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 林 泉
抗日战争期间，我的母校嘉兴一中（前身为“嘉兴中学”，简称“嘉中”）曾经在新塍设立分校，供初二以下学生上课。日寇平湖登陆当天，嘉中本部师生也紧急疏散至新塍，并入分校。
嘉兴沦陷前夕，在嘉中校长、爱国教育家张印通主持下作出了“应变迁校”壮举：嘉中师生从新塍分校出发，千里迁校，闯出了一条可歌可泣的“教育救国”的道路，书写了嘉兴乃至浙江教育史上的光辉一页，影响深远！
当年嘉中新塍分校初二学生查良镛（金庸）1992年曾为母校嘉中题词：“当年遭寇难，失哺意彷徨。母校如慈母，育我厚抚养。去来五十载，重瞻旧学堂。感怀昔日情，恩德何敢忘。”
那么，当年嘉中为何要设立新塍分校？设在新塍什么地方？最后结局如何？今天还能寻到踪迹吗？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总想弄个清楚。经遍查史料，多方求证，经历了辛苦、曲折、有趣的寻觅过程，终于走近了历史，寻到了踪迹。
适值母校百廿周年之庆，谨撰此文，聊表学子之心。
（一）为 何 要 设 分 校查母校校史。嘉兴一中《八十周年史稿》这样记载：“一九三七年七月，本校改称为浙江省立嘉兴中学（简称“省立嘉中”）。是年秋季，添办高中，增建三层楼一幢，计十二教室，未及竣工而抗日战争开始。于是设分校于新塍，为低年级上课之所，高年级仍留禾地，筑防空壕以避空袭。”简明扼要。
查母校老校长张印通档案。2019年11月5日，我和秀洲区政协文史委叶加先生赴嘉兴学院平湖校区档案室，见到了老校长张印通的“人生档案”。
相关资料显示：
1937年6月底，张校长奉命上庐山，参加蒋介石亲自挂帅的“庐山暑期训练团”第一期训练，编在教育组。当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训练的目的是培养抗日干部，为长期抗战作准备。蒋公亲自训话一共四、五次，每次训话前，把学员一个一个“叫出来”，点名点到。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蒋公下令抵抗。自7月10日起，许多受训的军事学员和高级将领从庐山走上前线，在军乐声中开赴战场。7月17日，蒋公在“庐山传习学舍”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对日作战全面开始。
7月18日，“庐山暑期训练团”第一期提前结束。对此，张校长有亲笔记述：“这个训练的中心要点，在我学习当时看来……以为训练我们对日准备长期抗战……因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对日形势紧张，所以提前几天结束”。
庐山受训，使张校长进一步确立了“教育救国”的理念，更加坚定了应对战争，艰苦办学的决心和信心。
据其子女回忆，张校长庐山受训回来，曾在笔记中（老校长一生留下的所有笔记本均在“文革”中销毁）提及：
“我是校长，校长是学校的灵魂，手中握着学生的命运，肩上扛着国家的未来”；
“我心里，怀着教育救国的理念，装着青年学生的理想，藏着中华民族的梦想”。铆足了劲为全面抗战作应对准备。
1937年8月13日，时局突变：淞沪战争爆发！这样一来，嘉兴瞬间接近前线，常受敌机侵扰，人心惶惶。有的学校开始停课，放假。
张校长立即采取应变措施。他通过关系（传说是通过“新塍老土地”，当时主持抗敌后援会新塍分会工作的张木舟先生）在新塍设立了分校，将初二以下（包括“师训班”）低年级学生在开学不久就安排到新塍分校，避开敌机空袭，让他们安心上课；初三、高一新生继续留在嘉兴本部，并筑防空壕，在空袭警报声中坚持教学活动。
1937年11月5日，日寇平湖登陆。浙江省教育厅电令浙北“省立各校”应变疏散，各校执行结果大多解散。只有嘉兴中学因早有“备胎”“新塍分校”而及时有序退出禾城。当日下午，张校长即率领高年级师生冒雨步行三十多里疏散至新塍，并入分校，继续上课。
（二）分 校 校 址 寻 踪嘉中新塍分校究竟设在新塍哪里？很遗憾，张校长档案资料没有提到。好在王梓良先生在《终身奉献教育的张印通先生》一文中说：民国“二十六年抗战爆发……嘉中亦向北乡之新塍借该镇之蚕种场安顿新生及师训班……”。
蚕种场，令人惊喜！可蚕种场又在新塍哪儿？
于是，我到新塍找到母校同学虞大兴。他退休后在新塍镇“镇志办”帮忙，任副主编，有这有利条件，便委托他协助调查，并建议查实后在新版《新塍镇志》中提上一笔。大兴兄一听，事关母校，事关新塍，一下子来了劲，说理当尽力而为。不久，便有了回音，说经过走访多位老人，确定蚕种场的地理位置在现新塍镇虹桥北路出名的“罗汉松王”所在地，这地方原先叫“乐善坛”。我再赶新腃，大兴兄领我到现场，将“乐善坛”遗存的古树名木——“罗汉松王”拍照留存。
值得一提的是，“乐善坛”的出现，使我想起了叶加先生在《民国贤达张木舟》一文中提到过：“……‘九一八’事变后，张木舟回到家乡……和友人在新塍开设‘兴农蚕种场’……抗战胜利后……张木舟在新塍乐善坛办蚕种场，恢复生产蚕种……”（查1998年版《新塍镇志》人物“张穆舟”，号木舟，也有相应记载）。由此证实，分校的设立，张木舟先生确实帮了大忙，出借的“蚕种场”即“兴农蚕种场”，抗战胜利后恢复生产，地点在“乐善坛”。
有意思的是，这“乐善坛”可能是后人叫别了。据当年在分校读初一的新生沈如淙回忆说，那地方叫“六禅坛”。
那是2019年12月5日下午，我通过学弟沈震拜访了他的父亲——百岁老人、离休老干部沈如淙伯父。沈老是新塍本地人，曾在“张印通先生纪念会”上亲口说过“我也是张先生的一名学生……”
这天，沈老精神很好，跟我聊了足足一个小时。关于新塍分校，他回忆说：“……考上了，当然要读书！就到嘉兴读书了……后来，日本人打进来了……张校长把我们这些初中生先转移到了我老家新塍镇……校长早就生心，那儿有个分校……那地方叫‘六禅坛’……”
“六禅坛”和“乐善坛”，两者谐音，叫别是常有的事。那么，哪个更符合历史事实呢？
一个意外收获，在沈老家里看到了另一位当事学生董民瑞写的《九十自述》的书。董民瑞也是新塍人，是当年嘉中初二学生。他在书中提到“……到1937年……嘉中迫于情势，决定将学校内迁。首站是新塍镇，地点选在东栅北郊的‘六禅坛’，该坛为道观，房舍不多，匆忙中因陋就简开了课……”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工夫”，“六禅坛”得到了当事人有文字记载的明确佐证。
2019年12月5日下午三时，嘉中学生沈如淙（左，百岁离休老干部）在家接受笔者访问时的情景（照片系其子沈震所摄）
至此，我以为新塍分校的校址可以认定了，就在当年新塍东栅北郊六禅坛（亦称“乐善坛”）的兴农蚕种场。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又发现了新的说法，有当事学生张景馨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了“大当铺”。他从江苏金山中学逃难出来，后被嘉中收留为借读生。他说：“……在新塍一家大当铺中找到了逃难中的嘉中，蒙张校长允诺，当天下午便随嘉中乘船西行……”
面对这一说法，我顿时懵了：难道分校有二个校区？
据1998年版《新塍镇志》记载，当时新塍镇共有三家当铺：三元街的“泰来当”；西北大街的“泰亨当”；问松桥西的“同和当”。哪一家呢？无法确定。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找到了当年学生“鹅”（即徐凤吾）在《寄友人》（刊1940年1月嘉中校友会旅沪分会编印的《友声》创刊号）一文中回忆说：“……从制种场搬进阴森的泰来当不久，分校也停了课，接着便听说松江失陷了，学校不得不再移动。”
毫无疑问，“制种场”即“蚕种场”，说明后来分校又从蚕种场搬到了三元街的泰来当。
1940年1月嘉中校友会旅沪分会编印的《友声》创刊号
这样，有关嘉中“新塍分校”的校址问题，终于理清，概述如下：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后，嘉兴中学为应急避险而设立了新塍临时分校。一开始设在新塍镇东栅北郊的六禅坛（亦称“乐善坛”）兴农蚕种场。后来，又从蚕种场搬到了三元街的泰来当。
经过八十多年的历史变迁，六禅坛（蚕种场）和泰来当均已毁。今天唯一还能见到的是新塍镇虹桥北路原六禅坛遗存的古树名木——罗汉松王。
六禅坛（乐善坛）遗存古树名木“罗汉松王”
（三）分 校 终 局 揭 秘揭秘一，关于嘉中决定迁校离开新塍分校的日期。史料说法不一，包括校史记载，均不太靠谱。
母校校史《八十周年史稿》记载：1937年“十一月五日……本部的全体师生转移到新塍分校。翌日……即由张印通校长及部分教师负责带领转移……”。
母校110周年《嘉中春秋》对此日期表述一致，未有异议。按此“翌日”推算，嘉中离开新塍应是当年11月6日，而很多当事人回忆在本部师生退至新塍后又呆了数天，显然，校史记载有误。
嘉兴地方文史作者徐元观老先生有《张印通率嘉中学生千里撤退纪略》（刊《秀洲文史》2015年第三期）说“于11月15日从新塍出发，为抢救青少年学子而走上了避寇的千里撤退之路”。其依据未作交待，虽接近“数天”事实，但不见出处，很难认可。
张校长亲撰《母校史略》有“当城陷前数日，印通偕员生暂退新塍，旋复西退，步行抵于潜，借地继续上课。”一个“旋”字，意即“不久”，令人猜测。
那么，嘉中究竟哪一天离开新塍？
为揭开谜底，经不懈努力，综合各方信息，终于复盘了当年迁校的决策过程——
1937年11月8日，日寇飞机对嘉兴城实施狂轰烂炸，县政府法院及国民党县党部被炸成瓦砾堆，天主教仁爱堂育婴所也被炸，惨不忍睹。城中百姓，四处逃难。此时的嘉中，一部分有家可归的师生，纷纷离校，尚有“师生百数十人”，家乡沦陷，无家可归。
学校何去何从？
必须作出决断。张校长紧急召集全体在校教职人员开会，主持议决学校出路。当时，大多数主张迁校办学，也有人主张就地解散。章克标先生认为这场战争一时胜负难料，不知何时结束，带这么多学生逃亡办学，万一出事，责任重大，无法向学生家长交待。
张校长认为“嘉兴中学不能放假，不能解散！嘉兴中学的师长不忍看着自己的学生沦陷在嘉兴当亡国奴，校长和师长有责任带领学生撤离即将沦陷的嘉兴……”。
通过民主表决，作出了事关学生命运，事关学校命运，事关“教育救国”的重大决定：迁校。
有人提出：校产怎么办？“整理好，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的寄存起来”张校长掷地有声地说：“若把校产比学生，校产是有价的，青少年学生是无价的……”
思想统一后，决定于当年11月11日下午装船，傍晚出发，离开新塍。为何选在傍晚出发？天黑敌机不易发现，相对安全。
这个日子的揭秘，全靠一位笔名为“萤”的当年学生，写了一篇《从嘉兴到丽水》的文章，发表在1940年1月张校长题词的《友声》创刊号上，文中提到当年在新塍“人心惶惶地住了几天，起先我们还想上课，然形势是越加紧张，终于在十一日下午乘船离开了这我们生活过许多时候，永远带给我们美丽回忆的新塍”。
这是最早最明确的记载，文章发表时间距离迁校仅两年多一点，且《友声》创刊号题词、编辑大都是当年亲历者。可见，这一史实，可勘校史记载之误。
揭秘二，关于校产存放去向。
嘉中作出迁校决定时，由教务处负责带领学生撤离新塍分校，由事务处负责转移存放校产。师生去向，跋山涉水，艰难到达丽水碧湖的壮举，感天动地，名闻遐迩。然有关校产去向却成了秘密，鲜有人知。
现据张校长档案中的亲笔记述，结合相关史料，整理后“透露”如下——
留存新塍之公私（师生衣物）物件，由学校事务处人员钱辅庭、陈国源负责分散存放，有的存在乡下教工家中。其中物理仪器由老校工“平湖老二”负责搬运存放在教员陈宝铨家里。“平湖老二”不幸在战时亡故。
这些校产，很多在战乱中损失，一部分尚留在陈宝铨家中，还有一部分被一所私立义务小学借用。据1998年版《新塍镇志》记载：1938年下半年，新塍镇私立正风义务小学筹建，“教学设备、用具暂借省立嘉兴二中寄存在新塍的设备”（“省立嘉兴二中”即嘉中前身）。
抗战胜利后，张印通重返嘉中，继续担任校长。有关校产，张校长托原经手陈国源及新聘事务员钮介春（新塍人）暗中调查了解，摸清情况后由学校向嘉兴专署文教科请示，并经文教科查明详情后，由嘉兴专署交新塍区公所处理，追回部分仪器和桌椅，计装一船回校。
嘉中新塍分校，存在时间虽短，但她作为嘉兴中学战时应急避险而设立的临时分校，其使命特殊，意义重大：保护了学子，抢救了人才，功不可没。
附注：作者为嘉兴一中第八十二届（1966年7月）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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