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临终前说了什么(杜月笙临终实录)(1)

杜月笙

1949年4月27日夜晚,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包了一艘荷兰轮船“宝树云”号,携妻妾、子女、朋友、随从数十人,逃离上海,到香港避风。此后二年,他一直在港做寓公,既不愿去台湾,又不敢回大陆,最后,油尽灯枯,魂断香江。

当初蒋介石逃离上海前,曾在复兴岛最后一次召见杜月笙,再三劝诱他去台湾。杜明白,如果追随蒋介石赴台湾,结局无非是寄人篱下,势如软禁。但不去台湾,若留在上海的话,共产党能容他吗?黄炎培、章士钊等人是来做过他的工作,说中共希望他能留下,协助做好维持上海秩序的工作,可以不计前嫌。话是这么说,杜月笙毕竟心虚胆寒,怕共产党算旧帐,因为他的双手毕竟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啊!

在香港,杜与国共两党仅保持一点藕断丝连的关系,时间一长,他又觉得在政治上无所依傍,心里十分空虚。

杜月笙在香港的一个消遣是求巫问卜。香港有名的几个相士,如一成仙、赵铁口、紫虚上人等,都是杜家的座上客,他们为多得赏钱都说杜先生虽然有病,但“命不该绝,至少还要交十年的好运”,即到73岁以后才会福寿全归。杜月笙听了这样的话,每次都很高兴,吩咐管家万墨林多付赏钱。他原本并不信这一套,现在却乐此不疲。

1950年春,杜月笙的身体略有好转,甚至还扔掉了轮椅、拐杖和氧气瓶。有人说,这同杜月笙在国共两党面前重新“吃香”有关。的确,当时人民政权已日益巩固,统一了除台湾之外的全部山河。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扶持下,也获得喘息的机会。双方开始加紧对流落在香港的著名人士做工作,争取他们的回归和支持。中共高级干部乔冠华、潘汉年一直与杜月笙保持联系,并派金山、章士钊等人赴港,劝说他返回上海。杜的一个儿子,也留在上海做联络员,时常往返沪港两地,传递信息。

对此,老谋深算的杜月笙表示,因身体欠佳暂不能回大陆。但是当遵照潘汉年“尽可能范围内多为人民服务”的指示精神办事,在香港决不从事反共活动,也不打算去台湾,并托人带口信回上海,要留在上海的门生服从人民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报效国家。

后来,台湾当局不断派人赴港,拉拢杜月笙去台,均被他婉言拒绝;无奈之下,他们拟让杜月笙在港为台湾方面做事,亦遭杜婉拒。台湾当局见杜月笙不肯与他们很好“合作”,威胁利诱也不起作用,便开始动用“神经战”,打击杜月笙,果然略有成效。

1951年4月12日,对杜月笙来说,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日子。24年前,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中,杜月笙充当了刽子手屠杀了许多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随着这一天的临近,杜月笙心中忐忑不安,夜不能寐,不知道大陆方面有何举动。一天,台湾方面忽然派人来到香港,给杜月笙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上海人民将于“四·一二”政变纪念日,举行清算大会,届时将公审黄金荣、杜月笙、杨虎等凶犯,黄杨两人自然枪决,在港的杜月笙也要被押回上海执行,不如赶快动身去台湾,否则悔之晚矣。

杜月笙虽然与中共有秘密接触,且多少知道中共方面对他的态度,料想不至于此,但来人如此言之凿凿,杜月笙心里不由得发毛。若翻老帐,他杜月笙的确是血债累累的,一连几天,杜月笙辗转床榻无法入睡,思虑着最终去留,拿不定主意,神经衰弱到了极点,直到事实证明,那是无稽之谈,心始稍安。

台湾当局一计不成,又生一计。4月下旬,杜月笙与家人在客厅进早餐时,收音机传出一条离奇的消息。消息说,据美联社驻台北记者报道,蛰居香港的青帮大亨杜月笙,摆脱中共之纠缠,已于4月23日飞抵台北,国民党军政要员赶往松山机场迎接云云。这使杜再也忍不住了。他举起手中的饭碗,“啪”地一声砸在地下,气呼呼地说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事后他获悉,此一离奇消息,也是台湾方面策划的“神经战”之一,经过几次三番的折腾,杜月笙确是更憔悴衰弱,延至7月份,竟一病不起。其后几天,杜的病情果然日趋恶化。

8月7日,杜月笙叫来秘书胡叙五,说是要口述遗嘱。他用嘶哑的嗓音,对众人说:“你们看我这个样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去了。趁现在尚有力气说话,及早录下遗嘱,不要到时悔将无及。”时家人、好友均在室内,拭泪点头。姚玉兰拿过一只枕头,塞在杜月笙背后,扶他坐好。

杜月笙这时已是两颊凹陷,脸色白中透灰,说上几句话就要大喘几口气。他闭目养了一会儿神,才缓缓说道,大意是:我已病入膏肓,行将离世,兹将所遗财产(包括现金、债券、不动产等),按具体分配方案,留给各位夫人及子女……各位继承人要努力守成,艰苦创业,云云。杜死后,据说有遗嘱三份,一为言平生志事与希望者,一为训勉儿女,一为处分财产。此即是后者。

遗嘱“处分财产”,并未涉及政治,全是遗产继承等家庭琐事。杜月笙口述一通后,叫胡叙五重读一遍,然后挣扎着签上自己的名字:“杜镛”。杜月笙立下遗嘱后,病势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体温骤升,大口喘着粗气,时而昏迷,时而苏醒,开始进入弥留状态。医生说:“杜先生不行了,肺、心、肾、脏均发病,已呈总崩溃,回生乏术,只不过拖延时间了。”

有一次,杜月笙忽然清醒,对周围说:“有事可在此时询问,我要说的话都已说了。”众人默然,姚、孟两位太太及子女,均失声而哭,甚是凄凉。

忽然,杜月笙看见站在床旁的朱某,想起曾借给他一笔款子,便瞪了他半天,一字一句说:“朱兄那里,我还有十万……”朱某未想到进入了弥留状态的杜月笙,对金钱帐目还如此清楚,连忙接上去说:“你交给我的是十万港币,不是美金啊!”杜月笙见朱某如此情急,十分不满,恶声恶气说:“是港纸,当然是港纸了。”接着,他又关照了几件家务事,才重又昏昏睡去。

杜月笙临终前说了什么(杜月笙临终实录)(2)

杜月笙与孟小冬

14日下午,昏迷中的杜月笙又一次醒来,嘴巴蠕动了一下,想要对众人说什么,竟发不出声音来,泪水倒先流下来。

姚玉兰和小冬见状赶忙趋步上前,为杜月笙抹去眼泪。小冬劝慰道:“杜先生,你放心好了!”

稍顷,杜月笙嘴里发出“丝丝”的轻微话语声,姚玉兰俯下身去,将耳朵贴近杜的嘴唇,终于听清了杜的最后一段话:“我死后,要穿长袍马褂……,要买好一点的棺材,以后要运回上海,葬在我的生身父母旁,陪陪他们老人家……”

当天晚上,台湾“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奉命专程从台湾飞赴香港探视杜月笙。他抵达杜宅,已是深夜。

洪兰友见杜月笙脸色灰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也不敢上前,便叫陆京士向杜转达他来了。陆说:“杜先生已昏迷不醒。”

洪完成任务要紧,上前紧紧捏住杜那双干瘪枯瘦的手,“镛兄!镛兄!蒋公叫我来看您了!希望你早日康复!”大呼小叫了一通,总算把杜月笙吵醒。

杜于迷朦中,知道有人来看他。隐约说:“好,大家好!”旋又昏迷过去,此后再未醒来。

洪兰友此番来港,还带有一个神秘任务,即替杜月笙炮制“杜月笙遗嘱”。他带来了一份台湾方面拟定的所谓“杜月笙遗嘱”,一再关照:“杜先生百年后,此份遗嘱一定要立即见报。”这份所谓“政治遗嘱”,既非出自杜的授意,亦未经过杜的同意,当然算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假遗嘱。该“遗嘱”开首第一句,便是“匪祸中国……”,接下去全是胡言乱语,无非是杜月笙追随蒋介石数十年,一贯效忠“党国”,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为未能亲见台湾复兴,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深为遗憾,死不瞑目云云。

杜府上下,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不知如何处理是好。真遗嘱墨迹未干,立遗嘱人尚有一口气,就公然要废真立假,而且要大家昧着良心承认,这种事情恐怕旷古未闻,如拒绝,又怕得罪不起,接受呢,则心不甘。

可是,杜月笙死后流传最广,刊载于大小报刊的“政治遗嘱”,却与洪兰友带来的这份东西有很大出入,语气委婉了许多,虽然也同样未经杜月笙过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洪兰友将从台湾带来的“遗嘱”,交给了杜月笙秘书胡叙五,关照他重誊一份,俟杜死后,即交各大报社发表。胡为人忠厚,想想不是滋味,即与杜月笙生前友好密商,以偷梁换柱之法,将此“遗嘱”删改一过,凡涉及政治者悉行删去,计三大段。因此而文意不通者,再由人添笔润色。忙了一夜,才告完成。这样,这份遗嘱既不是杜月笙的,也不完全是洪兰友从台湾带来的,成了不伦不类的“第三者”。

1951年8月16日下午,众人正在杜府争争吵吵,哭哭啼啼,内室有人大叫:“不好了!不好了!杜先生不行了!”下午4时50分,一代枭雄杜月笙就此西归。

杜月笙病逝的噩耗传至上海后,其亲属报请有关部门批准,在上海报纸上刊登了讣告,略云:“杜月笙老先生于1951年8月16日下午5时在香港坚尼地台18号寓所寿终谨此报闻。”

(作者剑荣 摘自《上海滩》,原载于《文汇读书周报》1996.02.24第四版)

作者:剑荣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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