同时，这正是由于它们自身存在着一定的弊端，才为后来的科举制度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参考文献《汉书》《后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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