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文亭
从1939年起，长沙就是日军不可逾越的城市。1939年9月、1941年9月和1941年底，日军三次进攻长沙，均被国军击退。尤其是第三次长沙会战，在日军驻足于长沙城下时，周围各路国军对日军实施反包围，成功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迫使日军只能空投补给。无奈之下，日军被迫撤退，国军转入反攻，对撤退日军进行阻击、截击、尾击作战。日寇狼狈逃窜，死伤惨重。此战，日军被毙伤5万余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使身在黄山别墅的蒋介石喜笑颜开，镇守长沙的薛岳也得到了国军将领所能拥有的最高奖赏——青天白日勋章。不仅如此，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薛岳颁发了一枚独立勋章。英国《泰晤士报》也评价道：“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的决定性胜利就是华军之长沙大捷。”
长沙，中国军人的福地，更是薛岳的福地。
1944年4月，日军攻取河南，打通平汉铁路后，就将注意力集中到了长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还亲自坐镇武汉指挥全局。对于攻克长沙，第十一军军长横山勇已有了万全的准备。这一次，迎战日军的还是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
薛岳，又名仰岳，在国民党军事派系中应属粤系。早在1910年就加入中国同盟会，曾担任孙中山警卫团的营长。北伐时期在李济深第4军任师长。抗战开始后，薛岳主动请缨杀敌，率部参加了“八·一三”上海抗战。1939年代理第9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两湖和江西部分地区的防务。
以往三次长沙会战，薛岳均以“天炉战法”迎战，屡试不爽。“天炉战法”是一种“后退决战”的战术，要领就是诱敌深入，然后予以包围歼灭。所谓“天炉”就是将兵力在作战地带，布成网状的据点，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等方式，分段消耗敌军的兵力与士气，最后，把敌军“拖”到决战地区，再进行决战，一举歼灭。就长沙地区而言，从岳阳下来，近150公里的铁路沿线，却有4条河流横跨其间。薛岳便以此地复杂的地形，巧妙地排兵布阵。此战术造成日军成军以来大规模会战的惨败纪录。经此三战，指挥长沙大捷的薛岳被日本人称为“长沙之虎”。
日军三战三败，也不会不长记性。1944年5月，横山勇集中了8个师团又1个旅团的强大兵力。同时，在详细研究了之前三次长沙战役失利的原因后，拟定出一个全面包抄薛岳的作战计划。该作战方案不仅包括总体作战计划的拟订，而且具体到每一战斗的方案细则的制订，兵力配置、作战进度、后方兵站、警备以及气候与地理环境等，均作了周详的考虑和部署。
长沙会战图片
前所未有的强敌对于日军的军事集结，国军方面也不是毫无准备。军令部第二厅（情报厅）将各方情报整理分析后认为：1944年 3月中旬至5月中旬，武汉方面日军增加兵力约六七万，计约3个师团。实际情况是，日军为实现“一号作战”之湘桂战役的胜利，总共投入150个大队的兵力，比1938年武汉会战时的140个大队的兵力更大。
相比之下，国军最精锐的八个军被抽调去参与缅甸作战，总体战力大打折扣。特别是第九战区的军队，常德会战之后，战力都还没有恢复，兵员与装备严重不足。从主观上看，驻守湖南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因三战三捷而麻痹大意，以为日军“一时不敢再问津长沙”，第九战区许多高级军官都以为“日军兵力因抽调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在中国大陆力量薄弱”故而疏于防范。
5月26日，日军第十一军各部队兵分三路向鄂南、湘北之国军发起攻势。36万日军，在优势火力的支持之下扑向国军阵地，攻势之强大远远超过国军的预估。28日，在重庆军事委员会举行的最高幕僚会议上，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此番最显著之迹象，敌军质的方面虽不见甚精良，而量则普遍俱有增加，中国战场（除滇西、滇南外）现约有敌军34个师团，为武汉会战以后之最高峰。”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国军内部发生了分歧，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主张主动放弃粤汉路，退守湘桂路，在湘桂边区或桂林地区与日军决战。军令部长徐永昌则主张粤汉路沿线及两翼组织抵抗，节节抵抗消耗日军。鉴于第一战区蒋鼎文和汤恩伯在河南战场抵抗不力，迅速败退，已引起国内舆论的纷纷指责和国际舆论的讥评，如粤汉线再不战而退，必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因此，蒋介石支持了徐永昌的方案。
从纯军事的角度看，退守湘桂路，可赢得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其间可从其他战区抽调兵力，从容部署防御阵地，取胜的可能性更大。白崇禧曾形象地比喻：“鄂北与广西桂林相距约七百公里，对攻者来说，如同橡皮带一样，拉得愈长，就愈薄弱，超过了极限，就可能绷折。” 最终，蒋介石命令第九战区各部在长沙、浏阳之间与敌决战。
由于对日军的强大攻势估计不足，国军开始仅从第六战区抽调了少量部队增援，没有从其他战区调集兵力。薛岳请求抽调第三、六、四、七战区的兵力增援长沙，遭到蒋介石的拒绝。按当时中国战区的划分，鄂南、湖南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是薛岳；广西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是张发奎；广东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是余汉谋；鄂西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是孙连仲。这四个战区中，第九和第四战区是此次湘桂战役的正面战场；第七及第六战区处于战场边缘。薛岳主张在第一时间抽调邻近战区兵力肯定是有道理的，但蒋介石考虑到分属各战区的部队如临时集中于一个战区，很可能造成混乱，故而未能及时下决心。薛岳只好以第九战区现有兵力勉强迎敌。开战数天之后，蒋介石才意识到此次日军攻势之凶猛，可惜为时已晚。
长沙会战
薛岳大意失长沙日军按预定作战路线，穿过第九战区的西侧，然后冲向第四战区的中枢，以第九、第四战区国民党军为主要攻击目标。日军在制定作战计划时考虑到：攻克长沙是这次作战的关键，自应全力以赴，并认为“此次攻击，兵力雄厚”，长沙一举可破。
正因为兵力雄厚，日军从一开始就动用强大兵力：第一线部署5个师团并列于湘北、鄂南之华容、岳阳、崇阳一线，另以3个师团部署于第二线监利、蒲圻和崇阳一线，共约15万人。进攻一开始，右翼日军便渡过洞庭湖趋沅江、益阳；左翼日军从通城兵分两路，直扑平江、渣津；中央日军沿粤汉路向汨罗江推进。日军在东西约120公里，纵深约50公里的地区展开规模宏大的野战，这是薛岳没有想到的，战场之广也超出了“天炉战法”的既定范围。
不明情况的薛岳依然按照前三次长沙战役的思路，使用他看家的“天炉战法”：在湘江东、西两岸，步步阻击，消耗敌军，而将主力部署于两翼，诱敌深入后，在长沙附近围歼日军。这一沿袭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略部署，早已被日军看穿。此次日军早有防备。横山勇一反过去惯用的孤军深入的战法，以战斗力最强的骨干兵团部署于两翼，致使薛岳的外侧作战难以成功。日军还使用优势的第二线兵团保持纵深阵势，对战略要点实施重点突破。战至6月1日，日军中、左路强渡汨罗江，突破河防阵地后，分路向捞刀河、浏阳河进攻。在日军优势兵力的打击下，守军采取边抵抗边后撤的战法，撤至浏阳附近山区待机。至14日，日军相继攻占沅江、益阳、浏阳。
外侧作战不利，薛岳只好转入内线防御，而沿湘江两岸南下的日军很快进逼长沙。日军以第34、第58师、第68师一部攻击长沙，而薛岳仅以战斗兵员不过1万多人的第四军守备，守备的兵力与阵地绝不相称。无奈之下，薛岳只好命令第四军军长张德能以2个师守长沙城，以1个师守岳麓山。
岳麓山是长沙城的钥匙，耸立在湘江西侧与长沙城隔江相对。攻占岳麓山就可以居高临下，俯瞰长沙城。因此，欲守长沙必先守岳麓；岳麓失守，长沙必危。可是，守备长沙的第四军兵力实在单薄，只得派出第九师防守岳麓山，该师所有战斗兵不过3000人，而防区竟达50里之广。
6月16日，日军以优势兵力猛攻岳麓山阵地，危机之下张德能临时从长沙城抽调兵力增援岳麓山阵地，由于在战斗激烈之时仓促调动，渡江船只准备不足，反而自乱阵脚，动摇军心，导致长沙迅速失陷。情急之下，蒋介石下令枪决逃出长沙的第四军军长张德能，但仍然无法挽回湖南战局的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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