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
1949年4月27日夜晚，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包了一艘荷兰轮船“宝树云”号，携妻妾、子女、朋友、随从数十人，逃离上海，到香港避风。此后二年，他一直在港做寓公，既不愿去台湾，又不敢回大陆，最后，油尽灯枯，魂断香江。
当初蒋介石逃离上海前，曾在复兴岛最后一次召见杜月笙，再三劝诱他去台湾。杜明白，如果追随蒋介石赴台湾，结局无非是寄人篱下，势如软禁。但不去台湾，若留在上海的话，共产党能容他吗？黄炎培、章士钊等人是来做过他的工作，说中共希望他能留下，协助做好维持上海秩序的工作，可以不计前嫌。话是这么说，杜月笙毕竟心虚胆寒，怕共产党算旧帐，因为他的双手毕竟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啊！
在香港，杜与国共两党仅保持一点藕断丝连的关系，时间一长，他又觉得在政治上无所依傍，心里十分空虚。
杜月笙在香港的一个消遣是求巫问卜。香港有名的几个相士，如一成仙、赵铁口、紫虚上人等，都是杜家的座上客，他们为多得赏钱都说杜先生虽然有病，但“命不该绝，至少还要交十年的好运”，即到７３岁以后才会福寿全归。杜月笙听了这样的话，每次都很高兴，吩咐管家万墨林多付赏钱。他原本并不信这一套，现在却乐此不疲。
1950年春，杜月笙的身体略有好转，甚至还扔掉了轮椅、拐杖和氧气瓶。有人说，这同杜月笙在国共两党面前重新“吃香”有关。的确，当时人民政权已日益巩固，统一了除台湾之外的全部山河。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扶持下，也获得喘息的机会。双方开始加紧对流落在香港的著名人士做工作，争取他们的回归和支持。中共高级干部乔冠华、潘汉年一直与杜月笙保持联系，并派金山、章士钊等人赴港，劝说他返回上海。杜的一个儿子，也留在上海做联络员，时常往返沪港两地，传递信息。
对此，老谋深算的杜月笙表示，因身体欠佳暂不能回大陆。但是当遵照潘汉年“尽可能范围内多为人民服务”的指示精神办事，在香港决不从事反共活动，也不打算去台湾，并托人带口信回上海，要留在上海的门生服从人民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报效国家。
后来，台湾当局不断派人赴港，拉拢杜月笙去台，均被他婉言拒绝；无奈之下，他们拟让杜月笙在港为台湾方面做事，亦遭杜婉拒。台湾当局见杜月笙不肯与他们很好“合作”，威胁利诱也不起作用，便开始动用“神经战”，打击杜月笙，果然略有成效。
1951年4月12日，对杜月笙来说，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日子。24年前，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中，杜月笙充当了刽子手屠杀了许多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随着这一天的临近，杜月笙心中忐忑不安，夜不能寐，不知道大陆方面有何举动。一天，台湾方面忽然派人来到香港，给杜月笙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上海人民将于“四·一二”政变纪念日，举行清算大会，届时将公审黄金荣、杜月笙、杨虎等凶犯，黄杨两人自然枪决，在港的杜月笙也要被押回上海执行，不如赶快动身去台湾，否则悔之晚矣。
杜月笙虽然与中共有秘密接触，且多少知道中共方面对他的态度，料想不至于此，但来人如此言之凿凿，杜月笙心里不由得发毛。若翻老帐，他杜月笙的确是血债累累的，一连几天，杜月笙辗转床榻无法入睡，思虑着最终去留，拿不定主意，神经衰弱到了极点，直到事实证明，那是无稽之谈，心始稍安。
台湾当局一计不成，又生一计。4月下旬，杜月笙与家人在客厅进早餐时，收音机传出一条离奇的消息。消息说，据美联社驻台北记者报道，蛰居香港的青帮大亨杜月笙，摆脱中共之纠缠，已于4月23日飞抵台北，国民党军政要员赶往松山机场迎接云云。这使杜再也忍不住了。他举起手中的饭碗，“啪”地一声砸在地下，气呼呼地说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事后他获悉，此一离奇消息，也是台湾方面策划的“神经战”之一，经过几次三番的折腾，杜月笙确是更憔悴衰弱，延至７月份，竟一病不起。其后几天，杜的病情果然日趋恶化。
8月7日，杜月笙叫来秘书胡叙五，说是要口述遗嘱。他用嘶哑的嗓音，对众人说：“你们看我这个样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去了。趁现在尚有力气说话，及早录下遗嘱，不要到时悔将无及。”时家人、好友均在室内，拭泪点头。姚玉兰拿过一只枕头，塞在杜月笙背后，扶他坐好。
杜月笙这时已是两颊凹陷，脸色白中透灰，说上几句话就要大喘几口气。他闭目养了一会儿神，才缓缓说道，大意是：我已病入膏肓，行将离世，兹将所遗财产（包括现金、债券、不动产等），按具体分配方案，留给各位夫人及子女……各位继承人要努力守成，艰苦创业，云云。杜死后，据说有遗嘱三份，一为言平生志事与希望者，一为训勉儿女，一为处分财产。此即是后者。
遗嘱“处分财产”，并未涉及政治，全是遗产继承等家庭琐事。杜月笙口述一通后，叫胡叙五重读一遍，然后挣扎着签上自己的名字：“杜镛”。杜月笙立下遗嘱后，病势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体温骤升，大口喘着粗气，时而昏迷，时而苏醒，开始进入弥留状态。医生说：“杜先生不行了，肺、心、肾、脏均发病，已呈总崩溃，回生乏术，只不过拖延时间了。”
有一次，杜月笙忽然清醒，对周围说：“有事可在此时询问，我要说的话都已说了。”众人默然，姚、孟两位太太及子女，均失声而哭，甚是凄凉。
忽然，杜月笙看见站在床旁的朱某，想起曾借给他一笔款子，便瞪了他半天，一字一句说：“朱兄那里，我还有十万……”朱某未想到进入了弥留状态的杜月笙，对金钱帐目还如此清楚，连忙接上去说：“你交给我的是十万港币，不是美金啊！”杜月笙见朱某如此情急，十分不满，恶声恶气说：“是港纸，当然是港纸了。”接着，他又关照了几件家务事，才重又昏昏睡去。
杜月笙与孟小冬
14日下午，昏迷中的杜月笙又一次醒来，嘴巴蠕动了一下，想要对众人说什么，竟发不出声音来，泪水倒先流下来。
姚玉兰和小冬见状赶忙趋步上前，为杜月笙抹去眼泪。小冬劝慰道：“杜先生，你放心好了！”
稍顷，杜月笙嘴里发出“丝丝”的轻微话语声，姚玉兰俯下身去，将耳朵贴近杜的嘴唇，终于听清了杜的最后一段话：“我死后，要穿长袍马褂……，要买好一点的棺材，以后要运回上海，葬在我的生身父母旁，陪陪他们老人家……”
当天晚上，台湾“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奉命专程从台湾飞赴香港探视杜月笙。他抵达杜宅，已是深夜。
洪兰友见杜月笙脸色灰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也不敢上前，便叫陆京士向杜转达他来了。陆说：“杜先生已昏迷不醒。”
洪完成任务要紧，上前紧紧捏住杜那双干瘪枯瘦的手，“镛兄！镛兄！蒋公叫我来看您了！希望你早日康复！”大呼小叫了一通，总算把杜月笙吵醒。
杜于迷朦中，知道有人来看他。隐约说：“好，大家好！”旋又昏迷过去，此后再未醒来。
洪兰友此番来港，还带有一个神秘任务，即替杜月笙炮制“杜月笙遗嘱”。他带来了一份台湾方面拟定的所谓“杜月笙遗嘱”，一再关照：“杜先生百年后，此份遗嘱一定要立即见报。”这份所谓“政治遗嘱”，既非出自杜的授意，亦未经过杜的同意，当然算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假遗嘱。该“遗嘱”开首第一句，便是“匪祸中国……”，接下去全是胡言乱语，无非是杜月笙追随蒋介石数十年，一贯效忠“党国”，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为未能亲见台湾复兴，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深为遗憾，死不瞑目云云。
杜府上下，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不知如何处理是好。真遗嘱墨迹未干，立遗嘱人尚有一口气，就公然要废真立假，而且要大家昧着良心承认，这种事情恐怕旷古未闻，如拒绝，又怕得罪不起，接受呢，则心不甘。
可是，杜月笙死后流传最广，刊载于大小报刊的“政治遗嘱”，却与洪兰友带来的这份东西有很大出入，语气委婉了许多，虽然也同样未经杜月笙过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洪兰友将从台湾带来的“遗嘱”，交给了杜月笙秘书胡叙五，关照他重誊一份，俟杜死后，即交各大报社发表。胡为人忠厚，想想不是滋味，即与杜月笙生前友好密商，以偷梁换柱之法，将此“遗嘱”删改一过，凡涉及政治者悉行删去，计三大段。因此而文意不通者，再由人添笔润色。忙了一夜，才告完成。这样，这份遗嘱既不是杜月笙的，也不完全是洪兰友从台湾带来的，成了不伦不类的“第三者”。
1951年8月16日下午，众人正在杜府争争吵吵，哭哭啼啼，内室有人大叫：“不好了！不好了！杜先生不行了！”下午4时50分，一代枭雄杜月笙就此西归。
杜月笙病逝的噩耗传至上海后，其亲属报请有关部门批准，在上海报纸上刊登了讣告，略云：“杜月笙老先生于1951年8月16日下午5时在香港坚尼地台18号寓所寿终谨此报闻。”
（作者剑荣 摘自《上海滩》，原载于《文汇读书周报》1996.02.24第四版）
作者：剑荣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张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