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去过四次大足石刻了，但每次都觉得没有看够。从晚唐节度使韦君靖到宋代密宗高僧赵智凤，大足石刻经过历代修葺，最后绽放为石刻艺术的一朵奇葩。在民间，大足石刻有“北敦煌南大足”之称。清代的大足宝顶香会盛极一时，康熙年间有《重开宝顶寺碑记》记载：“足邑三十里许有宝顶山寺，即维摩道场也。历代香火最盛，名齐峨眉。蜀人有‘上朝峨眉，下朝宝顶’之语……”
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跟着导游走马观花式的游览，很可能错过石刻里的很多精彩。对我而言，大足石刻融儒释道三教为一的包容力，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文化奇迹。
我们都知道，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分为显宗和密宗。大足石刻的诞生跟佛教密宗在四川的流传大有关系。唐朝末年，生于乐山的柳本尊在川西建道场弘扬瑜伽密教，在四川影响极大，形成川密一派。乐山、成都、安岳等地有很多的密宗道场。南宋时，大足人赵智凤传习柳本尊密教成为一代高僧，回到家乡后开始召集能工巧匠大规模兴建宝顶山石刻。大足石刻博物馆的老馆长郭相颖认为，“宝顶”就是密宗的金刚顶，是密宗金刚界僧人所造的曼陀罗道场。然而，宝顶石刻不是纯粹的密宗道场，其中混杂了儒释道三教的各种元素。宝顶石刻呈一个“U”字形，开始的第一个石像是老子，最后一个也是老子，道教的祖宗怎么跑到密宗的道场来串门儿了？这恐怕不是一个偶然的安排。
大足石刻里的道教造像
宝顶石刻里非常著名的“父母恩重经变图”是一组中国古代的生活画卷，描绘了以孝道为主题的“十恩图”，包括怀胎守护、临产受苦、产子忘忧、咽苦吐甘、推干就湿等等，生动细腻地展现了父母含辛茹苦养育儿女的经过。然而，印度佛教本身不仅没有亲情孝道之说，而且还要“入身破身”（削发、不娶妻、不生子），跟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极为冲突。孝道是儒家伦理的核心之一,儒学十三经就包括《孝经》，父子伦常亦由此而来。为了消解儒释之间的矛盾分歧，唐代僧人特意编造了伪经《父母恩重经》，想要告诉世人，佛家也讲究孝道。大足石刻里的《释迦行孝修行图》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谎言”。石刻描绘了佛祖亲自护运父亲的棺木送葬以彰显其孝道，然而，古印度奉行火葬习俗，并没有中国式棺木。史籍记载，释迦牟尼的父亲去世时，他还在菩提树下“证道”，根本来不及奔丧。
释迦抬棺行孝造像
不过，有意思的是“十恩图”中有一幅临产受苦图，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古代女性分娩的场景。画面上，一位即将临盆的孕妇挺胸凸肚站立, 身后的侍女双手扶着她,产婆屈膝挽袖准备接生，身后一个男巫师手持法器在念咒助产。由此可见，古时女性生产并非躺在床上，而是站着分娩。当然，这样的分娩方式在西医进入中国以后已经很少见，除了在现代作家萧红的小说《生死场》里还有一点隐约的线索。有一位台湾女学者以此为资料写了一篇研究古代女性分娩的论文在国际会议发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母亲临产受苦造像
“牧牛图”是大足石刻里最具农村生活气息的造像。它表现了牧童驯牛的场景，分为未牧、初调、受制、回首、驯服等十个阶段，以牛比喻人心，以牧童比喻修行人，通过图中各种驯牛的方法来表现佛门弟子降服内心、领会佛法的修行过程。雕刻开始表现了一头桀骜不驯的牛，牧童拉紧缰绳高声怒喝，说明人心难以驯服。后来，通过修行的种种阶段与考验，牛已经由放荡不羁变得温顺服帖、卧地而息；牧人则悠然自得在树阴下仰身小憩，喻意着修行人通过不断修炼达到物我两忘的禅定境界。然而，郭相颖先生指出，修行人降服内心的故事在密宗里叫“十象图”，以大象喻指人心，而不是水牛。为什么在大足石刻里出现的是水牛呢？也许因为四川人对大象太陌生，水牛则是农民们朝夕相处的动物。也有学者指出，牧牛图表现的是禅宗的渐修渐悟之道，并不是密宗的教义。看来，大足石刻即便表现佛教的思想，也还有各种宗派之间的教义融合。
我不得不感慨，大足石刻有着太强大的文化兼容力，要对这么复杂的精神世界条分缕析还真是件困难的事情。在做调查时，我从老一辈的大足人口中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在抗日战争期间，传言日本人要来轰炸大足。北山石刻有一座很高的白色佛塔容易成为轰炸目标，于是县里的名流们商量是不是用锅烟灰把白塔涂黑。但北山的高僧专程赶来告诉县长，菩萨托梦说不用刷黑白塔，日本人不会轰炸大足。就在人们将信将疑之际，日本人的飞机在大足县城上空转了几圈，居然真的没有丢下一颗炸弹就飞走了。我无意去考证这个故事的因果，只是想起了梁实秋先生的一句话：“一个道地的中国人大概就是儒道释三教合流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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