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我们印象深刻的对话，和我们的记忆。
在读者面前，记者的工作是记录，是表达，是传递信息。不过，在完成这个目标之前，记者首先是一个听众。
2022 年，晚点团队共发布报道 517 篇，其中《晚点 LatePost》225 篇、《晚点财经》248 篇、《晚点 Auto》44 篇。它们由近 30 位编辑记者采访了几千位受访人得来。
短则十几分钟，长至几个小时的对话里，记者们既是信息的获取者，也是故事的倾听者，作为听众时，记者们常常共情，自己也收获了一段段特别记忆。
晚点编辑部的编辑和记者们从这一年的采访中摘取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对话。和发布的那些文章一样，这也是我们对 2022 年的记录和纪念。
时娴
今年 10 月份，我去见一位认识很久的互联网行业研究员，这位一向最爱聊业务的人，没评论什么公司战略、业务打法，也没说什么竞争格局。我问他最近在看什么公司，他称最近在上中餐学习班，从颠锅开始学，已经上了六堂课了，学会了西红柿炒鸡蛋、红烧鱼等菜式。
他挥舞着手臂，在咖啡店里给我讲颠锅的技巧和要点，“站着要稳、臂力和腕力要一起发挥”，一如他此前分析行业发展、公司竞争一样热情四溢。
今年一些时刻，股价和公司业绩基本面没啥太大关系，最热爱研究公司的人试图走入能带来确定性的地方寻找一些小小的快乐。
李梓楠
“瑞雪兆丰年。”
这是今年三月初，一个卖锂盐（锂电池的原材料）的老板说的。采访他那天，整个华北地区都在下大雪，他站在天津的雪中和我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他那天很开心，说起自己做的生意，会忍不住笑出声，他觉得他今年会发财。
他做了二十年锂盐，最困难的时候一吨货只能卖 3 万元，和我聊天时，一吨货卖 50 万元。就在采访的最后，他说，“瑞雪兆丰年。”
当时我说，“希望今年确实是个好年”。
下着大雪，听着采访对象说他要发财，我和他一块笑出声，虽然我发不了财，但他的快乐传递给我了。这可能是我职业生涯中唯一一次全程都在笑的采访。
今年之后的日子，当我坐地铁发呆的时候，还会想起一个陌生人淋着大雪讲他要发财了，这种感觉很神奇。后来有一天，他和我说，他的公司卖给了一家上市公司，他真的财务自由了。
钱杨
今年 9 月有机会采访了经济学家张维迎，他出了新书《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11 月，他出版了《回望：一个经济学家是如何长成的》），采访中，他分享了近年他最喜欢引用的几段话——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曾说：“一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有某些知识分子可能相信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会愚蠢到相信这些理念。”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写道：“事实本身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有关什么正确和有益的问题认识有误，却会改变事实和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环境，甚至有可能不但毁灭已经得到发展的个人、建筑、艺术和城市（我们早就知道，在各种类型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破坏力量面前，它们是十分脆弱的），并且会毁灭各种传统、制度和相互关系，而离开这些东西，几乎不可能出现以上成就，或使它们得以恢复。”
我在采访结束后、稿子也发表后，还是经常会回想到这些话。这两句话很深刻，有助于我理解当下的不乐观现实，比如为什么有知识的人也会反常识、反知识；为什么面对同一个事实，人们会有完全相反的理解；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达成基本共识如此困难等等。
张钦
操作 “寻梦拉美” 的稿子时，一位浙江贸易商讲他 2006 年只身前往巴西，抵达圣保罗时，只认识两个中国人：一个拿着地图的央企下海职工，一个在亚马逊雨林伐木的老乡。他住在台湾人开的东方酒店，住客都是华人，白天去外面寻找商机，夜里在酒店交换信息。
前两年他砸钱、请翻译、找销售代理公司走了不少弯路。靠眼光和运气，慢慢把生意周期磨合到能盈利，好的时候一年有几千万的销售额。前几年他在圣保罗的东方街买了个小公寓，步行就能走到圣保罗大教堂。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几乎所有采访都在线上进行。听到这位贸易商故事的那一刻，我眼前闪现过亚马逊雨林侵略性的绿色，感受到一种鲁莽、原始的生命力。
挂下电话的一个多月里，我都会想到他讲这件事时的潦草语气——他的故事在外贸群体里只算普通。过去很多年，“创新” 是无数人追逐的奖杯，高过其他很多品质，比如 “勤勉”“平实”“坚韧”，以及下决心改变的 “勇气”。采写这篇文章时，我发现，大型平台公司远赴重洋时很难有倾轧式的表现，个体贸易商的生意反倒没那么脆弱。
这一年很颠簸，兴致高是很难的事，我常常觉得自己长出了一些低低的能量，这段话是我的一小个能量补给站。
邱豪
来到晚点财经两个月里，我最主要的 “采访对象” 是 Google。大多数情况下，搜索引擎能够告诉我们一些基本信息，然后基于我们对商业逻辑的理解，将最重要的事实和判断分享给读者。但许多时候，找到那些更接近新闻源头的人，可以补充尤为珍贵的细节。
12 月初，退烧药最紧俏的时候，我们希望回答布洛芬为何紧缺、还有多久能够缓解。从公开资料中，我们知道了中国布洛芬的产能和弹性都很充足，然后又辗转联系到从药厂到药店的几位产业链人士，大致了解他们各自对药品供给恢复的判断。大约半个月后，当各地政府和药店开始向市民拆零发放药品，我又向之前采访过的一位国内最大布洛芬药厂销售经理拨通了电话，询问他药厂的近况。
“我不清楚，因为我自己也阳了，这几天在休息。”
“您还好吗，应该有足够的药可以应付吧？” 我想当然地问道。
“可以向厂里申请，但只能领到几片，都是快过期的药，还特别叮嘱了我们不能送人。”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有想到，这些按理说最接近 “资源” 的人，并没有比大家多出许多 “便利”。因为要在短时间内尽可能简洁地厘清新闻事实和背后逻辑，我的日常工作里不可避免带着许多 “偏见” 和 “标签”，但类似的认知被推翻的时刻，也足以提醒我，在将任何简化的事实和观点输出前，尽可能地呈现它更完整的面貌。
马可欣
采访提纲发过去，采访对象就消失了。十八天后的深夜，再次收到他的消息：“抱歉抱歉，（你）还在吗？” 他刚忙完。我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电脑，开始采访。
他是一位外卖骑手，97 年的，比我大一岁。他刚进深圳电子厂打工时，我念初三；一年后我升高中，他开始在地铁口卖水果；到我高三，他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后来他投入很多精力做自媒体，现在收入已经比刚做骑手时翻了好几倍，也是我收入的好几倍。
在采访的尾声，他突然问起我的大学专业，说：“如果你毕业后，找不到一个有前途的工作，你是不是宁愿宅在家里也不去上班？让你来送外卖，或者去当收银员，你会干吗？” 我想了一下，说不会。他继续说：“你跟我相比是有了很大的负担。你会认为自己辛辛苦苦读了那么多年书，如果找的工作不能彰显你的价值，你宁愿在家躺着等待机会。我不一样，我没有付出这些，只要能解决温饱，能给我带来实质性的好处，我什么都愿意尝试。”
其实他一直在做一些没有实质性好处的事情，比如接受陌生人的采访。我赞美他表达能力很强，他说因为类似的话他已经对不同的人重复了很多遍。他记不住我公司的名字，只知道我要写一篇文章。
过去一年，类似的纯粹的善意反反复复降临到我头上，我的工作得以推进。为此我无比感激。
朱丽琨
2022 年的采访中，让我比较触动的一段话来自 flomo 创始人少楠。他聊起他很喜欢的《建筑的永恒之道》这本书，分享了其中一个观点：一朵花是不能被建造出来的，你只能把它埋到土里，给它光，给它风，给它水，呵护它成长，剩下的你只能等着。
后来，我总会想起最后那半句 “你只能等着”。这听上去有点消极，毕竟我们一直被教育的是 “等待不如行动”。但真正值得做的事确实没有那么多，做完了却没有结果的时刻，不妨先等等看。
程曼祺
2018 年初，在硅谷一座别墅的车库里我坐上一辆改装 SUV，它顶着一个大花盆，那是 Velodyne 的激光雷达，一个 8 万美元。工程师载着我们在附近转了 20 分钟，他几乎全程没碰方向盘。
将近 5 年后，无人驾驶依然没有大规模商用。这可能是美好明天前最黑暗的时刻，我采访了两家无人驾驶公司创始人。
一个是做全无人测试的小马智行的楼天城和彭军。外界质疑无人测试烧钱没完没了，他们仍抱持信心。信心基于系统。楼天城描述它是 “一把能衡量自动驾驶进化速度的尺子”。在临界点到来前，他们无法向外界直观证明指数级的变化正在发生，他们告诉我这确实存在。
一个是成立之初就相信与车企合作量产才能获得足够数据的 Momenta 的曹旭东。Momenta 有两年没有拿过 1 分钱融资，但去年融资超 10 亿美元。这一段冒险到了最磨人的时刻，已在和多家车企合作的 Momenta 要从研究型组织变成能服务好客户的商业组织，技术总不是最难的，“人” 才是。AI 冒险还在继续。采访快结束时，曹旭东聊到强 AI，他想参与其中：“20 年后我才 50 多岁，这非常令人兴奋。” 大部分人不用 “兴奋” 形容 50 岁。
两家公司创始人比大部分人更有信心。悲观者正确，乐观者也不一定成功，但乐观更可能带来改变。
2018 年我试乘的那家公司是 Roadstar.ai，它早不存在了，这些年还有更多公司消失。激动人心的方向常是如此：有巨大的成功，也有等量的失败。商业得失是重要维度，但不会是全部。
管艺雯
今年 2 月和 8 月分别两次采访了泡泡玛特的创始人王宁，在数小时的对话中，他谈到希望自己公司的产品能给人带来 “美好” 的体验，不是 “多快好省” 这些，他回忆起自己很多年前在韩国一个平常的午后雨天——
2012 年秋天，我带团队去首尔仁寺洞，有一天我们坐在一家店的二楼落地窗边喝茶，桌上有很精致的盘子放着小糕点。外面下着雨挺冷，屋子里很暖和，我们看着外面熙熙攘攘的韩国人，他们穿着好看的衣服，打着透明雨伞。仁寺洞的楼都不高，两三层，落地窗正对面是一座被爬山虎包裹的楼，一半红一半绿。那一刻，你会觉得生活很美好。
不是什么让人醍醐灌顶的大道理，但我在当时以及此后时时想起来，都觉得这种单纯的感受很珍贵，尤其是 2022 年感觉未来不可知的时候。
朱凯麟
这家公司不少员工，包括管理层，私下都曾怀疑过老板打算 “跑路”。也难怪，他们口中这位老板回消息慢，经常找不到人，4 月上海封城时，他直接出国了——和不少积累了财富的人一样，送孩子到国外念书，两头跑。
不久前我去了趟上海，见到老板本人，问他，走不走？
他答：“离不开的。还是蛮感激在中国这种阶段和环境，才有可能做一些事情。”
和想象的回答不同。回神一想，是啊，为什么是他走？十几年付出心血做一家公司，做品牌，提供不俗的审美和几百个工作岗位，此地能运转下去，靠的正是他们。
12 月，原计划要再去上海采访他们一名员工，结果对方说，“你先别来了”。我吃了一惊，她随即解释，担心贸然接待北京来的客人，万一感染，会影响年底正筹备的一场重要活动。
6 月初回沪采访，和一位餐厅经理在她的店里见面，因为不能堂食，街上人群已经熙熙攘攘，但楼上只有我们两人。
她喜欢把自己当成一名客人，坐在店内各处，感受食物、风、灯光、花瓶的摆设。她投入了巨大的感情到餐厅。但那天桌上空空，鲜花全撤了。“买了就是浪费，对不对？” 不过她到底是顽强，在店门口摆一张桌子，两束鲜花一旁点缀，售卖路人拿在手里就能享用的简餐。
这一年人们经历了太多愕然和痛苦，经常是沉默、流不出眼泪的，偶尔憋不住说几句话，由我们记录下来。多数时候，话筒对准了领风气之先的经营者。在无力感袭来之时，他们知道自己避无可避，更有种责任感在身。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就这么停下来。
王海璐
今年 4 月采访一位华为的前员工，聊华为的海外 2B 业务是怎么做起来的。他说了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就是 “以客户为中心”。这句话很多人只是说说，而华为有一套方法论，研究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文化、宗教，融入到对客户的服务中去。这个事情给我的启发是，一家公司对症下药，可以征服一个国家。
我还问他，为什么大公司的战略有时候看起来前后矛盾，一会往东，一会往西。他反问，“为什么不能左右手互搏？” 大概意思是，公司做大之后，外部环境也变复杂了。有时候明明一眼看到正确的路，但必须得迂回着走。因为直接走就是走不过去，有很多敌人挡着。迂回地走，看起来好像绕远了，但是通过转换身位，把敌人都绕过去了。
在复杂环境下，大公司做着复杂决策，有的时候是策略，有的时候是无奈。我想不是每一段路绕远了都还绕回来，很多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绕进去，或者把方向感最好的向导绕走了，或者到晚了被别人抢先，整段路都白走了。
龚方毅
前几年为了更好报道地产行业和其他宏观议题，抽空读了野村综研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写的《大衰退》。辜朝明的创新在于把普通人代入宏观经济学的讨论中，解答了之前一直无法用理论很好回答的问题：为何日本利率趋近于零，企业和个人就是不愿意举债，反而是忙着还钱？相关讨论已经汗牛充栋，这里不再赘述了。
今年发生了很多特别的事情，一些经济或商业现象很像辜朝明谈论的，所以很自然地联系他专访。出乎意料的是，他很快就答应了。我们的访谈是 6 月做的，我在上海，编辑在北京，辜朝明在台北。我们谈到中国面临的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三大冲击，辜朝明的回答令人动容：
你们应该在经济快速增长周期内倾其所有来确保经济快速、高质量地增长。因为你清楚 5 年、10 年后经济增长会慢下来。
人人都想过更好的生活。我相信一部分中国人生活得比美国人更好，但若要让 14 亿人都过上这样的生活、达到第一世界的生活标准，今后 10 年至关重要。
（房价下跌后）部分业主资产可能缩水，一些开发商甚至银行也会受到影响，但它们创造的居住空间不会消失。也许五年、十年后，更多中国普通人终于有机会买入合适的房子。拥有更好的居住体验，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求。
发稿前后，和一些友人（不少是专业投资人）聊起这段访谈，我们会有些近似的反应，比如近年一些宏观政策基于也许好的初衷，但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有一些如果通过市场自发调节，可能会更好。就像辜朝明说的，“尽可能消除不确定性”。
高洪浩
今年 7 月我采访了达维律师事务所（Davis Polk & Wardwell）的全球合伙人、亚洲（日本除外）联席主管何鲤。
何鲤是第一代中概股律师，参与了中国国有企业艰难的改制与上市进程、帮助超过 130 家企业实现了全球 IPO。人类历史上最大的 10 宗 IPO 项目中，他经手了其中 4 宗，成为中国融入全球化、中美交往竞合最直接的见证者。
采访结束后，我时常想起他描述的那个 90 年代：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它们对彼此充满着好奇和友好的想象，同时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又是那样自信。在北大、在加州伯克利、在耶鲁，“全球化”“多元主义” 盛行于校园，他和同学们乐此不疲地学习着不同国家的语言、结交世界各地的朋友、感受着不同民族的文化。
30 年后的今天，民族主义高涨、全球化退潮。“中概股” 的黄金年代也将结束。但何鲤并不焦虑。他认为人最重要是找到自己认同的价值和意义。他讲起带他入行的新加坡律师陈硕茂。陈在 2011 年回国从政并加入反对党。他想告诉那里的年轻人，在这个国家也可能有变革，也有人愿意从事变革的事业。
何鲤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律师应该是倡导者，而不应该只准备文件、给别人法律性建议。他要在项目中把不同的利益统一起来，凝聚共识。”
“西西弗斯每天搬着石头往山上走，然后石头滚下来，他再搬上去。加缪（法国作家、哲学家）觉得他是幸福的，因为他支配了自己的荒诞。”
何鲤始终相信世界还是会全球化的：“人类要解决问题就需要合作，资本不可能不让它流动，思想也不可能不去交换。”
吴晓宇
记者对时间的记忆都是由一个个采访串起来的。今年印象最深的采访对象是集度 CEO 夏一平。
夏一平此前是摩拜的 CTO，摩拜被收购后本可以不用那么拼命，但他休息了一段时间后还是接了集度的职务，开始了新的创业旅程。汽车的产业链很长，造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问他目前觉得 “哪一个环节更难？”，他回复，把车从无到有造出来，只是冰山显露在海平面上面的部分。在海水下面，包括工厂、产能协调、供应链管理、建销售渠道、交付中心，这些事情的复杂度甚至超过了研发汽车本身。
新能源赛道很火，科技公司都来下场造车。但造车很难，跨界造车更难。新的一年，祝福大家。
实习生张志浩
我的 2022 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和晚点编辑部一起度过的，第一次正式以实习记者的身份具体参与到 “新闻”“采访”“稿件” 这些模糊的概念里。短短的四个月，我跟着编辑老师们采访，收获了很多特别的时刻——有时被启发到感觉全身血液加速。
十月的一天，坐在理想汽车办公室，李想说：“汽车这东西输和赢都是很本质的。” 汽车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即使在新能源车崛起的当下，车依然不可能像一些新消费品一样只靠理念成为爆款。在生命安全的要求下，产品是汽车能否站到最后的关键。
我想留下这句话作为过去一年的礼物，也作为来年的鼓励，不仅是因为它让我对行业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是因为当时的自己听到这句话时，像是被一个前辈安慰，把手搭在我肩膀上那样。
2022 年发生了太多事，我常常或愤怒或感动地想要写下一些有帮助的文字，证明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好记者。但个人的渺小、能力的不足，让我经常被打倒，偶有喘息，总是焦虑。“输和赢都是很本质的” 这句话正好出现在我又一次眼看着要把一篇稿静静活埋的时候，它让我意识到，越是重要的事越不必着急，在对的方向上一步一步走，就能在本质上进步和成长。
陈晶
在今年上百个采访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话来自原东方优播 CEO 朱宇。过去十几年，他从新东方的一位老师成为一家在线小班课公司负责人。“双减” 之后，朱宇选择一种很具体的方式继续做自己热爱的教育——去大凉山支教。他没有带着做出什么翻天覆地改变的心态，而是抱着朴素且简单的想法：哪怕能多让一个孩子更了解外面的世界，多一些看待世界的角度，就很有意义了。
我问他：“那些事情现在还会让你痛苦吗？”
他停顿了一会，语气轻松，说：“想那么多没用，现在还能做什么，去做就行了。”
过去两年，我记录了教育行业迅速到达顶峰又跌落的过程，非常能共情作为个体的从业者们的心态，不少已经成为朋友的采访对象们仍然陷在情绪中。朱宇这句简单又直接的话鼓励了我：是啊，想清楚自己还能做什么，就尽力去做吧。
采访仰仗的是陌生人的慈悲，在今天，陌生人的善意更加可贵，感谢过去一年所有接受我采访的人们。
姚胤米
6 月我采访一位在上海开连锁餐厅的老板，请他回忆起解封后第一天印象深刻的画面，他说在餐厅后厨看到 “白菜化成了水。”
做记者多年，我练就了通过采访对象的话语在脑海中建立画面的本领，但我的确想不出上面那六个字的样子。它毕竟是一个通常情况下极难看到的画面。
我深深觉得，2022 年，时间失去了它的尺度。有一段日子，每天都是一样的：早上起来从冰柜里拿出一块肉丢到水里解冻，然后工作，做饭，工作，做饭，工作，睡觉，第二天原样重复。有那么一周，密集地发生太多事，变化又多又快，丰富得像过了一个月。
需要从过去一年分享点什么的时候，我想到了 “白菜化成了水”，也想到栽在土里能活两三百年的水杉。时间永恒向前，世事变迁，植物还能记住。
贺乾明
这一年，我的重心在新栏目 TECH TUESDAY 上，主要的采访对象变成了科学家和前沿科技创业者，比如研究通用疫苗的教授、致力于可控核聚变成真的研究者 / 创业者、追踪新冠病毒的科学家。
他们研究的课题都不简单，有些现在甚至看不到希望。技术并不会自己进步，甚至还会退化。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愿意坚持和投入。
有人不在意外界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不愿意谈研究中必然的熬夜和努力，因为是 “习以为常的事情。” 也有人说：“很多人都把核聚变永远还有 50 年当做玩笑，但真正愿意投入的从业者不希望听到这些话。”
但不论他们怎样，一次次的交流后，再遇到谁跟我说一项技术异想天开或遥不可及时，我都会去争上两句，请他们多些理解，多些耐心。
他们的投入不见得会产生结果，但对于社会进步，必不可少。
曾诗雅
12 月，在新冠感染大规模到来的北京，一位三甲医院的急诊科医生告诉我，自己每一天都在做一些艰难的选择——病床就那么多，要留给谁？医生就那么几个，要先救谁？
因为实在没有病床，她曾拒绝一位消化道出血的老人，一位肺占位的病人，也曾让一位肝硬化病症稳定的病人暂时出院，病人家属在寒风里说：“出去了之后，可能下一次不知道要跑多少家医院，也找不到一个床位了。”
她从医十几年，见过很多生生死死，但是那些经历还是会像山一样压着她（后来，她经历的每一天又都比前一天更 “烈”）。有时内心实在憋得慌，她就从史书里找答案。她把找到的安慰告诉我：“人类每隔一二十年都会面对残酷问题，我们只能尽自己的所能做到最好。这是一个不能没有悲伤的世界。”
这句话说尽对现实的无能为力，却也有闪着光的勇气。
觉得人类必须面对残酷的这位医生至今仍坚守在急诊科，而我同很多人一样，在这一年的年末，真正开始体会到了 “大流行” 的含义，也开始领教一些真相的残酷。但是每每绝境处，总有人像这位医生一样 “做到自己所能做的最好”。她说得对，“这是一个不能没有悲伤的世界。” 我想应该还有后半句，“这也是一个不能没有希望的世界。”
祝颖丽
2022 年，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一位采访对象说他 “感觉一夜回到 10 年前。” 今年三四月份，阿里的股价跌到六七十元，他手上的股票价值几乎相当于公司刚上市的水平。
这句话并不特别，但他说出这句话的样子让我很难从记忆中抹掉。我们在 2021 年底见过一次，那次他意气风发，讲起公司和管理层妙语连珠，对我认识阿里巴巴这家公司非常有帮助。今年初再见到他，我感觉他的面貌完全变了，原本茂密的头发被剔成了平头，人看起来也消瘦了。
我后来经常感觉他的变化有某种典型性。2021 年，我写了阿里 P9 的失落，这是互联网行业从繁荣衰退的序幕。这个采访对象的变化可能是互联网行业、互联网公司真正走向失落深处的一个缩影。
事实上，整个 2022 年也确实如此，大公司降本增效，更多人主动或者被动离开这个行业。往回看，什么时候有了征兆、什么时候行业 “到底了”，我觉得 2022 年一定是个值得标记的时间点。
潘俊田
11月，我问一家氢能公司的创始人，他为什么要重新捡起自己 10 多年前的老本行回来创业。他的回答是，因为当时看到了政策（《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认为国家要花大钱补贴这个行业，于是赶紧辞职，成立公司。
当时不算是正式的采访，更像是他在诉苦，诉这个行业里仅有的指标很难拿到，诉干了半年却看不到公司能自我造血，还诉很多投资人拉着他要投资，他觉得浪费时间。我当时想，他这样苦，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干这行？最后的答案，就是上面他说的那样，他看到了政策，没有什么前期准备或分析就去干了（也许有但是他没有说）。
我经常和编辑讨论，很多热钱涌入的地方都会有一些 “见钱眼开” 的人，但是看到这个人的故事，就更感觉到钱的流向对人的影响。我后来一直把他作为政策制定和生活之间割裂的代表。很多人被政策和钱吸引过去，打工人可以辞职，创业者只能挣扎。
窦亚娟
今年印象最深刻是 5 月份采访特斯拉的生产工人，当时他们从家里被接到工厂里进行闭环生产。特斯拉原本并不提供宿舍，工人们就睡在办公室里、厂房里任何有空的地方，睡在地板上、瑜伽垫子上任何舒服的地方。
在采访前，我本来觉得这应该是对他们来说是很苦的一次经历。但是聊了很多人后，大部分人不觉得苦。有一个工人说，在厂里比外面还要快乐，“在外面连饭也吃不上”。还有工人告诉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发工资的那天，因为比平时高出一半。特斯拉每天给他们 400 块钱的补贴。
在外界环境不稳定时，一家企业给工人提供了一个相对有安全感的地方。幸福和安全感都是对比出来的结果，如果无缘无故地封闭生产，工人们又会是另一番心情了吧。
张家豪
今年采访了哪吒汽车 CEO 张勇，张勇之前提出车型 “垂直切换”，这在行业内不是惯常的做法。当时公司其他人也有一些不理解，我们问他如何处理这种情况，他回答：“有反对，但反对无效。”
他会把为什么这么决策给员工解释，如果还有不理解的，也先去执行。不同员工、管理者所处的业务不同，从各自的出发点去考虑问题，而 CEO 要站在公司的角度去思考。
看到过一些公司报道，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想当然地认为，公司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创始人、CEO“一言堂”。但其实大多数公司都是不够 “民主” 的，或者说这种决策方式在公司这种组织形式、在商业世界内不一定是效率最高的。
八十双手搭在船舵上，不一定比一个老手开得稳。
实习生曾兴
在晚点财经实习的半年，对世界认知是细而密的，每一个工作日都在练习如何认识商业世界、再清楚地讲述给读者。
这份工作的吸引力也在于 “每天都在开盲盒”。我看到各个行业里生存得或好或差的企业，看到脆弱又勇敢的个体。身处当下的我们难以预知未来变化，但也正是未知，值得我们期待。
沈方伟
一下子想不起来什么特殊时刻，非要说些什么的话，感谢过去一年每一个接受我采访的采访对象。
记得有采访对象说，这是自己第一次与记者打交道，本来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但看到约访理由写得很认真，决定聊一聊；记得有采访对象鼓励，请相信你们在做的事情有价值，我会支持你们；记得有采访对象陪着我们聊了近十个小时，哪怕非常疲惫也不厌其烦，接受我的好问题，也接受我的蠢问题。
记者的工作里，被拒绝是常态，经常焦虑、挫败、无力，但也经常被热心的朋友们鼓舞和治愈。我们绝大多数的选题最终能够突破和成稿，都离不开陌生人的善意，这种善意的价值不只是单纯的获取信息，也是宝贵的真诚和信任。在今天，表达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很多人可能会因此承担风险。感谢你们的同理心和勇敢表达。
我们办公室进门有一堵墙，在走廊上远远就会看到亮灯的 “晚点 LatePost”，它提醒我要对这份工作心存敬畏，对写下的文字负责。
宋玮
采访了很多人，但今年的感触瞬间不来自采访对象，来自我的同事。
当时我们正在讨论是否要操作一个选题——百人讣告，纪念在这个冬天去世的人们，记录因为疫情我们经受了怎样的沉痛代价。我有些犹豫，同事却很坚定，“它有价值，所以我们应该做。”
有价值，那就去做，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没什么可犹豫。当时便记起尼采的一句话（大意），人若有目标，便可忍受一切。
黄俊杰
年末，我和记者采访了《大脑传》作者马修·科布。如果一句话总结他写了什么，应该是：人类如何花了上千年试图理解意识何以存在，但基本上什么都不知道。
问到我们对大脑知道多少，科布教授会说 “大概 3-4%，更接近 3%”。他本人研究蛆的一颗嗅觉神经元，就花了十几年。有科学家穷尽一生，研究龙虾胃里的 30 个神经元如何工作，至今也没有完全搞清楚。而正在读这段话的大脑有 860 亿个神经元相互连接。
我：你会觉得有些遗憾么？我们都不会活到搞清楚的那一天。
科布：我肯定活不到。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非常确信我们最终会搞明白。我确信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知的——我不能证明这一点，只是基于长期经验的自信。
历史上也有类似的迷茫和停滞。但到了 19 世纪末，医师们开始相信，人体没什么是不可知的。思维也是一样，人脑再复杂，也是一些原子构成。虽然现在我完全不知道能怎么搞清楚这一切，但我坚信我们最终会完全理解它到底怎么运作，不管花几百年还是几千年。
在更大的世界，也值得多一些无法证明的信心——相信世界最终会走向正确的方向，相信星星点点的努力积攒起来能推动必须的改变，相信不论需要多长时间、经历怎样的得而复失，明天会更好。
题图来自《瞬息全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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