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看到江西卫视播出的电视连续剧《烈火红岩》，剧中人物不论正面反面，提到江姐的名字都称“江竹yún(云)”或“竹yún(云)”，不禁摇头叹息。 我这样说，读者或许会奇怪：“江竹筠” 的“ 筠” 字，查现在的字词典，除了一个地名，不都注音为“ yún(云)” 吗，难道还有错？
是的。不仅现在的字词典，也不仅这一部电视剧，此前曾经播放过的其他有关江姐的影视及舞台剧，除了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一出话剧是用江姐小时候的名字“江雪琴”，以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拍的一部电影《在烈火中永生》之外，其他都是这样叫的。当然，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任你怎么叫，大都不往心里去；但作为江姐故乡自贡的一个学者，这却是让我耿耿于怀多少年的一个老问题。
现从三个层面略作澄清。
其一，江姐刚出生时取的小名叫雪琴，家人一般叫她“琴儿”。但从五岁发蒙读书开始，她父亲给她正式取的学名却叫“江竹君”。这，才是她的真名。一直到她被捕入狱之前，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至今存世的1940年中华职业学校发给她的修业证书和她随后考入国立四川大学的入学登记表上，都写的是这个名字。所以，影视剧里既然用了她的真名实姓，就不应随意改变其读音，而该正确地念她的真名——江竹君。
其二，后来换了一个“筠”字的“江竹筠”，是她被捕入狱之后填写的一个名字。但这个略有变化的名字，和其他类型的化名不一样，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她名字的读音，因而绝无掩盖自己真名和身份的意思。江姐是被叛徒出卖才被捕的，她不可能以为改了个“筠”字，敌人就不知道抓的是江竹君了。更何况四川有个筠连县，谁都知道那“筠” 字就念“ 君” 。所以不论是敌人还是同志，从来就没有为此而发生过误会。据我分析，江姐在被捕入狱面临生死考验的关头，临时改用一个同音字“ 筠” ，除了仍可体现原名“ 竹君” 的坚韧与高洁，多半是希望以“ 筠” 之青翠，来突显一个革命者永葆青春的情怀。此外别无它意。
为什么说“筠”是“君”的同音字呢？因为在我们自贡，甚至包括整个四川，从古至今都是把这个“筠”字念成“jūn（君）”的。小时候学唐诗，晚唐诗人温庭筠的“筠”字，我们都念“ 均” 。那个从汉代就存在的四川古城“ 筠连” ，过去是州，后来是县，电台、电视台用普通话念它的名称，从来都是“ jūn连” 而不是“ yún连” 。
这就牵涉到一个地名、人名用字的规范化标准问题。按现行惯例，凡是至今还在使用的一些古地名，不论汉字简化方案有没有因简化归并而改变其中一些字的原有读音，也不论如今的普通话发音和该地名的方言读音有没有差异，都得以地名所在地的特定写法或现行读音为准。四川的“筠连”仍允许读“均”字，即是一例。自贡李宗吾故居所在地“彚柴口”的地名用字，简化字使用了半个世纪，当地门牌上的“彚”字都没有依从“彚”、“滙”二字统一简化的“汇”。原因就在于，我们那儿念这个“彚”字为“leì（累，去声）”，在这个地名的原初意义中乃“堆垒”之义（彚柴口，即“大量堆集木柴的山口”）。只有“滙”字我们才念“huì（会）”，即汇合之义。这本来也算一个显例。然而十年前，我们家乡的地名办公室等相关部门，几乎全换了年轻人主事，大约是觉得字词典上并没有列入“彚”字的异读音，就硬把它简化成了“汇”，并重新更换了门牌。当地居民至今提起这事，还指着改成“汇”字的新门牌抱怨说：“把我们的地名读音都整错啰！”为此，由笔者担任会长的李宗吾研究会，打算在适当的时候向有关方面打报告，把这个涉及历史文化名人的地名用字恢复过来，正式列入当今的字词典。“筠连”因是大地名，一些新版的字词典现已专为它增设了念“jūn”的地名异读音。我们这个“彚柴口”的小地名也不该被忽视，一些大师级的学者如李宗吾、张默生、南怀瑾的著作中都曾一再提起，并作了诸多生动有趣的描述。相信在未来关于李宗吾的传记文学和长篇小说里，还会有她风姿绰约的身影。若是把她的芳名弄成一种形音皆误的汉字，岂不大煞风景！
地名用字要尊重当地传统，人名（当然主要指名人）用字也一样。钱锺书的“锺”，不可以用“鍾”与“鐘”统一简化的“钟”字（现在某些报刊和书籍这样用是不对的），而只能用专为他简化了偏旁的一个半简半繁的“锺”——这就是在写法上既要顾及偏旁的统一简化，又要尊重名人姓名用字特殊含义的一个显例。在读音上，贾平凹的“凹”必须读“wā（洼）”，不能读“aō（熬）”。国学大师陈寅恪的“恪”字，如今通行的字词典（包括现在的《词源》、《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都只注“kè”这个音；偏偏陈寅恪先生非得把它念成入声的“qò”——普通话没有这个读音，就只好以其口音来判断其与“确”字读音同，特别规定念陈大师的名字必须参照“确”字读音再翻成普通话，于是就变成了“陈寅qùe”。
其实仔细探究，陈寅恪先生对他名字读音的坚持，才真正是这个“恪”字发音的原貌；当今的文字、音韵学家和词典学家给“恪”字正音为“kè”，反倒大可商榷。因为古韵书给“恪”字标注的反切音是“苦各切”，乍看确实有点像“kè”这个音；细辨则可以发现，“恪”字的这个“苦各切”和“确”的反切音“苦角切”，其实完全一样（在古代，“角”、“各”二字大致同音）。这里最关键的是，“恪”、“确”的共同声母都是“苦”，将这两个字联系起来作比较，就可以明白 在反切的上字（即声母）为“苦” 时，都不该读成拼音字母“ k” ，而应该读“ q” 。深入地研究一下古代的反切用字，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由此可见，陈寅恪先生对自己名字发音的坚持，并非是他老先生“ 故意装怪” ，而是基于其父辈、甚至祖辈给他取名字时，他那世代书香的旧式文人家庭，对这类字词真实发音的精确审辨。这就牵涉到我们必须反思一下：对古人的某些反切用字（如“ 苦各切” 之类），若以 当 今这种正音方式去作判断是否有误？比如我刚才提到，不单是“ 恪” 和“ 确” 的声母相同， 在今天看来声母分明是“ 基（J）” 和“ 期（q）” 的大量字词，如坚、夹、交、涓，契、却、恰、歉之类，古人所标注的反切上字几乎全是“ 古（g）” 和“ 苦（k）” 。那么，这些同样情形的字词 （包括“ 确” ） ，专家们为什么并没有像死抠“ 恪” 字的“ 苦各切” 那样搞错呢？原因是，这些字词大多世世代代活在人们的口语中 ，专家们自然不会去死抠韵书里的反切字，来改变人们普遍使用的口语。但遇到像“ 恪” 这样不属于口语而较少使用的文言字词 ，就往往去死抠他们自己并没有真正弄懂的古人反切音，从而忘记了其实可以比照其他相同声母的口语字词去作判断。所以，只要 细味一下古人运用这类特异反切字之发音玄机，便不难颖悟：学者们现在还依然袭用过去没有发明汉语拼音字母时所借用的西方国际音标来对应和研究中国的传统音韵，会产生多么难以想象的 隔膜 。哦，打住，跑题了！
还是继续再说“筠”字 读音的第三个层面吧。本来，如果单就澄清江姐名字的读音而言，仅凭以上两点就足可纠正；现在加上第三点，几近“ 蛇足” 。但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索性来个寻根溯源。就像刚才提到“ 恪” 字的读音一样，这个“ 筠”其实 也并非四川人才读“ 均” 。目前其他省份的方言是不是全读“均”， 我不敢说；但从文献上看，至少在先秦至唐代的古人当中，原本就是这样读的。约成书于两千年前的《说文解字》，其“ 筠” 字的原注文总共就七个字：
“竹皮也；从竹，均声。”
这句话的意思不外乎说：“筠”，是竹的青皮，故以“竹”作偏旁；其发音略同于“均”。查《说文解字》一书的体例，凡偏旁下面的字与其读音相吻合者，就不再用直音法“读若某”来标注。我们四川人从古至今都把“筠连”的“筠”字读成“均”，岂不正可视为对《说文》原注音的一种佐证。有人或许会以为，《说文》的“某声”，是否指“声调”。错！“四声”之说，是《说文》之后四五百年的南北朝才出现的；而在《说文》的时代，连“声调”这个概念都不存在。所以，《说文》的“某声”，正是指包括后世的“声”与“韵”在内的整个读音。只有在形与声有所脱节，或遇到纯粹的象形、会意字时，《说文》才以直音法“读若某”来标注。而那上面添加的反切音，则是八九百年之后的宋人所为（详见后文）。
有人猜想，“筠连”读“均”或许只是地名才用；凡是与竹有关的“筠”字，便该另有读音吧？其实，不论地名“筠连”还是人名中的“筠”，全都“与竹有关”，都 没有脱离《说文》 的本义。四川本来就盛产竹子，筠连多竹，江姐的故乡自贡也多竹。江姐故居所在地江家湾至今翠竹环抱。当年她父亲江上林，正是有感于家门前翠竹的挺拔坚韧、高风亮节，才给江姐取名“ 竹君” 的。江姐入狱后以同音字化名“ 竹筠” ，更是与《说文》的原注相切合。唐代诗人 温庭筠的“ 筠” ，从名字的涵义来看也和竹有关——“ 庭筠 ” 者，庭前之翠竹也 。 可见， 与竹有关的“ 筠” 字， 更不应该脱离《说文》的原注音。
如今江西的高安县，唐代叫筠州，我不知道当地人提起这个唐代的州名，是否也念“均”。我还想请全国各地凡有“筠”字作地名、人名者，都能提供一些当地读音的佐证。还有，各地的有心人都不妨向一些有文化的耄耋老人请教请教：他们以前说温庭筠的“筠”是如何发音的。
我为什么特别关注这些唐代的地名、人名呢？因为问题正出在唐以后的宋代。宋代普及了印刷术，一位叫徐铉的大臣奉旨整理校注《说文解字》来出版，自然很有贡献，但也不免要出一些纰漏（包括专家们早就指出的某些反切注音的不够准确，便是其重要纰漏之一）。显然正是此公，首次在“筠”字的原注文后面增加了一个反切音“王春切”（最早编纂此书的汉代还没有发明反切音，因而不可能是汉代的许慎所为）。而徐铉增加的这个反切音，不仅和许慎原注读音及“筠”字的造字原理大相径庭。而且徐铉所加反切音“ 王春切” ，其真实发音很让人难以捉摸，似乎觉得像“ 温” 。所以稍后的《广韵》就干脆改成了“ 为赟切”。“ 赟” 读若“ 晕” ，与“ 为” 字反切的结果，也就形成了现在词典学家们认定的“ yún” 。清代段玉裁校注的版本，又恰恰漏掉了“ 筠” 字条及前后的一些条目。这正是古代典籍经辗转传抄翻刻，造成诸多错讹而此有彼无的一种现象。所谓“ 尽信书不如无书” ，此之谓也。
每一个时代的文字学家和音韵学家，都往往有他们不同程度的局限。“礼失而求诸野”，民间所代代承传的“筠”字一类真实读音，正有助于我们找回某些问题字词的原貌。
所以我的主张是，现在不能仅仅停留于给“筠连”这些地名、或再给江姐甚至温庭筠的名字“额外开恩”地正一正音；而须从根本上把这些原本就用得并不普遍的文言词语的不当现代注音，一揽子纠正过来。从而彻底终结这类文字与读音让人无所适从的乱象！
2011年5月20日下午 于北京匆草，次日再改
下面是李宗吾研究会副会长陈思逊先生提供的江姐修业证书及台湾歌手邓丽君墓碑图片，从中可见江姐本名“江竹君”和邓丽君本名“邓丽筠”，恰好都互为因果地使用了一样的同音字。
邓丽君的墓碑上清晰地刻着她的本名“邓丽筠”。
［附录］网友liaopinsan@126（廖品三）的三条评论
liaopinsan@126 2011-06-25 16:09
江姐的名字应该读作“江竹jún”
（廖品三）
江姐出生时的小名叫雪琴，从五岁读书开始，正式的学名叫“江竹君”。后来到万县工作时化名为江志炜。“江竹筠”，是她被捕入狱之后的名字。
但革命先烈江竹筠的名字目前却被普遍误读为“江竹yún”。
其实在文革前人们是没有误读的。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怀念革命先烈，由于电视的普及，对江姐名字的误读迅速遍及广播、电视、电视剧。这种误读已经影响到所有的大中小学学生，只有部分上了些年纪的人还知道应该读作“江竹jun”。
为了还革命先烈一个自己本来的名字，红学家邓遂夫先生写了两篇博文对这个问题讲得十分清楚，并指出江姐名字被误读的根子不在演艺界，而在编写各种字词典的专家们。我对邓遂夫先生的论证完全赞同，但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必须补充说明：
一个人的名字该怎么念的最终标准应该是“名从主人”，她自己说怎么念就怎么念。
虽然我们现在不可能再听到江姐的声音了，但还能通过很多事实了解到江姐自己是怎么念的。 （待续）
liaopinsan@126 2011-06-25 16:12
（续 1）
一，我所知道的情况
江姐是1949年底牺牲的，1950年我在成都上中学的时候参加过一个有关江姐的纪念会，那时江姐牺牲还不到一年，江姐的战友同志还很多，他们都念“江竹jūn”。这在我的记忆中非常深刻，所以后来听到电视中念“江竹yún”就感到特别别扭。
二，江姐的亲人和战友怎么念
一个人的名字，在她身边的人是不可能念错的！身边的人肯定和江姐自己的念法相同！
中央电视台崔永元主持的《焦点访谈》节目有一期内容是一个重庆老太太上大学。谈话中她说是江姐的战友。为了确认她说的江姐就是大家熟悉的革命先烈江姐，崔永元追问了一句：“是江竹yún ？”
老太太立刻回答说：“不，是江竹jūn 。”
崔永元很尴尬的回应了一声：“啊！”
由于我对江姐名字被误读非常敏感，因而记得很清楚。如果去问问崔永元，相信他一定也不会忘！念了错字其实不是崔永元的错，这反而让我们看到了崔永元的认真和敬业。错误是字典误导的结果！
江姐的亲人和战友现在还有，还可以继续核实。
三，江姐自己怎么念
江姐的儿子名叫彭云，一般人起名字都会避开父母名字的同音字，江姐自己不会把“筠”字念作“云”。 （待续）
liaopinsan@126 2011-06-25 16:15
（续 2）
又，在百度百科《江姐》栏目中有江姐自己谈到“江竹筠”这个名字的记载：
当她被捕的时候，敌人问她的名字，她说“我叫江志炜”。狡猾的敌人冷笑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真名叫“江竹君”。这时，江姐听到了审讯室外风吹竹林的声音，想起了家乡的竹林那种顽强。每当狂风暴雨来临，它们个个精神抖擞，毫不畏惧。即使狂风吹落它们的枝叶，暴雨折断了它们的“脊梁”，它们仍然不肯向暴风雨低头，高高地挺立着，将根深深地扎在泥土里。它们像一排排坚强不屈的士兵一样，不肯向敌人投降屈服！为了晚一点暴露身份同时又表达自己忠诚，她灵机一动，大声地呵斥敌人：“对，我是叫江竹筠。不过我那个筠，是上面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平均地权的均。那个筠字，你们不要写错了。”可谁知，这一改，竟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叱咤风云的千古英名。
十分明显，这段话中的“筠”字读音和“君”字读音相同。（完）
（今晚又贴出一篇深一层讨论此问题的博文：《江姐名字错，责任在专家》。敬请光顾，不吝赐教！——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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