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创作中
当学者们查阅老舍的写作笔记时发现，《四世同堂》脱稿时是整整一百章的，1950年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开始连载，但连载到第三部《饥荒》的第八十七章时，杂志突然宣布此为“大结局”。时隔不久，《饥荒》手稿散佚，《四世同堂》从此难见原貌。
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四世同堂》原著无一不是残本。
1985年，电视剧《四世同堂》在国内的热映，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老舍热。细心的读者发现，这部老舍自认为“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最初的成稿时间竟然是1948年。1951年，美国哈考特和布雷斯出版公司率先出版了《四世同堂》的英文版，取名《黄色风云》（The Yellow Storm）；同年，《四世同堂》在日本发行，引起强烈反响，全球畅销，轰动海外。
自1948年脱稿到1985年电视剧热映，中间间隔的三十七年里，为什么这部书一直默默无闻？一百章的作品又为何最后只有八十七章流传于世？迟到了三十七年、丢失十三万字的百万字巨著《四世同堂》背后，有着怎样的传奇？
妻子从北平来，带给他“一部长篇小说”
1942年初夏，暂居重庆的老舍收拾了几件简单的行李，搬到北碚的一间民房里。此时的重庆已是风雨飘摇，轰炸声、枪炮声、人们痛苦的呼号声不绝于耳，扰得老舍夜不成寐。搬去北碚那天的随记中，他描写自己当时的心情是“又一次惶惶然的背井离乡”。
小镇北碚离重庆只有五十多公里，嘉陵江的黄金水道穿城而过纵贯南北。此地面山背水，气候湿润且雨量充沛，很适合休养生息。为了躲避战乱，以复旦大学为首，重庆川东联立师范学校、教育电影制片厂等学校和机关纷纷迁来。老舍正在构思小说《火葬》，但重庆显然已经无法提供给他正常的写作环境，又兼身体很糟糕，朋友说，北碚不仅安静，没有战火侵扰，风景气候也都有助于他身体的恢复，并且告诉他，如果在北碚没有居住地，“林语堂先生在这里有一幢小洋房”，意即可借给老舍住。更重要的是，陈望道、梁实秋、张充和等一批文学大家当时都齐聚北碚，那里也算是战时世外桃源般的文学集散地了。
“忙，病，与生活不安定。”这句话出自老舍的《贫血集》，也是1942年老舍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从1938年抗战开始到1944年的这几年中，老舍几乎完全找不到写作灵感，无论是国内形势还是他本人的身体，都处在一个纷乱无序的状态里。这几年，他构思了几部大部头的小说，但没有一部能真正落笔，只是不疼不痒地写了十几个连他自己都不甚满意的短篇，收在《火车集》与《贫血集》中。
他这样记录当时的状况：“从1940年冬到现在（1944年春），我始终患着贫血病。每年冬天只要稍一劳累，我便头昏；若不马上停止工作，就必由昏而晕，一抬头便天旋地转……身体越来越坏，作品也越写越不像话！《火车》《贫血》两集中，惭愧，简直找不出一篇像样子的东西！”
雪上加霜的是，老舍搬来北碚后不久，夫人胡絜青从北平赶来，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老舍的母亲在北平去世了。1937年老舍离开济南与夫人分别时，胡絜青遵从老舍的意愿，带着三个孩子留在北平照顾老舍的母亲。老人病故后，胡絜青再无牵挂，立即辗转半年之久赶来北碚投夫。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老舍躲在相对平安的北碚，从胡絜青口中一点点得知沦陷多年的北平的生活和母亲最后的那段光景：妻儿老小在日占区做亡国奴，孩子上学还要受日本孩子的欺负；因为老舍是上了日本人黑名单的，妻子孩子都不敢以本名示人，两个孩子都改成母姓，舒济化名胡小济，舒乙化名胡小乙，一家人在刺刀下过着没有国籍和尊严的日子。
老舍每天闲下来就坐在临窗的藤椅上，点上一支烟，让妻子从头至尾详细地讲述这几年的苦日子，邻居谁谁家的儿子参了军，没几天就只有一张阵亡通知书回来；谁谁家的父亲在日本人的厂里摔断了腿，被丢在厂门口任他高一声低一声地惨叫……最早，老舍只是想从妻子的描述中回顾母亲当时的生活，体会妻子孩子那些生不如死的亡国奴生活。妻子说到她几年来照顾母亲的每一个细节，老舍一边听一边哭，一边向着北平的方向三拜九叩。
日子久了，老舍开始从妻子的回忆中挑拣出一些比较典型的人物和事件，整合、串联，然后以独角戏的样子手舞足蹈地表演给家人看，其生动逼真，就如同他本人曾在沦陷区生活过一样。胡絜青很佩服他对北平风土人情的体会和了解。有一天，她对老舍说，你应该以这个为题材写点什么，把这些东西展现给中国人看，中国人不能忘了这一段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
老舍没有立即回答，而是陷入更深的沉思之中。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他突然对妻子说：“谢谢你，你这回九死一生地从北平来，给我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我从未写过的大部头。”
老舍与夫人胡絜青及孩子
“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
在《四世同堂》的创作过程中，老舍一直很怀疑以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条件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它。他甚至已经想好了，如果自己死前还没有完成它，该找个什么样的人，像高鹗续写《红楼梦》那样，给自己的这部作品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为此，老舍在作品还未动工前就充分考虑了小说背景、出场人物及结局等，并一一标注出来。担心自己不能完成，为了方便后续作者写作，他还按照自己的构思画出一张草图。胡絜青后来在座谈会上介绍说，老舍“曾经描绘过每个人物的命运和结局……甚至画了张各家各户的房屋居住图，某个人物住的是东房还是西房，什么门，什么窗，哪里有树，哪里有花，什么花，他都标注得一清二楚”。她当时便断定这个小说的发生地应该不是老舍虚构出来的，很可能是他非常熟悉或者多次去过的一处所在。
20世纪80年代早期，老舍的后人终于按图索骥找到了这里——北京西城区小杨家胡同。这里虽然已经被改建扩建，但依稀可见老舍笔下的那些风土人情，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在作品中活灵活现。《四世同堂》中祁家所居的院子，就是这个原来叫作小羊圈胡同的地方。而这里，正是老舍的出生地。
在北碚的那几年里，老舍一家的生活朝不保夕。国家局势动荡，物价飞涨，一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而老舍又因文人的清高在怀，从不肯低三下四地委曲求全。时值乱世，国将不国，平民百姓哪有去买报纸刊物的闲钱？虽然老舍要的稿费不高，但依然很少有刊物向他约稿。
胡絜青在北碚编译馆找了个差事，月薪一石米便是全家人的口粮。穷困潦倒时，老舍甚至想放弃写作，随便找点什么事做，也好贴补家用勉强度日。他写道：“但是，一个闲散惯了的文人会做什么呢？我不能为了金钱而牺牲了写作的志愿。那么，去做公务人员吧？也不行！公务人员虽无发国难财之嫌，可是我坐不惯公事房。去教书呢，我也不甘心。叫我放下毛笔，去拿粉笔，我不情愿。我宁可受苦，也不愿改行。往好里说，这是坚守自己的岗位；往坏里说，是文人本即废物。”
老舍抗战时期在重庆北碚区天生新村的旧居
从字里行间看得出老舍的低落甚至绝望，但是幸好他还是动笔了。对作者来说，这是个堪称伟大的决定；对读者来说，则是一种莫大的幸运。
在《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的序言中，老舍不仅记录了自己当时的境况，也确定了作品的主要架构和写作计划：“一百段，每段约有万字，所以共百万字。三部，本来无须分部，因为故事是紧紧相连的一串，而不是可以分成三个独立单位的‘三部曲’。不过，为了发表与出书的便利，就不能不在适当的地方画上条红线儿，以清眉目。因此，也就勉强地加上三个副标题，曰《惶惑》《偷生》《饥荒》。”可以看出老舍在设计此书的结构时颇有雄心。可是执行起来，精神上，物质上，身体上，都有苦痛，“我不敢保险能把它写完。即使幸而能写完，好不好还是另一问题。在这年月而要安心写百万字的长篇，简直有点不知好歹”。
后来有评论者说作者的这段文字“简直有些声泪俱下”。事实也正如此：北碚虽然算得上是重庆的后花园，但是谁也说不准哪天醒来，日本人的坦克突突突地已经在街上跑了。世事不定，连温饱都成问题的老舍，身体也频频告急，旧疾愈发重了，严重的贫血让他疾走几步都会眩晕，痢疾和肠胃失调等症状也让他寝食不安，根本无法凝聚心神写作。
《四世同堂》从1944年初开始动笔，老舍原计划用两年时间完成，可是到当年年底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写作进度一拖再拖，距画上最后一个句号遥遥无期。到1945年，元旦刚过老舍就染上了疟疾，一连半个月起不了床；随后原来只在冬天才犯的头晕症，从春末夏初就开始没日没夜地折磨着他；妻子又给他生了个女娃，这让他很是兴奋了一段时间，但孩子的哭闹又让本就睡眠很浅的他痛不欲生，“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
赛珍珠为他提供了一个毫无打扰的写作环境
似乎每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都伴随着这样的苦痛，太舒服的生活无法激发出作者的斗志和作品格调上高亢的热情，人间地狱才能炼出文字里的天堂。
胡絜青坦言，是《四世同堂》的取材和主题，让老舍咬牙坚持完成它的。抗战爆发后，老舍一直身在南国，但他的心从未忘记故园晓月，故园的一切都“像一束强光，重新照亮了他心中那块最熟知、最动情的题材领地”。
抗战胜利后，无论政治还是人文，都需要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复苏和刺激，重庆也迎来了一次文艺的复兴。一些旧时文艺界的朋友纷纷来函求老舍赐文。老舍碍于情面，在《四世同堂》写作之余不得不去应付方方面面的关系和旧情。起初他还开心这样能随时有些收入缓解生活的窘境，但不久之后他就发现，这种应付的写作不仅质量不高，而且思路常常被打断，每每摊开《四世同堂》的稿子，他都很难填满“昨晚最后一笔与今天第一笔之间的缝隙”。这让刚刚进入状态的老舍不胜其烦。
彼时，第三部《饥荒》的创作已经开始。为了不受外界打扰，1945年冬，老舍公开发表题为《磕头了》的文章，称自己正赶写一部长篇小说：“朋友们，帮帮我的忙吧，别再向我索要小文！”但是没料到自己刚向国内的同行磕了头，国外的邀请又来了。
接到邀请的最直接原因是，他的《骆驼祥子》不久前以《洋车夫》为名译成英文在欧美出版，让地球另一边的读者见识了东方故都的风采，一时畅销全球。美国国务院致函中国外交部和文学联合会，邀请老舍和曹禺赴美讲学，为期一年。
身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要负责人，在抗战胜利之际接到这样的邀请——关乎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文化交流，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政治因素，老舍当然无法拒绝。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停笔，于1946年3月赴美讲学。
坏事有时候也会变成好事。因这次讲学，老舍不仅领略了美国风情，结交了众多的国际文化名人，还接到加拿大政府的邀请，在加拿大讲学一个月。在加拿大，老舍结识了著名女作家赛珍珠。这位赛珍珠女士，不仅为老舍提供了长达两年的毫无打扰的写作环境，还成就了日后《四世同堂》英文版的顺利出版。
赛珍珠
1946年底，曹禺如期结束访问讲学回国，老舍则在赛珍珠的帮助下，在纽约租了一间偏僻的公寓，心无旁骛地继续写作《四世同堂》。与此同时，赛珍珠精心地打理着《洋车夫》在美国所得的版税和再版等事项，用以支撑老舍的日常开销。就这样，1948年6月底，老舍终于创作完成了这部长达百万字的鸿篇巨制，在一个落日如血的黄昏，把手中的笔顺着敞开的窗子丢到了异国他乡的街道上。
老舍
英文版率先在美国出版
得知《四世同堂》已经脱稿，美国出版商立即约谈老舍，希望近水楼台先得月，将《四世同堂》英文本先于中文版在美国出版。而老舍的意愿则是英文版与中文版同时发行。但是国内一时之间还没有出版社肯投资，于是老舍将手稿寄回国内连载的同时，决定留在美国完成中译英的工作。
赛珍珠向老舍推荐了翻译家艾达·普鲁伊特。普鲁伊特的中文听力很好，但认识的汉字有限。为了保证翻译的质量，老舍每天傍晚亲自给普鲁伊特念自己的小说，并时不时地在手稿上做修改，后者则在打字机上边听边译。
翻译工作很顺利，老舍也得以对手稿进行完善和修改，可谓一举两得。不久，前十章翻译结束，老舍将英文稿寄给了赛珍珠。赛珍珠对其爱不释手，认为“这是人世间第一等的好文字”，并敦促老舍和普鲁伊特加快速度完成全书的翻译。1949年年底，出版社拿到前两部的英文稿，通读后决定出版。但得知尚有三分之一没有翻译后，出版社认为作品太长，无论出版成本还是读者的阅读成本都太高，希望老舍能做些删减。
老舍于是将英文版中一些略显拖沓的风景描写、人文地理描写精简掉，并删减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对话和中国地方特色中让西方人不太好理解的地方，同时把常二爷等一些次要人物一并删除，使整体结构上更符合西方人的阅读习惯和理解方式。
1951年，一部名为The Yellow Storm （《黄色风云》）的中国人的作品在美国公开出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部作品虽然精简了很多内容，但在结构上还是完整的一百章。
英文版《四世同堂》封面
消失的最后十三章
然而，这部旷世名著的中文版却遗憾地、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最后十三章，若按老舍在第一部《惶惑》的序言中设定的每章一万字计算，整整缺失了十三万字。
在中国，周而复最先在其主编的《文学》杂志上连载了这部作品。但是不知何故，1950年，第三部《饥荒》在《文学》杂志连载到第八十七章时，杂志在这一章的结尾处醒目地标注了“全文完”字样。这次连载规模不大，影响微乎其微，没有引起国内任何媒体和评论界的关注。随着“全文完”这三个字的出现，最后十三章从中国文学界的背景里彻底消失了。
《四世同堂》手稿
后世研究者翻遍了老舍和周而复的笔记、作品，都没有找到最后这十三章消失的真正原因，且二位艺术家直至去世，对这最后十三章都只字未提。“小羊圈里，槐树叶儿拂拂地在摇曳。起风了。”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读到的《四世同堂》小说里，这都是最后一句。而实际上，这只是第三部《饥荒》第八十七章的最后一句。
更令人遗憾的是，由老舍亲笔完成的这最后十三章文字的中文原稿，在不久之后被毁。就这样，一部百万字巨著的中文版原文，就像当年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临摹版有数十个版本，真迹却凭空消失一样，人间再无人有幸得见《四世同堂》中文原版完整的真貌。
小羊圈胡同老舍纪念馆
1985年，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开播，立即引起举国轰动。“短短几个月里，专题研讨会已经开过四次，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评论文章，当然，绝大多数是谈电视剧的，但谈小说的也大大超过了以前四十年的总和。”胡絜青在文章中写道。
让老舍最遗憾的，应该是这最后十三章的中文版的缺失，但若有什么能稍稍安慰老舍，也许是下面的这件事：
老舍的后人在老屋里找到了一本The Yellow Storm，应该是当年美国出版社寄给作者的样书。参照这本样书，老舍的好友马宗融之女、资深翻译家马小弥女士，在熟读多遍《四世同堂》及老舍的其他作品后，仿照老舍当时的心境和文风以及遣词造句的特点，精心准备，多方求证，重新将这最后十三章从英文译成了中文，最终恢复了全本中文版的《四世同堂》。
一部耗费了作者半生精力写就的惊世之作，历经半个世纪的辗转，终于以一个全新的、完整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并依旧以扑面而来的清新气息，让读者领略了半个世纪之前那段传奇而令国人心神俱动的一幕。
（原文《老舍与好事多磨的<四世同堂>》刊于《名人传记》2022年第1期 文/刘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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