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道德经”中有不少文字谈到了战争和有关战争的话，很多学者都认为，老子讲“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不该给帝王们讲如何用兵的。因为这是“有为”之举，由此可见老子的“天道”仅仅停留在理论上，遇到具体情况，他也逃不出俗世的圈子。这种判断是可以理解的，建立任何理论的目的，都应应用于实践之中，方可知其作用。“道德经”也不例外，它不是空中楼阁，其“玄之又玄”，正是从最具体的事物中才能体现出来，特别是在周末那个五霸纷争的年代，由战争引起的动乱是最大的变革，是人道与天道最激烈的对抗和冲突，是从蓄积以久的量变到社会结构发生质变的关键过程，如果回避这个问题，就是对自己理论的不自信，所以他必须申明自己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肯定不会被帝王们采用。
老子所有的有关战争的话题，实际都是他的思想在“战争”这个领域的体现，但他的观点并不适用于具体实战，可以说，他的战争观，是以人类最激烈的冲突为舞台，演出的—场最冷静的大戏，只是一场别有目的的演出，与战争并无关联，笔者称为“奇怪的战争”，是因其从根本与现实情况无关，仅为以喻述源的一种方式。我们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分析老子关于战争的思路。
一、避免用兵的国策
世上大小战事，无非三种形式，一是入侵别国，二是保卫疆土，三是平定“窝里反”。这三种方式其实都是一个目的，为了维护政权的利益。这是一种与“道”相违的极端手段，特别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荒原遍野，要民不聊生，这是老子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事。但在某种情况下，不得不面对一些严酷到关系生死的具体问题时，又该如何？
我们来看老子的一些观点：首先，他认为，不管是敌是已，引发战争的原因，唯有一个“争”字，争土地也好，争财产也好，争霸主地位也好，尽管说得天花乱坠，无为是一“私”而已。美国人要在伊拉克建立“民主”，实质也是一个利的事。当天下诸王都没有这个“争”字，自然也无战事可言。老子特别郑重声明：想当天下霸主的人，切不可有此妄想，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并非一人或一国之天下，天下兴亡更替，并非人力可定，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是自然规律，如非要打破这种规律，失败的不仅是你自己，还有无数苍生来作陪，这是下下之策。善待人民，国有难时人民才会拼死相争；不事奢华，国家才有力量保全自己；不谋别财，才不会引起邻国的敌对。执此三宝，方能国泰民安，和平长久，这是唯一不受它国之辱的方法。老子认为，“兵”对于一个国家是极其重要的，但它应当是一个国家用来自卫而不是用来侵略的武装力量。“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远。”就是这个意思。大意是说，要有精兵良将，但不是用来威胁或侵略别国，这才是真正的保卫自己的实力，是保证国家安全的唯一方法。养一支精锐部队需要大量的财力，让百姓出资养活这样一批只消耗不生产的人或装备，不是什么好事，故称“不祥之器”，但在天下尚有利益冲突的存在，维持军事实力这就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事，这就对这支武装有了较高的要求，用老子的话讲，叫做“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老子》中多次提到“正”这个字，笔者以为他所说的“正”对统治者来讲，就是“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就是“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简单地说，就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天道在人道的体现，是“无欲”的具体反映。
具体到用兵上，老子用了一个“奇”字，笔者认为不是出奇不意“奇”，不是尽量少用，而是“设而不用”。就像现代的原子弹，放在那里，其震慑作用就足以使别人不敢来冒犯，当真正用到它的时候，天下会有一个大的改观，那将是一次真正的毁灭，后果绝非人的智慧可以预料。建一支让敌人捉摸不透的军队，这支军队有足以让它国不敢侵犯的震慑力，它国也知道，这支军队绝不会去侵略别国，这才是“国之利器”，才是保卫国家的法宝。才是老子理想中的“奇”兵。
“以无事取天下”，则是对这样一个武装力量的正确使用方法，具体可分解为三个方面，“柔弱胜刚强。”：以静制动，后发制人，以柔克刚。不主动出击，以逸待劳，在保全实力的原则下方可动武。“鱼不可脱于渊”：原则上，军队最远设在边境线以内，不离本土，易于后勤支援和回防，切不可深入敌境，远离基地，那就会有供给上的危险，就像鱼离开了水。要保持补给线的畅通，是保证军队少受损失的关键。“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不暴露自己的力量，让敌人摸不清底细，从而不敢冒然侵犯。而不是大肆宣扬，那样非但吓唬不了别人，反而会让别人摸清底牌，制订相应的对策。应用此策，能够避免战争，是老子理想的胜利，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大捷”。
二、用兵的时机
前面所述“大捷”，当然是最理想的，但事情往往不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必须要主动出击，有些时候，必须要血流成河，在什么情况下用兵，就成了又一个原则。前面说过，事物进展到一定程度，就会由量变到质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是“道”的体现，如恰处这种时期，即使不得已，也不能一味默守陈规，这个时候，即使血流飘杵，也得应对，用老子的话，叫“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民国初期，国内正为谁当老大而“窝里反”，固然是不对，但当日寇的铁蹄踏进国门，如果仍然不管，那就更不对。 蒋委员长欲借日寇之刀消灭“异已”，是“以智治国”，此“国贼”之举的结果自然不会好。后来以八百万正规军不敌几十万土八路，终被赶到海岛，其病皆在抗战之初的小聪明，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不识大体，着眼于眼前利益的结果。用兵就要死人，故称“不详”，是非正常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君子所为，所以要掌握一个“度”。老子说“恬淡为上”，个人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用兵。即使开战，也要以歼敌于国门之内，退敌于国门之外即可，而不是穷追猛打，以全歼而后快。毛主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乘破竹之势的一种大气魄战略，但也是“追”而不是“歼。”这是主席的过人之处。“追”有网开一面的生路，“歼”则有狗急跳墙的危险，在自己力量的消耗上，二者大不相同。故老子取其“恬淡”，仍是一种“无为”原则下的“有为”，这与他的战争原则并无冲突。总之，用兵必须是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要适可而止，以减少自己的消耗、驱敌于国门之外为要。时机到了不动手、主动出击和穷追猛打都是满足眼前利益而招至长远损失的劣招，故不用。这就是“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的道理。君不见二战后瓜分德国的美、苏诸国，给自己在后几十年带来多少麻烦，现在又是什么结果?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三、用兵的原则
老子用兵的原则，核心是「曲则全」，在这个核心指导下，生出了一些匪夷所思的具体方法，有些地方与我们正常的理解相去甚远。笔者的理解依前所说，这“只是一场别有目的的演出，与战争并无关联”，是他“无为”论点的佐证，是一个大思路之下的书生式的比喻，故军事专家只可参考，绝不可套用，否则一战即溃。归罪老子理论误导，老子九泉之下，亦会大呼冤枉。下面把他的一些原则分列，逐一剖之，以正众听：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用兵是一件残酷而又劳民伤财的事，强大的后勤保障是保证战争胜利的必备条件，需要无数人财物力的消耗，即使仗打胜了，其自损也难计其数，所以没什么可以狂妄自得的。况胜负均人力“有为”的短暂阶段，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己，应头脑清醒，处之泰然才是。老子历来认为，活着是硬道理，人与天地齐，乃万物之灵，是自然的杰作，万不可毁伤，尤其是为了利益而不顾自身的安危，是最愚蠢的事。特别是君王之流，身先士卒，投入战事，看似英勇，实是最大程度的对“道”之法则的破坏，因为他的行止，不仅大量消耗国力和人的性命，而且给国家带了一个坏头，引起了用暴力获取别人利益的诱导，这对天下的安宁不利，更对自己国民的思维不利，故切不可行。笔者认为本节其实就是一个意思，不要去掠夺别国的利益，，才是真正保全自己的利益。这是为什么“不敢为天下先”在用兵问题上的原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君不见当今伊拉克的枭雄萨达姆? 君不见数年后美国的小布什?其理相通，万古不变，这就是“道”。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老子“三宝”，以“慈”为首，叫做“慈故能勇”，在用兵上，“慈”更成了一件至宝，不但攻守皆赢，而且与天相通。这就需要对这个“慈”有一个真正的理解。“道”有一个特征，就是“慈”。在自然界，其特征可喻为天降甘霖，泽被众生，不但无所取，而且无所弃。在人类社会，表现为“德”的一个性质，即施予不求回报，施予不分对象。上天降雨，广到山川，微至草木，无一不施，绝对公平，这是道之性质，又叫“慈德”。如果建—大棚，种些瓜果，人工为其降雨，以求硕果，这不是“慈”，说好听点儿，叫做“仁”，这不是“道”之原则，“天地不仁”就是这个意思。在人类社会，“慈”的主要对象是人，包括所有的自己人和所有的与自己为敌的人，“慈”也不是简单的施舍或容忍，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态度，即以“慈”为本，对诸事物的统一处理方式。这些方式与利益无关，也不是要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是一种我行我素、一种无奈陷于“有为”之争但超然于万事之上的“无为”之举。这种“游戏天下”的最终端，是天下共同的“归于道”，自然是大势所趋，无人可挡。但在某一阶段，对有某些不同思想的人，这种“慈”是孺弱，是无能，是不可思议，这可以理解。老子之道，本来就“与世反矣”，是一种大范畴的哲学思维方式而非具体“贴士”，如果把“慈”滥用于实战，实是误导，也是对“慈”深刻内涵的不理解。
中国近代的八年抗日，有一句著名的话，叫“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非正义的战争必以失败告终”。八年抗战结果证明了此话的正确性，但在最严酷的1941年，又有多少人相信这句话呢? 此喻也许不确，但其确实有关联。认定了大趋势，在这大趋势之下行动，这就是“慈”，这是“战则胜，守则固 ”的原因，因其合于“天道”，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称做：“天将救之，以慈卫之。”笔者曾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认为只有统治者善待子民，在遇到不测时，百姓方可倾力相助，这就是“慈故能勇”的意思，看来太浅薄了，“勇”者，是深悟了“慈”内涵后的一种行为方式，主要表现在思维上，其次才表现在行动上，因其思维方式不同，故“勇”的方式也大异常规。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
“不争之德”是“道”的又一性质，老子在讲这一性质时，引喻了用兵时的一个例子，叫“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从中可看出“不争”在具体战略上的体现。士者，国之谋臣，当以“正”佐君王，而不应鼓动君王以武力争天下，这是士之“善”。 战者，国之武装力量的统领，当以有能力在消耗最少的情况下保卫祖国而又不给邻国形成心理上的压力为要，这是战者之“善”。胜敌者，使用武力战胜对手者，却不把其技能(或力量)强加给别人，是胜敌者之“善”。，—是完善自身防卫体系，二是不给邻方以戒备侵略的压力，三是绝不搞侵略，老子认为只有这样，才是长久之道。三国诸葛孔明虽励精图治，但对刘备的“鞠躬尽瘁”的承诺却害了他，他“六出祁山”以攻为守的战略方针本不适合当时的国情，却是在一些舆论的压力下不得己的行动，要“继先帝大志，重兴汉室”的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是他对刘备的承诺，为了这种诚信，他只能放弃闭关锁国，休养生息的长期战略，而不得不为死去的先帝的理想而战。这就背离了“不争”的天理，使国力愈下，实力大减，直至国亡。这又应了老子另一句话，“夫代大匠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由此借鉴到军队建设上，它应化为：1.“不争”，即不侵略，不图利益，不“为战争而战争”，更不草菅人命。2.“向下”，即不奢华、不张扬、不特权，他们的地位与种田的农民一样，同是为了国家的和平和富裕，无分彼此。 3.“柔弱”，这是一种不给别国压力的、让人难以捉摸的表象，使别国不产生侵略的念头或有这个念头而不敢冒然进犯。实际上，在这几个原则之下，隐藏着的是一支有精兵强将的队伍，这支队伍确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能力，但它不会给任何别国造成威胁，也不会给任何别国形成压力，但足以使任何人都不可轻易冒犯，这就是老子“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水的哲学，或说是“建军原则”。自古战事，轻敌必败。
抗兵相若，哀者胜矣：两军对垒，兵力、设备、战术相等，谁能赢? 老子说，是“哀”者。“哀”字，是一个不祥的字，新华字典对此有两个解释，“悲痛”和“悼念”。古皇族中的贵妇，多以“哀家”自谓(好象有些男士也这样自称)，可见“哀”字除了新华字典的说法外，另有深意。《老子》三十九章中对侯王们以不祥之字自称，有过一种解释，如果联系上“哀”字，也许会有一些启发，使我们知道他之“哀”的准确定义。“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致誉无誉”。说得很明白，下贱是高贵的基本，同为一体，虽有高下之不同，并无实质之差别，故当以守本为要。把自己放到最低最下，实际是最高贵的品质，“道”就是以这样的形态遍布于天地之间，故才有创造和发展的动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永远把自己放在最低下的位置，不要忘乎所以，是上古圣贤对王族的期望，其中自有“不争”与“宽容”的涵义。惜这番苦心，又有多少帝王知道!联想到“哀”字，我们可以有一个感觉，“哀”者，应当有被人冒犯，被人强暴，迫不得己，没有退路，不得不为之的意思，是一种心理上的战斗力，这种力量可不是什么人都有的，他是一种最后的拚争，是万不得己的自卫，故其潜能难以预料。后来发展出来的成语，如“置死地而后生”、“背水—战”、“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等等，大概都是要被迫造成或自己主动造成这种“哀”者，因其只有生与死中的—种选择，故未战之时，从心理上就有了压倒不“哀”者的优势，这是“哀者胜矣”的唯一原因。“慈故能勇”与“哀兵必胜”有差不多的意思，只是前者是长期教育的素质，后者是被逼无奈的超常，其结果一样，这是老子对所用之兵的心理状态的要求。有这种素质的队伍，再加上—些“国之利器”，保卫好自己的家园，应当是一件并不难办的事。
老子纸上谈兵，说得是一种他之“道”在战争中的理念，这种理念在实际行为中如何具体表现，他是没有经验的，所以他借用了一位有战场经历的将军的话，把他的理念具体化，成为一种可应用的战术，这就是“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的“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战术原则。并形象地描述了在这种原则指导下，自己的军队会给敌方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印象。保卫国土的战争，自己自然是主，为什么不敢为主而为客呢?从盟主而战，是不得已，故应怯孺如客，是保全自身之慈的意思。笔者以为此言大可商蹉，主者，是首先发起战争、首先发动攻击的一方，而客者，则是不得已应对的另一方，老子认为只有不主动出击、从容应对来犯，才有在自身损失最小的前提下获得胜利的把握。这就是“以静制动”的优势。居主之地而以客自许，加之下句“不敢进寸，而退尺”也都是这个意思。不过下句之中，又增加了“后发制人”的内容，从而全面表现了老子“不争”的思想核心。
原创 老郝
来自“老地主有余粮”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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