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朝廷在京师开设妓院，并派专人管理。刘辰在《国初事迹》中记载：“太祖立富乐院于乾道桥……专令礼房吏王迪管领。并沿袭两宋的酒楼制度，于富乐院之外，又建有十六楼：南市、北市、醉仙、鹤鸣、轻烟、翠柳、淡粉、梅妍、鼓腹、讴歌、来宾、集贤、重译、乐民、石城、清江，专以处俏酒歌妓者。”
“官妓的迅速扩大很快就诱导出整个社会的狎妓冶游风气。实际上，明初统治者采取了开放妓院、鼓励冶游的政治态度。”虽然明朝有“禁止文武官吏及舍人，只容商贾出入院内”的规定，如《椒园杂记》亦载“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狎妓宿娼有禁，至罢职不敛。”
但对官员招妓俏酒却没有禁止，官营妓院等级森严无法进入，“文武官吏”便出入等级较低的富乐院，由此，狎妓宿娼的风气就愈发盛行了。沈德符在《敝帚斋余谈》中记载：
“今上辛巴壬午间，聊城傅金沙光宅以文采风流，为政守洁廉，与吴士王百谷厚善，时过其斋中小饮。王因匿名蝎于曲室，酒酣出以荐枕，遂以为恒。王因是居间请托，橐为充牣。”
由此可见明代官吏的狎妓风气已蔚然成风。明朝政府有关娼妓业的设置，对整个社会狎妓的风气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的腐化败坏，影响到社会的其他阶层。
上位者大多耽于声色的享乐，荒淫无度，其他官吏更是留恋妓家，导致明代政治的混乱，文人们逐渐丧失对现实政治的热忱，或是受淫逸风气的影响，或是面临政治的迫害而选择避祸纵情。
最终，明朝的文人选择了声色欢愉作为自己纵欲的方式，他们既是狎妓风气的浸染者，也是狎妓风气的推波助澜者，明代中叶以后，娼妓业更为兴盛了。
政府禁止官吏狎妓的规定虽未落到实处，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营妓院的发展，而民间的青楼妓馆不仅没有受到冲击，反而方兴未艾。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交通便利处出现了许多商业都市，上到富商巨贾，下到小生产者以及贩夫走卒各色人等，他们财力有余，成为了嫖妓狎娼的主力。
同时，原来等级森严只承应达官显贵的教坊也向社会全面开放，朝廷从中抽取税费，于此出现了官营妓馆与民间妓馆合流的趋势。
此外，明朝为了加强对教坊乐籍的管理，对娼妓的服饰有明文规定：“教坊司乐艺，青字顶巾，系红绿裕恕。乐妓，明角冠，皂措子，不许与民妻……教坊司妇人，不许戴冠，穿措子。乐人衣服，止用明绿、桃红、玉色、水、茶褐色。徘色长乐工，俱皂头巾，杂色绦。”
由此可知，明代法律明文限制娼妓的服饰不能与一般妇女的相同，刘辰在其《国初事迹》中也有类似记载：“太祖立富乐院于乾道桥，男子令戴绿头巾，不许街道中走，止于道边左右行。或令作匠穿甲腰系红搭膊，足穿带毛猪皮靴，妓妇戴皂冠，身穿皂楷子，出入不许穿华丽衣服。”
从政府对于娼妓服饰的限制便可看出娼妓群体身份的卑微，各个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限制，连服饰都不能随意自由的搭配。
但到了明代中叶以后，奢靡之风蔓延，逾越礼制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随着嫖客对娼妓审美要求的提升，娼妓愈发重视梳妆打扮，其所用服饰也开始僭用，并影响到市井民众。
此后，娼妓在服饰方面的选择越来越倾向于奢华，不再以朴素、淡雅为主，反而追求鲜华绮丽，巧样新裁，这种转变也影响到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风气，她们以微贱的身份，赢得了世俗的艳羡与模仿，领导着都市其他女性服装的潮流，朝野上下，竞相追逐奇装异服。
明代中期以后，全国的娼妓事业以南京为盛，除此之外，各地的莺花亦为繁盛，如扬州“瘦马”、大同的“婆娘”，均为举世艳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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